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男王遣使——宋顺帝诏除安东大将军

两晋南北朝时期（265—589）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的时期，也是北方少数民族依次向南大迁徙，与汉族大融合的时期。在此期间，北方的割据势力、民族之间发生过频繁激烈的战争；曾有五个民族先后建立了16个国家；虽然战争不断，但社会经济仍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南方，承续了两汉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成果，开发迅速，经济发展较快。

同一时期的日本列岛上进入了统一政权的确立时期，至少自4世纪初起，列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确立在本州岛上的今奈良地区。标志着权力的巨型古坟遍及奈良附近的近畿地区。基本统一了列岛的大和政权中的一些男王仍有向中国要求册封的政治需要，但其目的不是像邪马台国女王那样为了震慑列岛上的异己势力，而是为了抗衡列岛以外的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势力，争夺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经济统辖权，这也从侧面表明了日本列岛政治经济的发展程度。

据中国正史《宋书》中的《倭国传》的记载，自421年至478年，先后有五位日本的男王向南朝的刘宋朝贡。他们来朝贡的目的非常明确，即要求刘宋王朝给予册封，特别是要求获得包括都督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半岛南部地区的安东大将军的封号，以对抗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势力。对此，刘宋政权在“远交近攻”及“华夷秩序”的考虑之下，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对方的要求。

但在五王遣使时期（421—478）的前后，中日间的往来有两次大的间断。一次是五王遣使前的266年至420年共154年，再一次是五王遣使后的479年至607年共128年。为何产生了如此大的空当呢？对此，有必要从当时的东北亚地区的中日关系和日朝关系两个侧面来考察这个问题。

首先，分四个层次从中日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

（1）265年，西晋代魏而兴，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其东北疆域包括有朝鲜半岛的西北部。这个地理分割形势从曹魏时期一直保持到316年。那么在这一段时期里，日本与西晋政权的交往是可能的。因为倭女王国一直与带方郡有过交往，并且还多次通过带方郡与魏通交，239年、243年、245年、247年邪马台与魏的通交都是通过或路过带方郡来实现的。那么在265年，也就是西晋开朝的元年，倭女王壹与便遣使朝献于晋（《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第二年倭人又来朝贡（《晋书·武帝纪》）。但自266年起其后的154年间，日本使者的来华就没有确切的记录了，为什么说没有确切的记录了呢？是因为在《晋书·武帝纪》（西晋）所记的279—290年中，有东夷若干国来朝贡6次的记载。但其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包括日本，所以说没有确切的记录。那么为什么日本没来呢？这是因为在日本列岛内，新兴的大和政权与邪马台女王国进行着激烈的争夺战，本来持有与中国正统外交权的邪马台国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来西晋朝贺了。又加之313年高句丽大举南下统辖了乐浪郡、带方郡，就此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局势，日本虽与百济协同作战，抗击高句丽，但最终龟缩于半岛西南，失去了通向西晋国都洛阳的陆上通道，致使日本使者不能来华。

（2）316年，西晋灭亡，南北分立，北方进入十六国纷争时期，南方由东晋统治，但其北界不到淮水。这种地理分割形势一直持续到420年，这100年的地理条件，很不利于中日的交通，中国分为南北两个政治势力的情况也使东夷各国不知朝贡何方。其中377年，高句丽和新罗曾朝贺前秦王苻坚，百济曾于372年入贡东晋，但日本人的来华由于比上述国家更困难，所以一直未见于史料。至382年，有“五国遣使来贡方物”的记载，但其中是否包括日本没有确切的说明。由此看来，处于亚洲最东方的日本，难以来华，若走陆路，有高句丽敌对势力的阻隔；若走海路，其航海技术尚不发达，只能望洋兴叹。

