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战后。梅洛-庞蒂及其他一些同时代人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为人所知，他们尽管是以不同方式，但却是抱着同一个信念投入到一项长期的工作中，这项工作触及我们的思维模式及我们的认识标准。他们以行动宣言的形式来从事这项工作，今天，我们仅仅通过一些冒险的、犹豫不决的表达才觉察得到这项宣言的力量。梅洛-庞蒂发表于《现代》杂志第一期的社论《战争发生了》（1945年11月）就是对此的证明。由此，《现代》杂志所做出的指令与一场战争齐头并进，这场战争已经发生，也就是说人们看着它来临而不曾能够阻止它，甚至不能够在黑格尔主义的尚武策略中设想它。梅洛-庞蒂的社论在法国被占时期的沉默之下沉重地将注意力投向哲学上的一个失语症，这一症状在于知觉的领域（它本应对世界做出第一次认定）无法执行它的效力，即使它能够执行效力，也是既可憎又可笑：
那些贡特斯卡普（Contrescarpe）广场上载满孩子的车子……
未完成的句子……它确定了《知觉现象学》以失败而告终：我们不能以此方式与历史会合，但这个句子更为《知觉现象学》带来了耻辱。让我们先不考虑这项确认，它在后来还酝酿了《辩证法的冒险》。
这一代人在童年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过其后果，目睹过欧洲的急于反击及重新武装，目睹过《凡尔赛和约》的不合理性，这项条约将欧洲从一场战争推向了另一场战争。在受到哲学教育，受到无疑是30年代最优秀的教育之后，他们很快觉察到这一教育无力促成对于当下的任何理解，甚至无法设想它。除了酿成席卷20世纪欧洲的那些冲突的原因和理由——无法为任何所谓的工业理性所控制，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性的原因和理由，他们还认为一种巨大的知性缺陷以及对于被牵涉其中的不安也负有潜在的责任。
对于我们来说，很难理解这是个什么样的时代（1918年到1938年，整整20年），它被夹在中间，被称为“两次大战之间”，就像是一段不可能有其他说法的题外话，根据人们认为适用于历史的综合性视角，它无法被归入历史中，它以一场无光荣的爆炸，以可耻的残酷，以一部理解机器的毁坏而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对于曾经共存的东西的意识散乱，是一场种族灭绝所带来的恐怖（这场灭绝既无法想象，又因为不同程度上的虚伪、无知和否认而受到掩饰），是一场在物理学家的智慧和全新的密码交流之间所展开的无情赛跑。
从1945年开始，不同的观察渐渐展开，打破了离它们最近的那个年代的不可描述性。首先做出观察的是一位历史学家：《奇怪的溃败》（马克·布洛赫，作于1940年，首次发表于1946年）。多年以后才有了两部小说（但是“小说”的说法肯定已经不恰当了），它们抓住了这种不一致性：《林中阳台》（于连·格拉克，1958年）、《佛兰德公路》（克洛德·西蒙，1960年）。在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时刻，萨特放弃了对《自由之路》的继续，他的《奇怪的战争笔记》（Les Carnets de la drôle de guerre）始终不曾发表。《现代》杂志在他担任编辑期间陆续发表了大卫·鲁塞（Rousset）的经历（《集中营世界》[L'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和《我们死去的那些天》[Les jours de notre mort]）。《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térature）这份萨特的宣言向所有的论文和见证敞开大门，与此同时，梅洛-庞蒂主持政治这个方面，并以连载的方式发表《战争与恐怖》。《现代》杂志赢得了它的权威性及无可争议的光辉，然而，这是一段在文学庇护之下的等待时期。文学在战后的几年起到了相当于临时道德（morale par provision）的作用——在既不是没有理由也不是没有非凡才华的支持的情况下，它构成了令人清醒的诊所。萨特在几年后（《词语》,1965年，但我们知道其写作计划是很早之前就有的）以猛烈的态度指出这一点，这一态度迫使文学扮演反串的角色。因此，《现代》杂志的口吻是讽刺性的，或者说是说反话，它知道它的卓别林式的刊名中隐藏着对某种欺诈的揭发。因为，就现代性本身而言，我们曾不止一次满足于某种“差不多”，就像满足于一项既成事实（我们是这一事实的幸运的继承人）。政治史及通史以16世纪为开端，这一世纪紧随着文艺复兴及对新大陆的发现。对新大陆的发现似乎是对古典时期的复兴运动所酿成的某种冲动的结果（这一复兴将古典时期的进程延续到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但同时又不做出任何承诺。至于哲学史，它树立了并没有对这一切产生注意的笛卡尔主义，后者由于被康德肯定而在一个超验的地位上愈发显得不可动摇。它是外在于历史的突现，建立于一种数学之上，这种数学从自然中取得其语言（像伽利略所说的），这一语言由康德通过仔细考察牛顿的数学运算而公之于世。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我们还没有说），现代性是一个不曾间断的进程，没有任何革命能使它稳定下来，就算是哥白尼革命，或者说尤其不能由哥白尼革命稳定下来——既然这一革命和其他革命归根结底是一样的，就像是暴风雨中的六分仪。
