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

这些年来在跟中国记者和欲留学者交谈的时候，我常坦诚相告：本人虽然一生吃苦多多，如果要数头三件最最苦的经历，那就少不了留学生涯。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刻意模仿“反美愤青”，靠大骂美帝国主义生财致富。当年在美国留学真是痛苦，既有智力上的痛苦，也有心灵上的痛苦，让我先从第一种痛苦说起。大约是1987年的夏天，在回答赴哈佛大学采访华人留学生的一位资深香港记者张女士时，我曾这么说过：

最早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感到自己到这儿来是吃亏了。我念的是社会科学，语言非常非常重要。跑到美国来以后，自己原先在中国国内的所有长处都顿时变成了短处，简直是“扬短避长”，感到很憋气。由于在学业方面有很大的压力，以至于想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看一些中文报刊的时间都没有，真是主动跑到美国来受“洋罪”！

这是第一阶段的感觉，当时认为真不应该来。来美国之前，我们对美国的研究生训练要求不够了解。在想象中，美国学生一定很懂得享受人生，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大概就是美国学生的生活了。以后美国朋友们告诉我，我对美国学生生活的想象，只适合于普通的也就是二三流大学的本科生——最优秀的美国大学的本科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可没有这个福气了。

我在国内的时候，已经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念过三年硕士。原本想，像我这样的基础来到美国学习，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不会太大。没料到这个估计是乐观过了头，整个人被牵着鼻子转，一点知识性的活动余地都没有。我想很多到美国来念书的中国内地的同学都跟我差不多。事实上，我们能够来，都算是在国内千挑百选的了，对自己很有自信心，不知道语言的障碍竟是那样大！

除了语言问题之外，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博士训练大纲，要求是很全面的，有它固定的计划和编排，不能说你对什么课程感兴趣就念什么，不感兴趣的就不碰。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专业方面有了一定的背景，想研究的问题，在来美国以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到美国来只是希望通过对大千世界有新的了解，找到更好的方法，来研究一些我们早已经思考着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不是新出校门的大孩子，而是胸有成竹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念博士课程，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得要满足它编制上的所有要求。

虽然很痛苦，可是为了面子问题，又不敢撒手回去。真是做了过河卒子，不能回头！

简单一句话，使我在智力上历经深厚痛苦的，就是在完完全全的英语环境中必须从头到尾煎熬博士训练的漫长全过程。尽管吃过这么多苦，但这智力上的痛苦也没有白吃，确实有很多的收获，而最大的收获是来自丹尼尔·贝尔教授的多种形式的指导。老先生成名很早，1987年初秋，一家中国出版社来信征求贝尔的简历，以作为《社会科学人名辞典》的条目。我遵嘱把英文版的《名人大辞典》上的条目译成中文，此处照原文附录如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 9 1 9—），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界的活动家。1938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获得科学学士学位，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45—1948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助理教授；1952—195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讲师，1958—1969年任该校社会学教授；1969年以后一直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1980年起享有该校“福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Ford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s）名衔，1987—1988年期间赴英国剑桥大学主持“庇特荣誉教授（Pitt Professor）讲座”。除了在这些著名大学任教外，贝尔同时参与几家重要刊物的编辑工作。1939—1941年任《新领袖》（The New Leader）杂志撰稿人，自1941年起一直任其总编辑；1945—1958年任《财富》（Fortune）杂志常务编辑；创立《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并担任它的出版委员会主席；现在是美国文理科学院机关刊物《戴达罗斯》（Daedalus）的编委。贝尔在社会科学界的活动涉及非常广泛。1964—1966年任“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展委员会”的委员；1966—1968年任美国“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1974年任美国文理科学院副院长和该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1976—1979年任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美国代表；1 980年起任“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有关能源和资源的小组委员会主席；现在担任美国“全国电脑和电信通讯研究理事会”委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董事、“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世纪协会”委员。

贝尔的著作包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History of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S.） [1952]、《新美国右派》（The New American Right） [1955]、《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1960]、《激进的右派》（The Radical Right）[1963]、《通识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The Columbia College Experience in Its National Setting）[1966]、《走向2000年》（Towards 2000 Year）[1968]、《对抗》（Confrontation）[1969]、《今日资本主义》（Capitalism Today）[197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1979—80]、《曲径》（The Winding Passage）[1980]。贝尔的研究主题第一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在这个领域里，他一反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整体论观点，主张在分析的意义上，应该把社会看作由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所组成。这三方面不是被单个原则所统摄，而是各有自身的运作原则和变化节奏，现代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就是因此而产生的。贝尔的第二个研究主题是社会变迁，焦点集中在技术和文化上，因为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之一，而文化则关涉变迁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阐释。这两大焦点典型地体现在贝尔的两部代表作中，《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3]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前书论证发达工业化国家（首先是美国）正在走向工业化后社会，其根本特征是理论科学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后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风尚越来越同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活动原则发生冲突，这个为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的文化，也许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贝尔因其多方面的学术活动，1980年被推选为“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的当代十大知识精英”之首。