（3）420年东晋灭亡，刘宋王朝建立。刘宋占领山东为中日交通带来了新的转机。因为山东半岛至百济西北海岸只有300公里的海路，又属黄海北部海域，风浪不很凶险，日本船是可以来往的。421年、425年、438年、443年、45 1年、460年、462年、478年，到刘宋王朝479年灭亡为止，共有8次日本来朝贡的记载，并且，其朝贺的过程被史籍记载得十分详细，其过程中共有五位倭王遣使来华，请求册封，史称五王遣使。而且这五位倭王均为男性，是新兴的大和朝廷的王，大都可在日本史上找到确切的活动足迹，其中的倭王武即雄略天皇。但如此密切的往来在刘宋灭亡后又中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4）479年，萧道成受宋禅让，是为南朝萧齐。在这之前，山东半岛上便发生疆界的骚动，至497年，山东半岛正式归北魏，南朝与日本的交通又重新受阻。据史载，479年、502年雄略天皇仍有朝贺，但据学者分析，479年和502年分别是齐梁开国的年份，在开朝大典上，恐怕要重申一下外交方针，齐梁两朝分别封雄略天皇为“镇东大将军”“征东将军”等，但实际上，倭王使者并未到建康，并未真的到场。其后，南朝齐的版图更小，倭国与中国的官方联系从479年至607年小野妹子使隋为止，又有128年的中断。

其次，从日朝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

公元1世纪起，朝鲜半岛三国争斗。西晋末期，313年，高句丽占领乐浪、带方。在半岛的最南端，有一块领属关系经常变动的地方，叫伽耶（日本称任那），因日本与此地区在地理关系上最近，所以交往多，尤其是日本依赖于伽耶的铁资源。一说日本曾在此地区有过政治势力。当百济受到高句丽南下进攻的时候，日本与有共同利益的百济携手反击高句丽是历史的事实。391年，日本恐怕有过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其行动的结果是一时控制了百济和新罗。

400年，好太王发兵五万南下援新罗，大破倭军。404年，高句丽又击退了侵入原带方郡的倭军。关于以上所涉及到的此期间朝鲜半岛的局势，有一个历史遗迹可做参考。391—412年在位的高句丽王好太王（广开土王）的坟墓及墓碑在现吉林省集安市。这里曾是高句丽的首都称丸都，此碑1800字记录了好太王的英雄事迹，其中提到391年，倭国渡海破百济、新罗之事，又谈及好太王如何遏制倭国。好太王碑是好太王的儿子于好太王死后的第二年414年建立的，其石碑高6.2米，树立于好太王的墓前，此行为本身恐怕就有威慑倭军的动机。不用说，这一时期在半岛上，高句丽与倭国的势力争夺是激烈的。这一历史背景往往被研究日本史的专家用来说明5世纪初的大和政权已拥有强大的实力，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领域里则可用来佐证倭五王遣使刘宋的政治背景，即用争取册封来遏制敌对方的势力。

《宋书·倭国传》的全文如下：

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讚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绶。”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北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迳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宜忿寇雠，雍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闇，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解读《宋书·倭国传》这一段史料的话，可归纳为8次倭王的遣使活动。

①421年，倭王讚遣使朝贡，宋高祖刘裕诏曰“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像魏明帝对待邪马台女王的使者一样，宋高祖强调了日本使者远道而来，并赐予官号。

②425年，讚又派人奉表，献方物。

③438年，珍遣使，自称“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太祖没有下封“六国诸军事”，并去掉了“安东大将军”中的“大”字，封珍为“安东将军”、“倭国王”。因为此时期的刘宋对东北亚的战事并不感兴趣，或可以说无力顾及。再说高句丽也来朝贡，刘宋也封号给高句丽，恐怕为了不刺激高句丽，刘宋王朝一直对日本的封号采取保留态度。

④443年，倭王济遣使奉献，封号如故。

⑤451年，倭王济遣使来朝，宋皇帝这次给加上了“六国诸军事”的封号。

⑥460年，倭王兴遣使贡献。

⑦462年，倭王兴又遣使，宋世祖特别夸赞了倭国不断派使臣朝贺之事。

⑧478年，倭王武来宋，要求受封“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次带来了特别制作的表文，表文中首先叙述了其祖先讨灭200余国、统一四方的光荣历史，并以海外藩王的身份肯定了倭国与南朝的友好传统，接着诉说了高句丽兵戎相逼、阻塞贡道之恶状，表明欲与高句丽血战到底的决心，最后请宋帝封官爵。在这则表文的背后可以看出，曾于4世纪下半叶在半岛横行一时的大和朝廷于404年，即5世纪初，被好太王大败之后，仍欲攻打高句丽，但因实力不足而未能如愿。所以在表文中，倭王透露请求宋帝予以声援之意，如宋王准其官爵，至少可使倭国拥有对半岛南部大部分地区的督统之名义，可抬高其国际地位，但六国或七国中均没有高句丽，说明了倭五王要求加封的目的，正是针对高句丽的。