这代人同样也看到了格尔尼卡（Guernica）：报纸上的照片和1936年展出的画。新的明证的维度驳斥着这样一种恐怖：它本想成为启示录，不被记述，是政治宣传的原材料，它在屠杀者的真面目上散布疑惑，因为轰炸一直进行到深夜，人们本可能什么都没有看见。那幅画像一张相片一样取景，是一幅不可能的场景的爆炸，但也是另一幅场景的拼装——一个手持火炬的动作在这一场景中再一次散布光（sol）与影（sombra）。黑与白的极端对比相当于一种强度。画被齐地置于观众的高度，就像《梅杜萨之筏》（Le Radeau de la Méduse）。种种碎片征服着画面，它们同时拒绝场景与宿命，拼成线形，就连杰利柯（Géricault）画笔下的那些代表遇难者希望的碎布在这幅画上都看不到。这些如同从斗牛或耶稣受难的场景中炸开的碎片被乱七八糟地拼装在一起，它们组成了一份一目了然的控诉材料。光线从内部发出，有一只手臂举着烛台，手和眼，这些是画家的职责，从此，毕加索的画不可磨灭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眼的永久刺青。画家向我们施加了他令人看的力量（son faire voir）。
同样，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教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去听。这一方式将它的征订者逐出支配的地位。“这些口味过于精致的听众，他们带着法官的表情并交换着词语与笑容，却察觉不到地面在他们脚下振动，他们就像是一支摇晃于风暴表面的队伍。”（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如许多的瞬间，它们或多或少能被调整到知觉的和谐结构中，它们在将要绝望时避免绝望，因为它们已经蕴涵着对于愤怒的表达和潜在的生成性，尽管对此的例证是带有局限性的、悬而未决的，且无法在当时就转变为模式或范例。
这一代人读过普鲁斯特（Proust）、康拉德（Conrad）和塞林（Céline），更确切地说是从前者出发读后两者。除了一些没有人会去读的毫无价值的片断，《黑暗深处》（Au coeur des ténèbres）中的叙述者所讲述的只有一个词——恐怖，这是一个被派到刚果买卖象牙的冒险者最后的、几乎是听不见的话，冒险者先是一个冒名者，后来又变成受害者，在伦敦，没有人愿意也很可能没有人能够听到那个词。
我还要提醒大家，这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读过他们的师兄让·卡瓦耶斯（Jean Cavaillès）对达沃斯（Davos）会面的汇报。卡瓦耶斯第一个领会到批判主义不再有任何前途，因为它不再具有牛顿曾经向它提供的保证，它想要将牛顿学说的功能语法化为经验判断，这项努力已是精疲力竭。同年（1927），莫奈的《睡莲》系列被布置于橘园美术馆，普鲁斯特出版了《追忆逝水年华》的最后一部，《重现的时光》的意义与《论馈赠》如出一辙——莫斯（Mauss）在后者中对于社会中的冲突与交流关系描绘出一番全然不同的历史。即使人们在当时并没有察觉到，但却出现了另一种考虑现实与历史的方式，对此，梅洛-庞蒂最早的两部作品《行为的结构》及《知觉现象学》，已有所暗示。然而这些线索在当时被纳入到一个陈述结构（即使它们仅仅被纳入这一结构的边缘）中，它们传承着一种对于现状和历史的过度夸大但最终挫败的野心。《知觉现象学》最后一章所做出的认定被清楚地肯定于《现代》杂志的社论中。这样一来，这部作品既是一个了不起的论题——为一项巨大而全新的工程积累着资源，是对一种知觉模式（这一模式重现斯多亚派的意向及它们的亚历山大式的幽灵）的检验，又是一个败笔。由于它无力与历史会合，它走过的整个道路以及它赋予现象学原理的最后一次机会都将受到置疑。
这一无力被描述为失语症及知觉场景的瓦解，在它的冲击下，必须对现况做出不容任何模棱两可的清醒总结。梅洛-庞蒂希望通过在心理学、人种学、精神分析学的最新结论中汲取资源，而融入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梅洛-庞蒂的总结是：或者这些资源公然地拒绝命题学（l'apophantique）语言，或者（这将是更严重的结论）这些资源使得命题学的简单机制转而变成自然主义的最初形式，这一形式从此没有任何意义。这一诊断以完全独立的方式重现了维特根斯坦在十多年前所做出的观察。为撰写《知觉现象学》而作的准备工作在梅洛-庞蒂的身后留下了许多相互分离的经验层面。我们曾生活在一个双重神话中，它们分别是作为对经验的最大容纳的历史现实，以及作为结算单位的知觉单位。19世纪将这两个形象放置于康德式经验的边缘，并在其中加入了一些更符合自身哲学希望的其他书写方式。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些局部的、惊世骇俗的想法，出现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出现了塞尚和毕加索的绘画，甚至还出现了超现实主义的陈列和装置，它们本应对某种重获新生的现象学的大胆做出肯定和证明。但它们却发起分裂并以自身的强制力提出自己的承诺。它们在自己的创作材料上所再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衔接及表达方式，这一表达方式排斥对象的意向性和现象学的陈述。愤怒始终存在，梅洛-庞蒂在1960年提醒萨特，“当问题涉及关键”时，愤怒并不是不好的认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