我对老先生的著述和思想仰慕已久，就在1984年10月马若德安排我去哈佛作报告的那趟旅行期间，我第一次拜见了老先生，是在William James Hall四楼他的大办公室里。他送给我一本刚刚出来第二版的他的名著《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还把费孝通签名赠给他的两本书拿给我看。他说他很遗憾不懂中文，也不懂日文，虽然这两个东方大国有许多学者经常主动接触他。尤其是日本，几乎每年重金邀请他去作报告，因为日本精英阶层认为贝尔有关“工业化后社会”的研究给日本这样资源贫乏的工业大国指明了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方向，那就是提升信息产业的规模和水平，把耗能耗原料的旧式制造业转换成高技术含量、低损耗的新兴产业。我听着老先生的这番话多少有点暗自惭愧，因为日本竟然比我泱泱大国提前好几步领会了明日后天世界的发展大趋势。

就在这次拜见老先生的一个多小时中，他大概认可了我可以进哈佛大学的社会学系读博士学位。1985年6月，在接到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所有的新研究生都收到了贝尔的一封信，信中首先列出他的“社会理论”必修课的六大架构，凸显了他授课方式的极具特色：

第一，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探究（inquiry）的性质，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性质，关于真理的理论，关于参照系（reference）的理论；

第二，社会理论的发展；

第三，当代社会学流派；

第四，社会科学诸学科的个别特征；

第五，比较社会结构；

第六，社会理论的主要概念。

然后老先生进一步列出他的必修课将要讨论的五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一个人如何知道他所知的是什么？人怎样证实他所知的？是否存在“客观的知识”？概念架构（conceptual scheme）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可能把“事实”与“价值”区别开来？“解释”（explanation）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是“理论”？

第二个问题，“质与量”：对于知识来说，引进“有些东西是能够被度量的，有些不能”这一观念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人类经验，它们不能被数量化或至少不能被分等评级？

第三个问题，“社会的还是单独的”：人的本性是社会的抑或单独的？若是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意义是什么？若从个性（personal identity）上说，人是单独的，那么，这是一种“虚构”呢，抑或是一个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事实？

第四个问题，“自然和社会”：自然里面是否有“隐而不显的秩序”？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吗？如果社会不是源于自然或自然的需要，还存在着哪些其他的源泉？

第五个问题，“历史学与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各自的局限性是什么？各自处于抽象的哪一级层次上？社会学中是否可能存在某种“理论的”（即封闭的）体系？要么，存在着的是某种关于“发生事态”（emergence）的原则，这种原则植根于历史意识之中？社会学中是否可能有因果理论？抑或因果解释只能限于历史学中？因此之故，社会学主要是限于“意义”和“阐释”（interpretation）？（注：关于“因果”对“意义”（causality vs.meaning）、“解释”对“阐释”（explanation vs.interpretation）这两对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艰涩含义，参见我在《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一文中的讨论，原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在这些问题之后，贝尔给我们开出了27本必读书，从苏格拉底前的古希腊哲学到当代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从经济学通论到历史学概论。老先生的用意很明确：虽然离新学年还有三个月，你们不要指望欢度暑假了。我心里刚刚露头的“这个夏天不能放过要抓紧机会轻松一下”的念头，马上就给镇压下去了。

老先生虽然非常权威主义，但并不独断。在同一封信里，他对我们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我已经概略地表明了我所想象的社会理论的架构和主题，你对此有什么反响？请来信列出你所希望增加的讨论主题和疑问，并请列出相应的书目。”我回信提出了两个主题——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非西方社会演化的诸种主要理论；革命与宗教。但是我没有增列很多书目，他列出的27本已经足够要俺们的小命了，还敢再加码？我揣想其他同学大概也是这么做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当转到哈佛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我留学生涯中最最可怕的阶段。语言上有了进步，再加上我喜好辩论的天性，美国人对此很买账，我对美国研究生的训练过程也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此外，在贝尔所开列的27本书中，有一部分我已经在国内读过中译本，再读英文版就快一点，所以表现还不赖。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在电梯口遇到贝尔，他很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连用三个“Very good”夸奖了我的学期论文。我知道这一关过了！

