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当代研究
做巴顿，还是做朱可夫？
《巴顿将军》和《莫斯科保卫战》，都是我曾经为之入迷的好看电影。我不光是几次三番地观赏过它们，而且，从当初反复阅读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到后来再三重温这两部电影，前前后后这十几年时光，也恰好是我生命中最一波三折、最面临抉择的时期。由此，尽管本意上只是为了消遣，而且我自问也绝非什么卡莱尔学说的崇信者，但在这个到处都是可信侏儒与不可信英雄的年代，从那两部影片中凸显出来的比较确凿的卡理斯玛，没准还真的渗入了我的心念。
我还知道，我这种经历肯定不会是孤立或偶然的。记得大学时代有位同窗，对于本专业真可以说是兴味索然，以至于后来被分配出去教书，甫一开讲就有惊人之语——我在哲学系读了四年书，说穿了都是些废话！可是，就这么个谈不上用功的同学，竟能对《回忆与思考》中的每个细节，包括冗长的军事态势对比，乃至枯燥的武器装备清单，都一五一十地如数家珍，足见军事家朱可夫当年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远远地大过了他的同胞哲学家尤金康斯坦丁诺夫。
不过，直到在研讨比较方法的课堂上脱口而出之前，我并没有打算在这方面进行自我剖析。可那天我在讲台前实在是太忘情太放松了，似乎不是在面对着一群学生，而是在面对着一组精神分析的大夫，一下子把长年郁结的东西全都给释放出来了。而此后，再顺着脱口讲出的思路，来梳理自己曾经做出的大小抉择，竟觉得许多东西都变得清晰起来，——不知是偶然间为杂乱的人生经验找到了某种叙述方式，还是于浑浑噩噩中果有如此自觉严整之追求？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当我在电话里就此向一位多年知己倾谈时，居然这边还未及多言，那边马上就能心领神会了——你肯定是更倾向于朱可夫的！老友之间如此的心有灵犀，更使我不住地咂摸其中的滋味：会不会自己信口讲出的这些戏言，远不止是大学讲台上一个小小的插曲，倒从某种深层讲出了一代人的隐晦故事？
一
我之所以把本文的话题形容为“插曲”和“戏言”，是因为寻常向同学们讲授的比较研究，往往都是针对文学文本、且都是横跨于中外之间的，但本文眼下想要对比的，却只是两部电影，而且是分属于美国和苏联的电影。
然而，至少在中文的语境中，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两两对应的关联。
首先，这两部影片都是以二次大战欧洲战场为背景的战争片，而且都在刻意制造本国的战神。《巴顿将军》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它的主人公那种明显带有好莱坞夸张风格的外向性格，再配上他身后那幅伟大得“超现实”的星条旗背景，从一开始就强烈地烘托出了这一点。而等影片再放映到美英两国“二士争功”的时候，这种烘托更干脆被一句露骨的台词给直接挑明了——“英国也需要制造它自己的英雄”。另一方面，尽管相形之下《莫斯科保卫战》里的朱可夫形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紧身衣之下，不可能承载如巴顿形象中那般飞扬跋扈的想象力，但那位苏联将领绷得紧紧的身板和抿得紧紧的嘴角，仍然冷峻地凝聚着另一种视觉冲击力，其间既有“泰山崩于前”的压力，也有“伴君如伴虎”的紧张。这种风格使人想起俄罗斯辽远大地上低回着的那些沉郁的民歌，想起东正教对于人生苦痛的令人压抑的突出认知，或许正因乎此，此一形象才堪称某一个独特民族的独特民族英雄。
其次，这两位具有不同嗓音类型的“英雄男高音”，又都是在二次大战已经硝烟散尽之后，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沉潜反省，才由苏美两国以痛定思痛的形式再次播放出来的。我猜想，那恐怕正是拍摄二战影片的最佳时机：时间若再早些，“朕即国家”式的铁腕人物尚未谢幕，便难以获得必要的历史心理距离；可时间若再晚些，记忆的浓度却又要被冲淡，难以得到必需的投资和观众。另外，就本文的关注焦点而言，亦正是由于有了历史的间隔，苏联导演才敢于不再让斯大林遮挡住一切，从而使得朱可夫的形象有可能脱颖而出。由此，尽管本来只有那部美国影片的主旨才挑明了要来表现某位历史人物，而这部苏联影片的主题本不过是要去复述某一历史事件，但后者毕竟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想象空间，足以在人物塑造方面有所解冻，而不必再沿用一个模子去生产照例患有“伟人症”的领袖形象。
