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参加留美考试前后

1 参试始末

1928年（民国十七年）当局将清华学校（原是用美国归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兴办的）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要在国内添加一份新的文化教育力量。与此同时，也停止了旧制全部清华学校毕业生派遣留美的做法，改为从公开考试中选拔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去美深造。我就是在这种新制下于1932年转学进入清华园的。到了毕业那年的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我报考第三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当年学校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特颁布《国立清华大学考试留美公费生规程》。它详细规定了应届考试的“名额及门类”、“应考资格”、“考试科目”、“报考地点”及“日期”，等等。

第三届录取名额定为30名（30个学科，文理法工俱全），我报的是“公务员任用制度”门。应考资格定得很严，应考生需身心健全，具有下列三项资格之一：

（一）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曾继续研究所习学科二年以上而有有价值之专门著作或其他成绩者；

（二）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曾任与所习学科有关之技术职务二年以上者；

（三）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而成绩优良者。

我是根据第3款的资格应考的。这次考试确实是一次全国性的公开竞争考试，竞争者包括研究生、助教、讲师、技术行政人员；以大学毕业生资格参加竞争考试者由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择优保送；按照规定，每校可就有关系之学门中每一名额保送毕业生四人参试。1935年仅清华本校除了我之外，报考《公务员任用制度》门的就有两名研究生和另一名助教，其间的竞争可谓够激烈的了。

考试于8月21日起，在平沪两地同时举行。除党义、国文、英文、德文或法文（择一）这些普通科目外，“公务员任用制度”门要考的专门科目包括现代政治制度、宪法、行政法、民法、公共行政等五门。各科成绩除党义必须及格外，各科总分为100分，其中普通科目占20%（国文8%，英文8%，德文或法文4%），专门科目占70%，研究及服务成绩占10%（大学毕业论文亦得作为研究成绩）。

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北平市民营公用事业之监督》，原是按学校方针：“读书与调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写出的，符合报考规定，但要于5月15日以前呈交，为此我以五元大洋请人用毛笔誊写、精美装订后上交。同时我与楼邦彦君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一书恰好于当年4月份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两项均可作为我的“研究成绩”，实际上已相等于一个研究生的资格了。

2 得失萦怀

当9月初快要发榜的时候，我担忧起来，害怕公布时当着大众面前“名落孙山”，不好意思。这种虚荣心所带来的浮躁情绪驱使我在开榜的前夕买了一张两角钱的校车车票离开清华园，到城里躲了起来。我怀着录取名单即将公布前的忐忑不安心情，在东单基督教会青年会宿舍里开了一张铺位，房租大约是一元一天。当时我想口袋里还有足够的钱，可以呆上几天，等名单发表后返回去，也就有心理准备了，没有录取，也可以从容对待周围的人了。

其实，我是大可不必如此紧张的，因为在应考之前我已得到了留校任助教的聘书，在图书馆新楼的一间教授办公室里已有了一席之地。那里有两张大写字台，学校还在工字厅单身宿舍里分配给我一间简单的卧室（与我为邻的是历史系新任助教的吴晗君）。即使这次未能如愿，来年还是有“东山再起”的希望的。

我任清华大学政治系助教原是由沈乃正教授推荐的。他教我们“地方政府”与“地方行政”，他曾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过行政职务，大概是司长一类的官级，在入任之前，他曾是浙江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比较政治制度》一书。我在他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公费生考试完毕后，我就开始进行有关“法规制定标准法”的研究，根据法规大全给所有的法规（广义）名称进行统计。

在我离校去城里躲避之前，还发生一件“少不更事”、“意气用事”的行动。我根据学校《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中：大学助教之月薪最低80元，每年以12个月计算，自7月起薪（后来改为新聘之教师自8月起薪），但对学年始业后到校者，自到校之日起薪，向系主任浦薛凤先生（他给我的聘书是从9月起薪）提出改为7月起薪的要求。浦老师的理由是我参加了公费生考试，若录取了，就太便宜我了。我则以“是否录取”还未定局，跟他争吵起来。最后还是沈老师出面为我解围，这是我心头上至今深感歉疚的一件事情。

