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履新

1 从海防到昆明途中

我和邦彦先从上海到香港取出八九件行李，再乘坐小火轮继续赴安南（即今越南）的海防。是楼家给买的船票，他睡包房，我睡露天舱的一张帆布床。其实，他睡包房也很不安定，因为我时常见他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在那一天一夜的航行中间，我穿着一件法国式蓝领白色的长睡衣，像一个受了惊扰的鬼魂一般在甲板上游荡。满脑袋胡思乱想，任凭那轮船不断地在大海中颠来颠去。

当我躺下时，我是多么悲哀呀！我一次一次地想我在南京路上和父亲告别时的窘相，想我不再有见到他的日子，想我不应当把我的路费全部给了名凯，以至于让父亲空手回去，连礼物也没有赠给陈家，甚至也未能给方阿姨一点小礼物；想到我这长长的学习期间，每月只寄16英镑给家里，也从未问过一家六口日子过得怎样；想我以后应当怎样生活，想做一点什么来帮助家里。我虽然为了这个难过，不过我是那么忘不了父亲在南京路一个角落里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知道过去不多为我父母亲着想，光顾我自己和朋友，都是我的不是；但自私与友谊是分不开的，我不能为了友谊而把自己家人放在一边。那船上度过的一夜在我是多么悲哀呀！

想到这次回国，我做过各式各样的噩梦，似乎在入睡之前就做起梦来。时而衣衫褴褛，想买件像样的衬衫也没有现钱；时而穿着肥大的睡衣去见方阿姨的丈夫；时而在黄浦江边见到许多同胞饥饿地捡取外国人丢弃的残渣剩饭；时而我不存在任何希望取得巴黎大学的文凭再回国；虽然密尔根·盖次维奇教授已给了我一张修业证书，但他并未肯定我已取得博士学位。从迷迷糊糊中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轮船晃动得厉害，因而担心风浪再大会不会有翻船的可能，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孩子！”当我再想入睡时，却看见太阳已从海上升起。

到了海防，我们俩住到一家华人开的旅店里。使我特别恼火的是海防的海关检查，那几个法国直脚鬼要我把所有的箱子打开，他们把所有衣服、书籍和日用品全倒在地上，弄个乱七八糟，用手杖捡好的往检查台子下扒拉后拿走，真是可恶！法属安南就是这样下流的地方，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对待中国人的。

滇越铁路是法国人建筑的，设备简陋。我们乘的是四等没有座位的车厢，所有行李都堆在中间，留出两边空间让旅客坐在地板上打盹。火车一到晚上就停在站里不开了，客人必须把行李取走，带到过夜的旅店里去。我们带的行李全得自己背到车站附近的旅店，第二天一早再一件件扛到车上，这番折腾真令人苦不堪言。幸好一路上还有些逃难去昆明的年轻学生同路，他们多少还能帮我们一点忙。当地安南人矮小，好像弱不禁风，哪有气力背得动这些装书的箱子呀！

从海防到昆明大概要经过六次这样的搬运。大车在蜿蜒曲折崎岖不平的崇山峻岭里前进。上坡，车就像乌龟那样爬行；下坡，车就像追急了的兔子那样没命地奔跑，放眼望去，满目青山一望无际。并不算长的旅程，由于走走停停，饥渴劳累使人觉得长得有点叫人难耐了。上车的客人多说法语，他们的牙齿大多是黑黑的。

那批年轻的中学生不时唱着抗日歌曲，表现得非常活跃，似乎是在进军而不是在逃难。我们亲热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买饭吃，一起去取水喝。一路颇不寂寞，开始我们都有点拘谨，后来才逐渐了解他们是到昆明上学的，才亲近起来。他们身上留有在恶劣天气下跋涉和流浪的各种痕迹，不知道他们已经走过多少省份和城市了，但是他们的样子都很健康，个个像具有坚定使命的人，没有什么折磨可以使他们感到疲惫。我那时年轻，也很有力气，身体棒棒的。我在和他们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常常感到青春的自豪和不凡。每个年轻人的脸上都显现出一种纯真持重的气氛。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要走向何方，我不敢询问。我想，他们一定来自许多已被占领的远方，有过许多痛苦的经历。

再有一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昆明了，大家心情开朗起来。随着上车旅客的增多，行李在车厢里堆得满满的，连坐着打盹的地方都不多了。我们四个人——我、邦彦和一对王姓夫妇，后者是伦敦皇家医学院毕业回国的医生——只好站在两节车厢的过道中眺望那远处美丽的落日风光。