我还猜想，正因为已经享有了相对的个性空间，我们才会在影片中看到，尽管动机、方式和风险都相当不同，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开展，两位主人公却都曾因为固执己见而突遭解职。看起来，这种令人惋惜的笔锋急转的“临阵换将”，既被两国导演不约而同地搬上了故事情节的核心，就不会是纯属巧合。因为，只有这种为了自主的信念而不惜“抗上”的举动，特别在惯于“以服从为天职”的行伍之间，才能以冷冰冰的官僚体制为背景，演绎出硬踢铁板的戏剧性冲突，而鲜活地映衬出一员虎将的不羁个性。
再次，这两部电影又都拍摄于冷战正酣的年代，而且相对于它们各自的正统意识形态而言，又都算得上该国的主流电影。在这一点上，它们是既不同于《越战启示录》，也不同于《一个人的遭遇》。如果我没有记错，来自共和党右派的尼克松总统，当年就特别爱看《巴顿将军》，而且每看必会忍不住泪水；甚至，据说他在宣布东南亚战场上的美军已经一不做二不休地进入了柬埔寨之前，还特地连续两次调看了它，好借巴顿的虎威来给自己壮胆。拍摄于苏共体制下的《莫斯科保卫战》就更不用说了。即使对杀人如麻的斯大林，它也尽量勾画出这位独裁者的正面形象，比如让他在得知卓娅惨遭处死之后，居然在强敌正摧枯拉朽地兵临城下之际，毫不示弱且出人意表地宣布——从此不再接受德军某团任何官兵的投降！即使这种“格杀勿论”的命令有点儿横蛮，也确实表现出了凛然令人起敬的钢铁意志。
然而细品起来，这两部主流电影，似乎又都对各自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质疑。不难想象，以尼克松后来的惨痛挫折，也以他那高瞻远瞩寰球战略的宏大眼光，如果他在下台以后，还有勇气再看一遍巴顿将军的过人抱负曾经何等受制于美国那种平庸的民选政体，那么，即使他不会流下更多泪水，也肯定会发出更多的内心共鸣。与之相应，更有一个可笑可气的趣事，可以突出地证明在《莫斯科保卫战》中确实存在着某种松动。原来，更加囿于意谛牢结的中国译制者，曾经暗自把其中有关斯大林的某些情节，剪接成了一串只剩下伟大可供赞叹的场景，让我现在凭着记忆将其简述下来：
当影片演到克里姆林宫里讨论建立中央转移委员会、以便把整个苏联工业的重心转移到战略后方的时候，政治局里突然有人谄媚地高叫：“同志们，我们没有权力拿斯大林同志的安全冒险，应当把斯大林同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明显讨好他的提议，斯大林却不紧不慢地用烟斗指指内宫的门，莫测高深地说道：“关于这个问题，我去跟斯大林同志商量一下。”而此后出现的镜头则是，正当莫斯科街头出现恐慌的时候，一位老纠察队员却告诉大家——“怯懦的人走得越远越好，反正斯大林同志留下来了！”转瞬间，等这消息随风飘散之后，恐慌的疑云似乎也随之散去了，似在专门等着催人振奋的红场阅兵……
电影本身特有的蒙太奇句法，在这里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愚弄，使我长期以来一直误以为，那句“我去跟斯大林同志商量一下”，显然是艺术家的某种修辞策略，不啻表现了一种幽默的婉拒，好像是说“不应在这个地方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同样显示了钢铁意志。我甚至还曾觉得，这句含混的台词竟很合乎斯大林的身份和霸气，仿佛在传递着这样的训示——“这本不是你们有权讨论的问题，但姑念是在关切我的安危，就不当着众人给什么人难堪了……”可谁能想到，后来在纪念二次大战多少周年的时候，哪家地方电视台又重新播放了全本，而等再看到这里时，我简直能把眼睛都给看直了——原来在推开内宫的门之后，这位铁石心肠的领袖不仅没有铁定要留守，相反倒是实实在在地准备撤离，甚至已经来到了自己的专列之前，而只是到最后一刻才改变了主意。所以，那句“我去跟斯大林同志商量一下”，所表达的看来就不是什么坚定的信心，倒是一时还下不了的决心。