我乘坐校车进城和在青年会住宿的过程中，想到许许多多将要遭到的挫折，使我心烦意乱，一夜也睡不着觉。午夜过后，窗外非常寂静，能听到有辆汽车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疾驶而过，这时原来一时充满自信的必胜心情消失了，我怀疑自己未做充分准备就贸然应试是否明智，渐渐地我开始作榜上无名的打算了。当助教，从7月起薪，能立即得到160元大洋，给我家里寄去一半，不也是一笔了不起的数目吗！我想到父亲年纪大了。我留在国内，每月有这样的待遇，于己于家都要算不错的了。

到天亮时，我开始想象这一天可是个难熬的日子，它将是决定我一生得失成败的时刻。

从早晨7点到8点，我一直在东安市场来回地走着，一直想多溜达些时间，不让发榜的消息过早进入我的眼帘，从而多免除一些“失望”的苦楚；多留一些“希望”的幻想。我故作镇静，喝了一碗红豆江米粥，以度过这种凶吉未卜的时刻，克服惶惶不安的心情。对于即将到来的“失败”，我似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来自我安慰，找不到一句听起来是有说服力的和有效果的话向关心我的师友交代。经过一番胡思乱想，最后似乎心境坦然了，反正要面对事实，“丑媳妇难免见公婆”，躲是躲不了的。8点钟过了之后，尽管觉得剩下的那点勇气正在迅速消失，还是穿过马路，踌躇进了卖报亭。

一个态度和蔼的老头立即问我有什么事，要买什么报。这时我已彻底地丧失了勇气，在那种环境之下又很不自在，因此喃喃地问他早晨的报纸有没有发表清华大学留学生的名单？他忙着找报纸。

“要今日的《晨报》?”

“有”,“今日早报就在这里哩！”他问我要不要。我匆匆忙忙地回答：“让我瞧一瞧，有名单我就要。还没有开榜，我就不要了。”

在我伸手取报时，我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

我翻了又翻，果然有三十个姓名。我从最后一名查起，骤然见到了自己的名字，注明“公务员任用制度门”一名，这就没错了。

我立即把报纸还给老头，拔腿就跑，赶上停在青年会马路上的校车，静静地呆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我见到最后一个上车的是张奚若先生。这大概是9时从城里返校的第一趟班车。

3 备考概略

我一直认为准备考试的“过程”比考试后所得“结果”更为重要。

我是怎样准备考试的？这个问题比我在东安市场等待考试结果，不论是对我本人来说，或者是对所有的考生来说，不消说都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过程是不会有结果的。

清华改为大学后，公开考选留美公费生在我之前已举行过两届。第一届（1933年）录取了24名，其中政治系毕业的一名为徐义生，他留美学“公共行政”，回国后一直在中央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工作。第二届（1934年）20名，其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钱学森，考古学专家夏鼐，统计学教授戴世光，经济学教授莫开禄，法律系主任费青，政治思想史学者曾炳钧，还有后来一度任北大副校长的王竹溪。第三届（1935年）录取的人数比历届都多，是人数最多的一届。按计划落实录取了30名，记得其中有张骏祥、王宪钧、谢强、陈振汉、张宗燧、李庆远、张宗炳、沈同等，都是我同年级的同学。和我竞争的王铁崖与林良桐都是在后一年即第四届（1936年）录取的。

我们都是在8月11日至8月17日这7天内报的名。其实准备工作早在6月就开始了，在考前约有两个月的准备时期，我呈交毕业论文之后就开始了应考准备。

我从一层搬到最高一层，一则是让自己孤立起来，以防止外来的干扰；一则是脱离竞争者，以免来自心理的冲击。我原来住的是学校新盖的新斋（即六院，1934年建），后来被称为“静斋”。那时的清华在住房及卫生设备上比其他大学要好一些。我搬到窗子朝东的房间独居，为的是专心致志，丝毫没有享受的念头。

