序 东邪西毒
我和廖伟棠在中国内地碰面的时间比在香港多，并且存于我们那不算真的很多的对话中（不是因为不熟，而是因为我们这两个同日不同年出生的人，其实认识得很晚），许多都是关于北京或香港的今昔交流。每次他来北京，都犹如东邪般带来一点南方的讯息。他参与的这个活动，他有感而发的那一首诗，侧面折射出我曾那么熟悉的城市之新生。而这种隔岸观火般回望香港的感觉确然有点怪异。像在谈论一个曾经亲切但现在像可有可无的朋友。如何爱一个曾经深爱如今淡漠的情人？醉生梦死倒未必，两忘江湖却相似。我身在北京上海，他来回香港和内地，我们都自觉生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又或者用我多年前的说法：在自己的城市中流亡。所以在看这一系列关于香港和内地主要以文化现象为主的文章时，最挑起我兴趣的是他用上了“波希米亚”来形容香港的某一种生活，波希米亚，带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边缘性。
我敢说这两个字眼在我们一代人心中，曾经（或甚到现在）是一种浪漫的情结。或者正是这种浪漫情结把我们各人的方位推上现今的道路。正如吸引他当年去北京的是这样的见闻：
中国原来有这么疯狂洒脱的地方，而且吊诡的就在其历史和政治的核心，我新认识的每个人都似乎在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我原来只在《巴黎，一场流动的盛宴》、《流放者的归来》、《伊甸园之门》的文字中想象过的生活，诗歌、摇滚、醉酒、爱情与决斗，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着。于是我日夜谋划，年年去北京，2001年索性从香港搬到（美其名曰自我放逐）北京，一住就是五年。
对的，如果要说得更像告解，我们那么着意去写波希米亚去写嬉皮，很大程度上正由于我们自知都不能成为真正的波希米亚人或嬉皮士！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像真正波希米亚般放任自由，我们其实都享受着不同程度计算过的安全感，我们的打扮也一点都不花俏。但那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了新品种。这有点跟波布相似的品种，放到新新中国这境遇又有了新变种。如果说波布是融合了波希米亚的理想主义激情和布尔乔亚的物质享乐与保守情怀，一不小心就沦为两边不讨好的庸俗世故自保，那么我在廖伟棠身上看到的，就是一种进取入世的波希米亚。正是这种后波希米亚的特质，让我认定他以“波希米亚”来形容香港（或期盼香港）变得极有意思。
我们如果有忏悔，就在于我们没有贯彻那种反叛。是的，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波希，原因在于我们有浪游的外表却少了彻底反叛的坚持。但这却是香港反抗文化运动的特有状态。香港的后波希米亚就是带着香港那变种嬉皮文化血缘而来的一代。
香港最初的嬉皮青年向一个积极的社会参与者的态度转变，这也是香港嬉皮异于西方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他们精神上很快就不颓废了，只是在生活方式、服装、艺术形式上或许还保留着“颓废”美学，对待享乐的态度也远较“革命青年”们宽容，如果非要定义，他们更接近于一群快乐的安那其主义者。
对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快乐的安那其。由嬉皮的反抗文化传统演变成后波希的包容抗争（其一手法是近年常说的快乐抗争，与协商式抗争——包括一边街头抗争一边尝试走进制度）。一切以一个自由个体的身份去思考及行动，而非首先是某一种主义的拥戴者。
在这时期的中国，由于可供参与的社会抗争不多（或有但要付出沉重代价），协商抗争无望，就只能停留在如以往港式的姿态上的嬉皮生活。像这样的退役嬉皮大不乏人。如果要做一个十年的回顾，走访当年中国的文艺控波希米亚的话，你会发现，当年的诗人、音乐人、杂志人，今天很多都有楼有车，在高级的餐馆争着付账。正如我常常讲笑：如果海子今天还活着，可能就是当今最犀利的楼盘宣传高层。有谁想到（又或者其实谁都想到），当年肖全作为圈子中人于生活当中拍下的第五代或早期的北京摇滚乐手，后来都成了中国某一个年代的符号。正如廖伟棠、陈冠中、颜峻合作的《波希米亚中国》里的人物，又已成了再新一代的大腕。
在太多这样的转型的例子中，才呈现出廖伟棠的独特。正如《波希米亚香港》中所记述的，是贴近波希文艺范儿的众生相，再加以行动者的参与实践。无论是讲香港的乐队还是诗词，那投入其中成为一分子的体验，证明他没完全脱下自己那波希米亚的身份。又或者应这样说：对于拒绝定型偏见的我们来说，谁又可说你这样做不够波希？新的波希（或任你用其他名词）就是这样既关注日常的楼价消费，又显出对文艺乃至社会事件的热情参与。廖伟棠如果不是最后一代波希米亚就是中国最先一代后波希米亚安那其。但去到最终，他是一个诗人无疑。
这点，任由世态逆转，也不会改变。
三个星期前我们在上海碰面。我来听他和疏影的创作交流会，星期天的早上都有上百人参加，这在香港将变得匪夷所思。我特意记下他的现场句子：一首诗挡不了一辆坦克，但一首诗可以创造的东西，肯定比一辆坦克摧毁的要多得多（那多么像拿诺贝尔奖时该用的致辞）。说话的背景是当被问到，面对制度的限制，年青人该如何通过诗作表达对社会的感觉。对于香港是否是一个适合诗人或艺术工作者生活的城市，他说好的当然是言论自由，有时不被关注也可以是好事。坏的大家都可想象。但这并不妨碍他在香港生活。也不否定会离开香港。保持一种对世界的陌生感，认真对待生活，真诚抒发感觉——这除了是诗人的生活之外，找不到更适合的形容。
于是，诗人对于社会诸事的点滴记述也是感觉、记忆与情绪并重。综观全书主要是以文学、音乐与诗歌的香港与内地现象去贯通，而不离诗人独有的触感。
把嬉皮精神带到超越文艺圈的更多圈子中去，令严肃者学会微笑，让抗争者知道微笑和尊重幻想是对抗没有想象力的主流社会的有力武器，这就是曾经被误读为时尚的嬉皮精神最深刻的意义。
这是他对真嬉皮假嬉皮最诚恳的进言与期盼。
关于香港，他写过这样的句子：“在香港，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最后仍是异乡。”这可算是与我这同日生人的最大分别，因于我而言，刚刚相反，是“一个故乡权充了异乡，最后仍是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