2 抵开远站之前

火车高速前进，大概是下坡滑行，越来越快。我心里紧缩起来，似乎感到某种险象将要出现，有两个铁路工人拿着红灯从前一车厢快步走向下一车厢，这暗示着即将发生什么事情。车行更快速了，我向周围的人说道，如果出了什么意外，只好往外跳啦。不久果然轰隆一响，车子向上一跳，所有行李都排山倒海般垮到过道上，把王医生给压倒了。正要推开箱子把他扶起来时，车子猛地停下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我马上从过道跳下去，宽慰地感到捡了一条命，一看没人受伤，大家都侥幸地有点喜出望外的高兴。我立刻想到后面来的火车一到这里不是将会碰撞在一起嘛！路边有一盏红灯正在闪着光，我建议我们四个人把这盏灯送到离车子近二百米远的小山头上去，警告后面的车子，注意这里出了事。当我们小心谨慎地把警告灯安置完毕，回头走向停在路上的车厢时，只见一道熊熊大火正向四处漫延。我喊：赶快跑！把车上行李取下来！火势越来越猛，当我要爬上车厢去抢救箱子和挂在衣钩上的外套时，所有的人都劝阻我不能上车，“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们眼睁睁地瞧着从伦敦一路带来的衣箱和书籍全在旺火中燃烧得干干净净，太心疼了。我这时就像刚做了一个梦一样，只有一件衬衫穿在身上，什么也没有了，所有带回来的图书、资料以及异国他乡的城市、宫殿、教堂、学校的图画、照片，还有衣服、打字机、各种新奇事物全都烧掉了，彻底地一无所有了。不幸的是天公不作美，忽地下起雨来，祸不单行！

不久就见到几个中学生从火焰中逃将出来。有的乘客被压伤烧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王医生忙着在尽救护义务，而那位英国留学生——楼君在这样紧急时刻竟拿着一把雨伞在给医生夫人遮雨，以尽绅士爱护淑女之责，他不去参加抢救，我真的生气了；在那茫茫的黑夜里，我只有从那沉痛的悲哀中，凄凉的雨水里抬起头来感谢上帝，张望着黎明的到来！

有一个旅客捂着肚子在哀叫：“痛死啦！我要喝水！”王医生叫我取点水来。旁人说，受伤的人不能饮水呀！王医生怒斥道：“我是医生，还不懂这道理吗？”找到一个热水瓶，倒了一杯热水。他给叫痛的人喝了一口，想不到热水一下肚，这个人便断了气，我茫然了！

大概在雨中等了两个多小时，从昆明开来了一辆火车把我们还活着的人转运到开远车站。天哪，开远离终点站昆明只有一站路，第二天就到站啦，可我们乘的火车居然在未到开远之前就出了轨了。

3 身外物和不朽的灵魂

在开远车站内见到了一些烧伤的同路人，因为下了雨，他们被烧伤的脸和头泡得又肿又大，面目模糊不清，他们全躺在地上；但在与我同车厢的中学生中我还能认出谁是谁来。

第二天到了昆明，才知道这次列车之所以烧得那么惨，全是云南省长龙云挂在这列车上的油罐车碰撞着火造成的，连撞带烧，听说死伤不少。我和楼就是穿着一件衬衫到的西南联大，除了光身什么也没有了。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性格一定会在多层痛苦磨炼中得到益处。这次我没有被行李压死，或被汽油烧死，是父母亲保佑了我。那么以我的信赖为荣的父亲，那么期望我的成就增大的母亲，他们一定十分明白我一定会努力下去。假如他们知道这场不幸后，一定会明白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我决不会软弱消沉，而是坚强与振奋。因为童年对苦难的忍受已经帮助我成长，更大的忧患必定鼓励我前进，比当时的我更要坚强，更能耐受苦难；不拘我在什么地方，我父母亲的精神永远在我身边；他们曾经为我已取得的成就自豪，他们更将为我未来的成就自豪。

过了不到半年，宁波来的电报说，我父亲于1939年12月间逝世了。

有一天，一位叫袁岳的朋友问我：“你是否相信灵魂？”我一时回答不了。过了一些时候，当他重新提出这问题时，我认真地答道：“我信。”我解释说，父亲死了，但他的灵魂却在我心里永存，他一生做的好事都回报在我身上了。这是我得以避祸得福的源泉——那不朽的灵魂存在的证明。不过，这只能由我用事实而不是用言语或者信仰来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