开初，我已注意到这次报考有点偶逢时会（那年“金贵银贱”，学校有美金，得以多派数名公费生，才设“公务员任用制度”门）。我暗暗自思：也许是出于这个天赐良机，也许是出于指导教师和学校的厚爱，了解到我有这方面的志愿而有意识地选拔这方面的人才……不论如何，我确实领悟到了当时现实，我既然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就应该善加利用，特别努力去争取胜利。

天刚刚亮，当微弱的阳光从窗子里透进来的时候，我就起床了，北方的夏天，天亮得早。除了中午小憩一会儿，我几乎“寸阴足惜”，把全部时光都放在备考上了。

党义、国文、英文、法文这四门普通科目是不用准备的，要专心准备的是五门专门科目：现代政治制度、宪法、行政法、民法、公共行政。

当年清华没有法律系。清华法学院仅设政治及经济两系，但在政治系附设各门法律系课程，如钱端升先生的“宪法”，赵凤喈先生的“行政法”，燕树棠先生的“法学原理”，王华成先生的“国际公法”。“民法通论”与“刑法通论”都是由法国留学归国的赵凤喈先生讲授的。在专业科目方面，清华学生得益于两位新来的教师，一位是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出来的沈乃正先生，另一位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的陈之迈先生。当然，萧公权先生于民国三十一年的来临更使清华政治学系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并使教学体系更趋于完整，他补充了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近代部分（从古代到近代）。因此1935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的学术水平是高出其他大学的，这使我内心十分踏实。只要用功修习，三年内所学的功课就足以与其他大学资历较我辈高些的较量一番了。至于本校的竞争者，钱端升先生对林良桐的咨询表示了“你们不必与某人去竞争了”的答复。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好像一颗“定心丸”、一帖镇静剂，使我信心大增，不负厚望的想法从我心中焕然升起。我明白，对一个应考生来说，保持心理平衡是最重要的，我应该一心一意地读书，临战前的患得患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我就能精神非常集中，每天大约可以用十多个小时去备考，除了到食堂去吃三顿饭，足不出户。时值暑假，同学们大多回家去了，所以也没有人上楼来看我。我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庙里一个苦心修炼的和尚，只要房间里有亮光，就有我的身影。

我的备课方法，一是“先难后易”；二是“读书摘记”；三是“预测试题”。

我首先对“民法”作了认真的准备。我只听过燕树棠先生的“法学原理”，赵凤喈先生的“民法通则”似乎还未曾向本科生讲授。于是，我就把胡长清的《民法通论》这本大学丛书从头至尾作了分题笔记。做一次纲领性的“读书札记”就是一次消化汲取的过程，别人的知识就变成自己的了。年轻人记忆力强，落了笔的东西就在头脑里印刻下来了；做读书笔记还有个好处，就是临考前，只温习一遍札记就行了，不必再去翻厚厚的原著。

当然，做“读书札记”也要有一套方法，尤其是素材的综合方面，这就要有区分主次的能力，选择你认为是“主要的”和“一般人”认为是“重要的”，摘录下来，而绝不能无选择地“兼容并蓄”。至于你的判断是否正确，则全靠一个人的资质和平时的学习成绩了。但有一点却非常关键，即读书各有不同的目的，为了求真理是一回事，为了求录取又是一回事，这两件事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既然是为了应考而做读书札记，就要判断哪些内容是出题人会重视的。我可以站在出题人的地位去“读”，去“札”，而不以自己的兴趣和观点为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考试是考试，是先生考学生；考试不是辩论，考场不是当众表现自己才华的场合。这个行为的目的性在自我意识中是十分明确的。因此，这次做“读书札记”就与平日不同了。可以说，这点是我的“发明”。

爱迪生有句名言：“发明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对于这句话用得着顾毓秀先生所作的“解释”：

“这虽然是一句鼓励大家努力研究的话，但是我们要承认没有那‘一分神来’，不但无从有发明，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见得会有结果的。我们先要有‘一分神来’，然后那‘九十九分汗下’才不是白费精神。”