我斗胆请求贝尔担任我的博士学位指导教授，他欣然应允。请老先生当导师确实需要“斗胆”，入学后上他的社会理论课的第一天，他就说道：“也许你们中的有些人想请我做导师。我希望你们在作出决定之前，要三思而行。”因为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大部分学生都不愿意跟在他后面成天超负荷运转。在我那一届二十来个同学里，只有我一个人成为他的学生。美国同学得知后，路上相遇打招呼时，经常笑着问候：“Ha, you're still surviving! ”（“哈，你还活着呐！”）

由这时候起，开始了我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师生之交。

1986年仲夏，贝尔把我喊到他家，对我说：“你在哈佛的第一学年已经结束了。从九月份开始的第二学年，我想对你做点特别的事。你来自一个具有自成体系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国家。你现在所学的西方社会科学，它的全套假设和概念架构，或隐或显地，都是根源于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问题和萌生的展望。非西方人不学西方社会科学是愚蠢的，因为它对非西方社会有强而有力的启发价值，但不能终止于这一步。下一学年共有24周，根据你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再对比于你所学到的西方社会理论架构，你先拟定出对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最关键的12个问题来。我们每两周讨论一个问题，每次约两个小时。在讨论之前，我针对那个问题指定你读几本书，你把你的思考写成一篇简要的论文给我看。这样，我俩在讨论时就有充分的内容。经过讨论，你对问题有了更深入一层的理解，我再列出相关的著作，作为你今后长期研究这类问题的参考。”

就这样，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上午十点，我准时走进“弗朗西斯路65号”那幢绿树遮蔽的红砖楼里，那是他的家。他，一位年近七十、名播宇内的学者，无偿地用他的周末休息时间，向一个来自万里开外的中国学生进行谆谆教诲。须知，这是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美国，而他又是那样的繁忙。经常，在我到达他门口时，他正在二楼书房里埋头写作。听见门铃声，便搁下手中的笔。有时他正在接受知名的美国或外国学者、记者的采访，我一到，他便匆匆结束那边的谈话。为了节省我的精力，他不但给我开好阅读书目，而且让他的秘书Alice把这些书从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找出来，给我预备好；有时他干脆把他的私人藏书送给我。（因此之故，2004年在出版我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之际，我在书的扉页上题词敬献给几位学界前辈，贝尔老先生是第一位，他最早使我领悟到伟大的老师和伟大的大学之蕴涵，即大师和大学的不可分割性。）

我把这些情景跟我的朋友们讲，大多数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感慨地一叹：“Unbelievable! ”（“真叫人难以相信！”）少数学过中国历史的美国人会说：“这倒很像你们中国古典传统中的师道。”中国同学则往往开玩笑地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关门弟子（因为贝尔到1989年夏季就将退休了），当然要倍加关照。老先生想把一生的功夫悉数传给你哩！”

我内心里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待我。他关切中国，他的关切不是来自专业上的需要，他并不研究中国问题。他的关切也不是来自外交斗争的考虑，他并不感兴趣于政界经常谈论的打“中国牌”以对付苏联。他的关切纯粹来自一位富于人道主义胸怀的大学者对具有数千年历史、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民的真挚同情，对这个历经磨难的伟大民族之复兴的祷愿和期待。

1987年初的一天，在早餐以后，我们坐在火炉边交谈，他突然问道：

“丁先生，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两个民族久经磨难而又能奇迹般地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主要靠的就是一种对伟大文化传统的记忆？”

“一个是犹太民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另一个是……”我觉得我应该谦虚一下。

“另一个是中华民族。”

他是犹太人，我是中国人。一时我俩都停止了说话，定定地望着火炉不出声。

他的父母是来自东欧靠近俄罗斯那里的移民，家里很穷。他告诉我，在他八岁之前，从不知道厕所里应该有手纸。我后来更知道，他和我一样，父亲过早亡逝，幼年时期寄人篱下，跌跌爬爬每日挣扎，才苦水里煎熬成人。

“我如果在中国，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家庭出身是道道地地的无产阶级。”他几次笑着说。

第一次应邀去他家吃饭，在他们全家都已经吃完的时候，我还在忙着盘子里剩下的那一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道一声歉。

“别不好意思，丁先生。跟我们家人在一起吃饭，你是赶不上速度的。”

看出我脸上有几分困惑，他赶忙解释：“我们家人都是在食物不充足的环境下长大的，每个人在餐桌上都要加快速度，不然别人就会替你代劳。”

在这样的导师面前，你能不竭尽全力？与其说被一种求知欲所驱使，更不如说被一种道德感所催动。虽然在接受贝尔的私下教授的同时，我还要上其他的课；虽然单单为了同他的讨论，我每两周要完成10～35页长的一篇论文；虽然我常常累到两眼发红、脸色发青、脚下发飘，内心里仍然有一个沉重的声音在向自己喝令：“苍天在上，你不可懈怠！”

1988年初夏于人去楼空的哈佛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