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艋舺，死去的永利
半个月前去台北，到埗的下午，没有任何安排，台湾的电话号码也失灵，在台北国际艺术村住下后，我像一个幽灵，莫名其妙地飘到了万华。万华，原名艋舺。一个是日语的音译，一个是平埔语的音加意译，前者可能是日本人统治时对那里的发展期待所致，这期待当然落了空。后者，一条独木舟，却无意和台湾的命运结合成最贴切的隐喻关系。
MONGA，还有文人翻译成莽葛，想起我来这里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这家“莽葛拾遗”旧书店，芭蕉和灯笼隔开了旧书和门外公园里的流浪汉（台湾叫“街友”）和独派阿伯们，收获一本80年代台湾翻译的《塞弗里斯诗选》之后，我浪荡的脚步仄进了龙山寺，然后是西昌街、广州街和华西街。
我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台北，友人H就带我过板桥、来万华，逛著名的老“红灯区”华西街。除了已经年老珠黄仍倚街卖笑的妓女（H说她们是最后一代合法的“公娼”），这里还有满街的退休老伯、中青年无业游民，感觉就像香港的庙街一样。老朋友H带我穿越蛛网般的小道，一一细说三十年前他在这里度过的童年。我则一路拍了不少站在黑暗角落或是倚坐摩托上的妓女，H说：万华的妓女是这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女人，否则无法在这个混乱之地生存至今。的确，我在她们锋利的目光中就能感受到这股和命运抗衡的力量。H被一女子拉扯，好不容易走出来，神秘地笑了：“她的声音很温柔啊。”
我说妓女，并无半点不敬，在我心目中“妓女”就是“性工作者”，不必刻意政治正确。十多年后我走在西昌街，仍然见到她们的踪影，她们更老了，面对镜头有从容也有躲避的，后来台湾友人Z说她们现在不合法了。回到香港，电影节上看到《艋舺》，原来俗丽的宝斗里娼寮内的妓女小凝，说不定已经是今天厚妆遮掩皱纹的站街妇人，她是否等待少年的樱花依旧？
因为23年过去了，娼寮早废，1987年，《艋舺》里的太子帮说：“17岁那年，我们一起走进成人世界，并且一去不回。”这成人礼是宝斗里的呻吟、庙口的血，但也是台湾的成人礼，黑暗的电影院里我看到这句话，一个政治隐喻呼之欲出。1987年7月15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解除台澎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小岛走进了真正的成人世界。
电影里的艋舺也处于这个临界点上，虽然《艋舺》不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般纯熟融凝历史于个人挣扎的背景中，但从反面看了又意味深长：电影里，外省黑帮介入之前的艋舺仿佛一个和谐社会，市民生活和黑帮之间形成微妙的共存关系，如此和谐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导演的一厢情愿，但这是青春期的黑帮，冷兵器迷恋和武士道精神混杂的本土老大，在和党政合作操练了近百年的老牌外省黑帮前面不堪一击。这破坏和谐的外省老大“灰狼”（导演钮承泽自饰）同时又意味重重：对于寻找出路的青年黑帮精英“和尚”，他许诺的是艋舺的光明、强盛未来，当然是自欺欺人；对于他不知道的私生子、新晋黑帮少年“蚊子”，他是一个虚渺的“父国”梦（由一张单薄的樱花富士山明信片代表），远远比不上同吃一份炸鸡腿的GETA老大的草根父爱——细加分析，一个是混杂日本审美幻象的中国人，一个是混杂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本土人，分别是菊花与剑的艋舺变种——当然两者都是“蚊子”的误读，他并无父，就如台湾。
我并不想写一篇影评，一切都由我喜欢逛万华而起。在台北的第三天，拿到新一期《破报》，封面故事正是《翻转东西轴线的美梦——请回观真艋舺》，晚上给政大研究生讲座，被他们问起摄影的真与假问题，我们讨论的就是何谓真艋舺？小区如何在纪实摄影中忠实呈现？事缘万华办了一个小区摄影展，就叫《真艋舺》，立场大致是反对电影艋舺的，其中一个策展人就是在部落格写了《我为什么反对电影〈艋舺〉》的黄适上，他们认为艋舺是一个正面的小区，电影只强调了其恶的一面，是丑化艋舺。这个摄影展以生活在小区当中的摄影师的作品为主，但因此就理所当然更有“真”的权威吗？我看到的它也只强调了艋舺苦和苦中作乐的一面，正如《破报》记者无意记录的一幕：“游民与居民跑来看摄影展中属于自己的身影，有个阿公笑得好灿烂指着照片中的自己说：‘面怎么被拍得这么苦？'”而获奖作品是一个小孩坐在小水桶中洗澡的照片，它抽离了艋舺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只看到了结果但没有看到根源——阿公的脸为什么有苦有笑？艋舺的极盛和极衰是怎样形成的……
电影《艋舺》有意无意地触及了这些问题，虽然表达形式是暴力、冲动，而且是唯美的，但族群的微妙平衡、权力的消长暗涌、一个悬浮式小区的虚幻性，都大致有所表现，可惜无力深入，他无力追问意义，只好借流氓的话说：“意义是三小！我只知道义气”。而《真艋舺》的意义并非在于这些摄影的力量本身，而在于它提出了小区本身的话语权问题，他们说：艋舺不需要《艋舺》代言，亦不需要台北文化局利用电影来进行旅游业输血，艋舺自己，在挣扎活着。
这令我想到了我们的永利街，这被《岁月神偷》以及林郑月娥骑劫了的永利街，电影何其简单天真，硬生生把导演想象的所谓香港精神塞进几个样板人物中，结果正中政府下怀，“做人，总要信！”信什么？信房地产商的良心？信精英们的上位论？我为该片写的一句话影评是：“说是岁月的手在偷盗，其实更黑的手，把岁月本身也偷走了。”罗启锐对保育和80后的认识，和他在电影中对历史以及庶民情感的认识一样简单，同样是商业电影，《艋舺》显得比《岁月神偷》更耐人寻味一点，是因为前者拍出了现实的厄困与绝望（即使只以个人青春为喻），后者只是忆苦思甜——罗导和曾特首都可以说：我就是这样长大的，通过犬儒自励，取得今天的成功。但永利街等这些沉默的街道，仍然岌岌危乎另一些成功人士的黑手，等候偶然的机会存活。
台北万华小巷内
湾仔老区一角
据说《岁月神偷》拍摄时，曾暂时移走永利街七棵日本葵树，虽然后来搬返原位，但其中两棵的枝叶明显减少，香港政府的“保育”政策大概也如此。永利保育，永利已死——如果我们不让真正的永利街发声，只是随《岁月神偷》落泪的话。艋舺活下来了，靠的不是钮承泽，而是无数个在《艋舺》之外的角色火辣辣的斗争，我们也可以说菜园村活下来了、利东街活下来了、皇后码头活下来了，因为它们在抗争中，寻到了自己的话语，纵是微弱，但却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