汪敬熙先生也说过：

“我们应当知道，非有相当的聪明，只是勤奋，在科学上是难以有成就的。”以一百分计，成就是以“一分聪明，九十九分勤奋”得来的。我把这些话看作对我们的一般鼓励。但还想补充一句：即所谓“一分神来”或者所谓“相当的聪明”，也是靠“勤奋”得来的。汪敬熙先生认为奖励“勤而不聪明的人”，不但使时间、精力、金钱用的得不偿失，并且害了这种人，使他们终生精神上不安乐。我认为他说的话并不全对，因为我认为，同落第的人相比，我未必“有相当的聪明”。而读书要有目的性，不同目的要用不同的方法，这种合理的体会乃是我几十年努力的一个“总结”。

应考的准备，最重要的虽然还在于“勤”，但准备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点儿，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能力早已在此之前定位，你最“勤”，也补不上多少，你最“聪明”也测不到试题——万无一失的“聪明”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只好笃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话了。

天下事，偶然的因素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分神来”，我认为是偶然因素居多。那就是碰运气了，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思了。近日这种所谓的“客观规律”往往是披着“规律”外衣的“宿命论”，它与我的“偶然的因素”,“偶逢时会”是差不了多少的东西。与其自以为“有相当的聪明”，不如“诚实谦逊”为宜，因为诚实谦逊的人，他们有了这种精神是不会终生不安乐的，他们能自行消解。而自命“有相当聪明的人”，一旦失败落第，带来的倒是“精神上的不安乐”。我见过这种人不少，所以觉得汪敬熙先生说的话未免过偏了一点。

参照运动员参赛的经验，我益发相信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道理。李宁之成为体操王子是靠他天天练，从幼年起就认真的练，为自己的选择而练习不止。一个为了一定目的而勤奋的人（不论他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的人，还是为救国而研究科学的人），他的态度应该是神圣的，不苟且的，不自私的，不为我，而是为了他的目的。因此，这种看准了目标并为之锲而不舍地努力的人是高人一等的；他们是清高的，超然的，不慕荣华的，不求功利的；他们又是大无畏的，不顾一切利害的。以这样的心情去准备考试也许是“十拿九稳”的，即使落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从思想到行动没有“得失”之念，他是超然于“结果”而致全力于“过程”的。我在各方面的经验告诉我，这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是符合现实的，也是符合理性的，而且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一切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当然也包括“准备考试”这种活动在内。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军事的胜负在最后五分钟。”对此我身体力行。临考前一二天内，我索性什么事都不干，因为一切都已定局，“临时抱佛脚”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相反倒会带来疲倦、焦虑、紧张，所有这些心理因素只会产生有弊而无利的后果。

还有，在赴考时，一定要保持身心平静，不要由于一些小事情与人争吵或辩论，弄得影响自己的情绪。心情不好是考试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可恶的敌人打倒在地，高高兴兴的，以安定的情绪、饱满的自信进入考场，并且准备好一切写作用的笔、墨、纸和计时表等工具。一切行动举止不论巨细必须是一丝不苟的。

我在8月20日那天就悄悄地独自一人到卧佛寺去游玩了一天，坐在大树下或大石上纳凉、静思，听鸟儿鸣唱，看溪水潺流，回忆一个多月来的辛苦，似乎产生了自慰、自满、自尊等积极的情绪；我自己承认我已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觉得我对得起学校，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自己。应试前一天夜里，我睡得特别香甜。

4 临卷反应

我们是在清华新图书阅览室里应答考卷的，环境熟悉，不用奔波，这对清华学生来说确是占“地利”的。第一门考卷是《论国防》的作文题。这个题我没有猜对。我总想朱自清先生会出文学性强的题目考我们，如清华入学试题中出过的《母亲》、《灯》之类。但我并不恐慌，看到这个作文题目，我完全理解“出题人”的用心了，立即唤醒了我的爱国情怀。华北的深重危机随时可能触发战争，我们必须有坚强的国防，才能救亡图存。但是我猜测命题用意所在，我领悟到最坚固的国防并不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抵挡不住近代日本人的炮弹；更不是什么新式武器——可能我们还没有发明出来，而是人民的“万众一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片爱国心”所筑成的国防战线——永不灭亡的民族之魂。主题思想和文章结构，我认为是作文的最大困难，一旦主题思想确定，不离考题，不离现实，结构定了，写作本身就顺流而下了。