不知道语言学家会不会采录这个故事，作为语言唯有在与情境的互动中才能确定其意义的生动例证，但中方译制者这种既粗暴又巧妙的删改，总可以使我们确切地知道，如果遵从更加没有弹性的意识形态，那么就连《莫斯科保卫战》中较为正面的斯大林形象，也能被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可不是怎的？它居然允许摄影机进入伟大领袖的内心世界，发现那里照样存在着凡人都有的犹豫、动摇和反悔；这简直都有点类乎资产阶级电影中的老巴顿了，他老想管住自己那张信口雌黄的大嘴，又总是因为祸从口出而沮丧和追悔……
最后无巧不巧的是，同样由于某个译制上的错误，更使我们在观看《巴顿将军》中文版的时候，难免要联想到《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另一位英雄，从而使这两部电影至少在中文语境中更有可比性。原来，当年在柏林墙的巨大阴影之下，《巴顿将军》的台词曾经再三暗示美国观众，如果不是因为某种政治均衡安排的可怕延误，他们的虎将巴顿早就率领第三军团拿下了柏林。由此一来，就电影自身的叙事逻辑而言，巴顿就不光获得了资格去跟蒙哥马利争功，甚至还获得了资格去跟柏林的实际攻取者朱可夫争功。我猜想，正是循着这样的剧情逻辑，这位英雄才会被安排得最后再“酷”一把，朝着被精心丑化的苏联将军卡特科夫，冷不丁扔出一句冒犯已极的粗话——“我不在意跟他或者任何别的俄国婊子养的一起干杯”（I don't care to drink with him or any other Russian son of bitch）。而惯会再创作的中文译制者，这一回做得更绝，干脆把这位卡特科夫（Katkov）径直误译成了朱可夫（Zhukov），从而让两国的第一虎将在中国的银幕上当面锣对面鼓地演了一出“关公战秦琼”！
这当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翻译错误。不过，百思不得其解之余，我还是很想再摸着点儿头脑：犯下此等低级错误的心理原因究竟何在？会不会还是由于当年那种浓重的冷战气氛？设若如此，则我们就不妨认为，接下来那个“一个婊子养的跟另一个婊子养的”（one son of bitch to another）又各怀鬼胎地相互祝酒的镜头，恰是二战后世界格局的最好缩影。所以，如果连译制者的听觉都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被糊里糊涂地导向了朱可夫，那就更加暗示了我们：就算这种破口大骂不可能发生在真实的外交场合，它也肯定会发生在朦胧的潜意识中；我们甚至还有理由循着瑜亮情结来推度，要是现实中的巴顿真想出口伤人，他大概也只有去骂功高盖世的朱可夫，因为骂别人肯定解不了他的心头之恨。
二
《巴顿将军》中那段纯由女兵边走边吹的铜管乐，虽只有短短几句，却是地道的美国味儿。它既即兴随意，又威风堂堂；既活泼俏皮，又军容严整；既花里胡哨，又眉飞色舞；既趾高气扬，又青春萌动，叫人听了只觉得，大概唯有不知历史包袱为何物的美国佬，才能编出这等奔放诙谐的曲子，也才能把它吹奏得如此满场生辉。相形之下，《莫斯科保卫战》中那首对着前线电话听筒演出的男声合唱，就完全是另一种味道了，它简朴而凝重，沙哑而低回，苍郁而悲愤，激切而沉雄，似更适合伏尔加河畔那些吞吐着烧酒气味的胸膛宽厚的男低音，虽不会听得你猛一激灵，却更耐得住回旋反复，可供你躺在草地望着长空久久哼唱，并一点一点地把力度加大，去倾听传统的血管深处那滚滚不息的流淌，以及当血肉之躯挣脱历史重轭时那惊心动魄的撕裂……真的，当我们把它们进行对比的时候，真不禁要惊叹人类文明的精微成就——它居然能在音符如此之少的两小段乐曲中，包藏起差异如此之大的形式塑造！
同样，所有其他的构成要素，包括其节奏和对白，以及其画面和色调，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在强调着：这是分属于两种传统的两种电影。就此，酷爱传统的我又要浮想联翩了：传统的伟力竟这等巨大，哪怕在遭到毁灭的过程中，它仍然如此强韧，如此富于激发，如此底蕴深厚。而相形之下，那一时取得了强势的统治意识形态，在创造可以传世的艺术形式方面，就单薄得只剩下可怜了——它那种简单横蛮的过滤（比如当年苏共中央经常做出的关于某一具体作品的决议），不光从未能防范住一切，而且也从未能建构起什么，充其量也只能导致艺术作品的失败，而从未导致过它的成功……
