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有守
教授为学问之大敌说
这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詹姆斯(Wm.James)与英国大致同派的哲学家歇雷(F.C.S.Schiller)谈话中间的一句。这句话究做何解,很耐人玩味。至少可以有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歇雷的,怕也就是詹姆斯的。下面就是歇雷的话。“一行学问的旨趣,在使学他的人天天加多,他的影响天天扩大出去。教这行学问的那位教授的旨趣,却未必在此,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要增高他的权威。他的方法,便在使这行学问越变越专门。越专门,懂他的人便越少,有力量来批评他的人便越少;他就越觉得自己超凡入圣。……他的专门名词越来越多,弄得人人莫名其妙。……长此不改,不论那一行学问,必有教之不得学之不屑的一日。”所以说,一行学问的大敌,便是这行学问的教授。这是第一说。
孔子说: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近世所谓科学精神也不外这四个大字。这可以说是学问家的四条清规,面子上,做学问的教授们似乎都很守清规的,事实上,一条不犯的,却寻不出几个来。大凡一个研究生,一个助教,总是小心翼翼的;到得后来,自己略微有些根柢,有些贡献,便要自称或加入某个派别。一有了派别,西人所谓school,于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精神,便一天发达似一天。他未尝不继续作研究功夫,然而他的立足点不免十分褊狭;这便是犯了固字与我字的毛病。要是他向来的方法是不大谨严的,到此也许更要犯意字必字两个毛病。
这许多毛病,在哲学家方面,真是不一而足;所谓系统的哲学家,我看无一幸免。科学家方面略微好些,然而数派或两派对峙的局势是常见的。极端的达尔文派与极端的拉马克派对峙;雷勃的机械派与杜里舒的生机派对峙;皮耳孙的统计遗传派与达文包的曼氏遗传派对峙;行为心理派与意识心理派对峙。诸如此类,在从事的几位教授,双方钩心斗角,容有相当兴趣,但在那一行学问方面,却多少不能不受打击。研究一行学问的教授,一有派别,这一行学问,在那位教授手里,至少已是宣告局部封锁了。教授是学问的敌人,这是第二说。
这两个说法,第一说似乎不适用于中国的教授;因为大多数的连一行学问的术语都记不清楚,遑论播弄他来吓人。第二说比较适用些。中国教授近来也有派别了。不过他们的派别,很少是自己的本领赚来的。那一派的有些名望的教授先有机会教他,他自以为拳拳服膺了,他便替那一派说话,替那一派辩护。这是很自然的,青年有志的学者,那有不愿意追随骥尾的呢?记得有一位老朋友,初入美国某大学,在某大教授下专攻某科;他的谈吐主张,不知不觉就入了他老师的派别,开口闭口的是“我师”“我师”。后来他毕业了,转入另一大学作研究生,我就再也不听见他提起他的老师,吐属也从此不同了。我看中国教授所自标或自期许的派别,多数是如此得来的。
然而中国教授所以为学问之大敌者却不在此。他们大多数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本来不做什么研究,在某行学问上不预备生什么净利。他们所以为学问之敌者,却在他们以教授自居,人家也口口声声的用教授两字捧他。
欧美各国大学的学生未必如何特色,收取学生的条件未必如何严密,然教授的资格却非同小可。在德国制度之下,从试教到正教授,中间要经过十数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美国的制度比较似乎宽些,然而相当的年限也少不得。从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决没有躐等的,更没有刚从大学或大学院出来一跃而为教授的。做别的事也许可以不讲资格和经验,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非讲不可。中国近来的大学,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教授当然比春笋更要多了。然而调查起大多数的履历起来,最了不得的是刚出大学院的哲博或法博(是J. D.,不是LL.D.)。我说此话,不是推崇学位,不过得过博士的教授,至少大概做过一篇多少自出心裁的论文,比较差强人意罢了。
一国各大学的教授,总看起来,是一个不组织的最高学府,所以当教授的责任与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如今中国的教授,十之七八,既无成绩在前,又不亟起直追于后,使当教授之名而无愧;结果,除了一行学问,在这位教授手里,不得不宣告停顿外,还有一个绝大的危机。就是,使登他“门墙”的人,并不见门墙如何之高,于是学问界幸进之人一天多似一天,吃教授饭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到得教授完全成了一种口的职业,中国的学问界就可以宣告破产了。除非有别派健全些的势力出来替他,这是不可幸免的。这不是危言,近来已很有这种趋势,前月工会组织发达的时候,不是有人提倡设立一个教授协会么?当时我顾义思名,以为与其沿用教授二字,遭非智识阶级的非难,不如称为“课业工会”,与其他工会一致行动,比较妥切些。这个工会的大目的,当然也在“保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了。所以若有不做教授的人来谈学问,工会也许要出来干涉;不入工会的学问家,也许不准居教授之名,不许在大学里教书。此种现象,目下虽尚无有,不过若是不讲资格和职业化的两个倾向长此不改,早晚不免有这个日子罢了。
总之,就现在情形而论,中国多一个教授,那一行不幸的学问即多一个障碍,少一分进境:因为他把持了这一学问,一面自己不努力下去,一面使有志力者不能问津。教授——尤其是今日中国风行一时的教授——是学问的大敌,这是第三个说法。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