一篇作文，在短短的三小时内，总不能写得太多，因而内容的陈述或描写不能是自己不熟悉的。我就赶紧把平素学到的写作方法重复一遍，在草稿纸上写下即兴想到的一切思绪情感（都必须符合试题），然后依次整理成几个部分，几个层次来展开自己的论点。我也想到风格，国防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学系的学生，应有自己的分解，从这点上分明加强了我的写作自信。

我在草稿纸上写了：（1）驳斥“消极国防论”；驳斥“武器国防论”。（2）国防就是国民论；国防就是国情论；国防就是国魂论。我把重要的句子都写在每项小标题下，大约花了三刻钟。正当我拿起考卷动手正式写作时，“一分神来”起了作用，我把两部分翻了过来。“开门见山”先写“国民国防论”、“国情国防论”和“国魂国防论”，层层铺开，一浪高一浪，以不亚于宗教布道的热忱，提出一套牢固可靠的信念，作为国防的一切方针和行动的前提。认为战争之胜负的最重要一个因素是四万万人民大众，而且是万众一心，恪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要应付强敌入侵，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一切，除开具有这些信念之外，还要把血肉、丹心……一切的一切化为“国魂”，化作最后的长城。我按照这一思路写作，使文章从正面达到高潮，然后骤然跌落，驳斥“消极心理”和“武器万能”两种谬论。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一气呵成，以半小时的充裕时间，复查文字和标点符号，在重要的句子上加上了重点号。读毕，自我感觉很好，这是第一堂。

至于英文与法文，由于自己基础较好，很容易就交卷了，记得英文是写作一篇“留美学习计划”和翻译一篇短文。译文为Nudism，直译是“裸体主义”。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怪”，仔细看明白其内容，又是指有利于思想、精神和身体健康或不利于道德风尚的主张。于是我就大胆改为“坦白”，也就是“公开”的意思。出来后，我查看字典，将Nudism译为“坦白”并不错，仅仅没有把主义一词译出来。我想只要把根本意思译对头，欠缺点总比牵强点好，于是也就放心了。

专门科目是我的强项，而且不是钱端升先生就是陈之迈先生出的题。他们两位，尤其是陈之迈先生刚从美国回来，给我们上的课程内容比较新，政治、宪法、公共行政等科的考题无疑对清华的参试学生有利。

难的是民法。我花了许多时间准备，但考题却是对两个案例的分析与判决。我考虑了一阵子，这种题一定是由判例法的学者出的，所以我就按照胡长清写的法理去写长长的判决书，以符合“出题人”的胃口。这种写法正确无疑，我毫不迟疑地认为自己“为考试而考试”的目的完成了，我应该干的事情，似乎干得还较圆满，所以考后心情极为平静。

回到宿舍，我以战后归营的心态整理床铺，准备搬回楼下一层去住，竟然发现枕头下尽是密密麻麻的臭虫，枕头和被单上还留着铁色的血迹。这是我取得成果的代价，我不禁为自己的“专心”而大吃一惊。我认为参加这一场公开竞争考试是日后要写长篇著作的人的一次很好的锻炼。

但是，我得承认，我的工作方式只适用于考试，而不能作为正常的工作方式。日常生活不能像我上述的那样，把自己关起来，和什么人都不接触，怕受打扰。后来的生活证明，打扰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难以避免的。有时，被打扰也有好处，譬如，偶尔我要写一篇讲稿时，却有学生或什么访问者来访，总而言之，工作被打断了。不过我的做法是在客人走了之后继续写作，甚至写到天亮，尽管有时谈话费去了我不少时间，好处就在我中断时，在我停笔时，我看事物、看问题的角度就改变了，我的眼界就开阔了。“一分神来”了，有时会完全改变我原来的写法。我的灵感每每是从和同学们对话，以及他们对我的打扰而获得的。