可以说，4—5世纪的东北亚的政治局势是促使倭五王遣使刘宋的主要原因。

可以设想，倭五王在与南朝刘宋往来的过程中，接纳了诸多的南朝文化。但很遗憾，至今，日本的考古工作者还没能证实有一个王都的存在。但这一时期的大型古坟的存在可以弥补一部分遗憾。自3世纪至7世纪期间，以西日本地区为中心，分布有大范围的古坟墓群，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古坟时代”。前期古坟的外形呈圆、方、前圆后方、前方后圆等多种形态，尔后遂逐渐统一为前方后圆坟的形状，这一外形的改变在大型古坟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变化证明了有一个政治联合体或王权的形成，并且是以近畿地区为中心的。五王朝贡期的古坟文化最为宏大。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巨大化。有代表性的位于大阪的仁德天皇的大仙陵古坟长486米。

二是广域化。一些地方豪族的古坟也与近畿地区的古坟呈一致外形，并且大都长300米以上。这可说明受王权势力影响的区域在扩大。

三是陪葬品中多武具。在那之前的古坟陪葬品多为玉、镜等物，说明被葬者是一些具有咒术特长的宗教领袖、一些负责祭祀的王。而五王朝贡期的古坟陪葬品则多为武具。并且这些武具出现得十分突然，时段很集中，量很大，又消失得很突然。

如上的五王遣使时期的日本古坟中陪葬品的变异引起了史学界的多种研究和争议。1948年，江上波夫提出了骑马民族（高句丽）征服日本说，受到了历史学界的注目。他主张：在4世纪初形成的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均属骑马游牧民族。这些骑马民族渡过朝鲜海峡登陆日本，经一个世纪的苦战经营在近畿地区建立了强大的王权。《宋书》中，倭王武的上表文中把敌方称作“毛人”、“众夷”，把己方称作“王道”、“朝宗”就是基于倭王武是外来民族的缘故。由此，这一时期的古坟陪葬物多为武具、马具，具有现实性的、战斗性的、王侯贵族的、亚洲北部的、游牧文化的风格。还是基于上述原因，在这一时期本身为外来民族的倭王才能够接纳了大量的大陆移民，并把移民的事迹记载了下来。按照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征服日本说的论点，遣使刘宋的日本五王是于4世纪从朝鲜半岛东渡的外来民族，大和政权不是邪马台女王国的接续。

对于日本历史上的这些重大问题，历史学界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若历史真如江上波夫所言，为什么中国的正史上没有记载呢？笔者认为，古坟突然出现的大量的武具和马具会不会是五王的使臣们从大陆携回的呢？这些武具和马具会不会也同铜镜、勾玉、铜剑一样，仅被看做是一种祭品呢？这些问题还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南朝刘宋王朝对倭五王的册封，加速了那一时期日本列岛王权势力的统一大业的进程。倭五王即是延续至今的日本天皇家族的祖先。

实地考察稻荷山铁剑

此剑造于471年，剑长73.5厘米，是曾辅佐过雄略天皇的一位官人所造。铭文的大意为：“乎獲居臣的祖先叫意富比垝，其儿叫……其儿……其儿……至今多支鹵大王时……我曾辅佐过大王，我做此刀以记其历史。”“乎獲居臣”即“雄略天皇”，即倭五王中的武。471年正是倭五王遣使的时期，与478年雄略天皇上表文给宋顺帝只差7年。

铁剑的铭文在日本文字形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文法结构虽仍是汉文结构，但通篇人名都是由汉字表音组成，从整体看，已经带有明显的日本文字风格，为8世纪诞生的万叶假名之嚆矢。

此文物1968年出土于埼玉县稻荷山，现收藏于埼玉县立资料馆。此剑佐证了那一时代，在中日交流的背景下，日本中央王权急剧形成的史实和日本文字在中国汉字影响下形成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