跟《巴顿将军》的匠心巧运相比，《莫斯科保卫战》的剪裁手法，显然要古朴和笨重得多了。这种不够轻灵的步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年苏斯洛夫等人的长官意志。不过即使如此，又同样有理由认为，也非得在老托尔斯泰的故乡，才能以《战争与和平》所独具的从容不迫和广大辽远，来拍摄出此类带有浓郁史诗风格的战争巨片。由此，我又固执地想到，尽管电影的技术特性本身就构成了现代感性心理的基本要素，但它仍然并非只有好莱坞大片这一条商路可走。且不说苏联导演向称擅场的诗性电影了，它其实也反过来可以被拍摄得更加散文化——也就是说，除了更像大幅跳跃的意识流，它还有可能采用不紧不慢的实录，除了更像“无巧不成书”的传奇，它还有可能更像自然发生的事态，除了有可能更像费尽机心的文学，它还有可能更像不期然而然的历史……所以，人类的感性世界并非注定要按照某一模子去强求“国际化”，从而我们的生活就仍有可能表现为鲜活而独特的创造。
具体而言，眼下对比的这两部电影，虽都在回顾空前的人类惨剧，但其艺术手法的鲜明区别却首先在于：这一惨剧在苏联的银幕上被处理成了浓烈呛人的悲剧，而在美国的银幕则被渲染成了戏谑笑谈的喜剧。这种总体氛围又从一开始就映衬出：它们一个是在记取几遭灭族的惊恐历史，另一个则是在重温行侠仗义的辉煌经历。受此制约，即使剧中的朱可夫敢于憧憬胜利，那胜利对他来说也只可能是侥幸的和偶然的，换句话说，他只能凭着顽强的意志去苦撑苦熬，直到种种机缘碰巧凑到一起，侥幸闪现出一个失不再来的有利缝隙。而在此一时机到来之前，即使他明知部下伤亡惨重，甚至明知连身后督战的最高统帅都已同意后撤，仍要对着横碾过来的历史大叫“死守——死守！”而相形之下，巴顿却乍一登场便成竹在胸，可以并无吹牛之嫌地向部下打气说：“我们有着世上最好的供给与装备、最高昂的士气，和优秀的人才。”由此，胜利对于他和他的军队来说便是势在必然和理所当然的，是可以如探囊取物般轻易拿到的，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拿。正是顺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急不可耐地朝着唾手可得的德国大本营高喊——“给我四十万加仑汽油，我给你拿下柏林！”
由此就决定了，尽管这两部影片都在以前方将士的鲜血，去铺平各自主人公的功业，然而平心体会之下，同样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行为，却又出于相当不同的动机。这两位大英雄，一个是在殊死的背水血战中，面对一支刚刚经受过残酷清洗、故而严重缺乏将才的部队，迫不得已地临时充任了并不受人羡慕的“灭火队长”，另一个则出身于贵族军人世家，既自命为古代将星转世、又深恐屠龙之技无从施展，故而邀功之情溢于言表。我简直想要说，就其内心深处而言，朱可夫是被逼无奈地接受了这场生灵涂炭的卫国战争，而巴顿则是喜不自胜地找到了这块千载难逢的用武之地。——后者从来也没有隐讳过自己的这种天生好斗之情：“美国人从传统上就喜爱战争。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喜欢打仗的刺激！”（“Americans traditionally love to fight.All real Americans love the sting of battle! ”）
由此又决定了，尽管他们都是天生军事奇才，都会对战争进程进行精准的预料和算度，但至少在影片的文本内部，其思维模式却几乎完全相反：一个是精于理性的和不动声色的，另一个则是性不忍事的和罗曼蒂克的。关于这一点，不妨对比一下剧中的两个相似场景。《巴顿将军》中有一个镜头，应当是特别传神的和特别经典的：这位战神竟然一边狂呼着“朝我的鼻子开火吧”，一边唐吉诃德式地拔出短枪来当街对抗德军的轰炸，不顾身负重任的自己几乎就要被一串凌空射下的子弹击中。无独有偶，《莫斯科保卫战》也设计了一个类似的情结，来表现什么是被导演看重的大将风度：当听说司令部周围空降了德国伞兵以后，沉思于地图前的朱可夫居然声色不动，只简单地命令放一支冲锋枪在自己桌上；接下来，自然还轮不到他来亲自扣动扳机，那小股德军便已被清除了，而沉思中的朱可夫仍自声色不动，其心念根本就未曾被这种骚扰所触动……不知道这两个细节是否都于史有证，但不管它们是被挑选出来的还是被假想出来的，却总是反映出了不同的民族习性——要么不识得“忍辱负重”，要么不识得“酣畅淋漓”！