5 录取后的实习

按照《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公费生录取后，于必要时，须依照本大学之规定，留用半年至一年，作研究调查或实习工作，以求获得充分准备，并明了国家之需要，其工作成绩，经指导员审查认可后资送出国”。

钱端升教授是我的指导员。1935年秋他离开清华到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任主任，于是我也就在十月离开清华去到南京。

钱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附近鸡鸣寺下“兰园”有一栋小洋楼，他正在增订王世杰著的《比较宪法》。我到南京后，就在他的指导下阅读他与王世杰联名出版的增订本校样稿，这项工作自然增加了我不少新知识，同时和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他待我很好，不像在清华期间那样沉郁、愤愤不舒的样子。

他把我介绍给行政院参事张锐——行政效率研究会负责人。张锐先生是清华学校毕业的留美学生，是钱先生的同学吧，可是一见面，就觉得他不像一个中国人，倒像个美国人。在我心目中他是个“花花公子”，每逢周末他就到美国大使馆去跳舞，一个单身汉，住在滨江饭店里，神里神气，不像个“读书人”。据钱老师说他在美国攻读“公共行政”，所以行政院除参事正职外，又兼任“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负责人。也许考虑我打算出国去研究“公务员制度”，才把我介绍给这样一位前辈。我从他的口气察觉去美国读书，像他那样，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就和钱先生商量改去英国，钱先生同意了。按照清华规定，只要得到指导员同意，评议会核定，可以转赴英国研究。

我本该实习半年就够了，只因讯息缺乏，没弄清楚规定，延到第二年（1936年）才出国，真是浪费了不少时间。

我在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的日子里，主要是与该会干事谢定式君合搞一份问卷。根据张锐的指导思想，调查行政院所属各部会工作人员的人事（年龄、性别、籍贯、资历、等级及所任职务和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等）。收集的答卷很多，我无心放在这种官僚文章的数字和数据分析上。这份调查工作后来全由谢君处理，我只是在中大图书馆里读书。

这时候，国民政府提倡“好人政府”，翁文灏先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蒋廷黻先生任政务处长。蒋先生曾是清华历史系主任，教过我们“欧洲19世纪史”和“近代中国外交史”，他不但认得我，而且称赞我思维清晰，据说蒋先生曾和清华几位教师私下议论一些学生的培养前途，认为历史系的某人虽有中国方面的学问，却未掌握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点美中不足。要培养的恰恰是政治学系那些埋头苦学而不好议论是非或参加什么公众活动的学生，风闻我也在其赏识之列。为了在深造上听听前辈的意见，我曾去拜访蒋处长于行政院大楼。

那日正是南京最热的一天，蒋处长的办公室很大，写字台下面放着几块冰块，另外还在窗口下放着一位女秘书的写字台。他那发了胖的身子冷冷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叫我坐下来谈。当我就想去英国而不去美国的打算向他请教时，他劈头就把我怔住了，他说，清华学生的头脑真有问题，“不是美国就是英国”。他放大声音评论我的看法“不对头”，看来他自信自己的意见十分高明。可说出来，真把我吓了一跳。

“你们这样的青年若要把中国管理好，应该去印度而不是什么英国或美国。”

我静坐着，觉得这话很不顺耳！

“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去学英国的先进知识，一点用处没有。不如到印度去学点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方法！”这是蒋先生的见解，真使我无法理解他的深意，这岂不是说“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对中国更合适，更接近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对中国实行的蒋介石独裁所抱的根本见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所以要弃学从政的思想基础了。

我不会就这个问题去请教写过“民主乎？独裁乎？”那篇文章的指导老师的。总之，我的实习工作是毫无成绩的，也没有达到学校规定“以求得明了国家之需要”的目的。在未获得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匆回家去和家人告别，做“英国之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