更令人瞩目的对比还在于，尽管两位赳赳武夫都豪气逼人，但限于种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他们却又各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中间，又要数朱可夫的忧虑最为可怕。根据蓝英年所介绍的《西蒙诺夫回忆录》，其实早在战争未见分晓之前，朱可夫就已经从前线总指挥被贬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司令员了，其原因当然在于他那并不完全驯服的性格，不过更主要的还在于，斯大林本不是罗斯福，本来就容不下一个堪与自己争辉的艾森豪威尔。等到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朱可夫又以如此之功勋和众望，只被增补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而且即使如此他还特别满足，因为这至少说明斯大林暂时无意枪毙他了。——原来早在刚刚攻克柏林之时，贝利亚就曾提议过兔死狗烹，而斯大林也只是觉得若在此时杀掉朱可夫，简直无异于罗斯福杀掉了艾森豪威尔、或者丘吉尔杀掉了蒙哥马利，向国际社会交代不过去，才没有采纳这个本来未必不会令他动心的建议。（说到这里，又很想进行几句并非题外的发挥了。也许连我那些把跨越研究和形象对比当成日常功课的同事都未曾想到，原来在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某位暴君心中默默进行的有关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形象对比，居然起过这么大的历史作用，既悄悄贬损过这位当今俄罗斯的第一民族英雄，又默默拯救过他的生命。不过，由此又足见大家想要凸显的那种思维方式，对于理解某些隐秘的历史动机，具有何等普遍的重要性。）
如果说，越接近战争的尾声，朱可夫就越忧虑到战后还能否幸存，那么，巴顿的心理正好相反：由于本性中太需要战争，这位战神压根儿就没打算活到战争结束。深知巴顿天性的布雷德利，曾不无厌恶地道出了他的这种好斗性格：“乔治，你我之间有一个巨大区别，我从军是因为被训练成了这样，而你从军则是因为你喜好它。”而到影片结尾，巴顿则又反过来对布雷德利感慨道：“对一个职业军人而言，最佳的结局就是被最后一战的最后一枪打死。”甚至，就连专门负责研究美军情报的德国军官Steiger，到最后也对着巴顿的照片哀叹：“他同样要被毁灭了。战争的缺场也会杀死他的。纯正的武士，却是辉煌的时代错误……”（He, too, will be destroyed.The absence of war will kill him.The pure warrior, a magnificent anachronism.）一边说着，他一边就把巴顿的照片付之一炬了。
说到这里，就要发掘出这两部影片之最令人惊异的对比了——谁又能想到：巴顿和朱可夫这两位旷世的英雄，一个几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一场充满陷阱的和毫无胜算的战争中，最后不仅侥幸挥师攻克了德军大本营，也侥幸逃过了“毒太阳”来自背后的灼烧，而终于得以从一位浑身悲剧色彩的主人公，转化成为求仁得仁的正剧人物；另一个则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在一场并无悬念的威风八面的战争中，统帅着他的铁甲军团凯歌行进，却竟于狂呼大走中步步逼近了自己的死亡，而终于在时过境迁后转化成为过了气的悲剧人物！去年冬天，我曾有机会在曼海姆（巴顿遭遇车祸之处）和海德堡（巴顿最终故去之处）长时间地漫步，反复思忖着此中的意味，然而直到写作此文之时，我必须承认，我仍不能完全想清这种蹊跷和诡异的历史辩证法……
三
那就接着往下试想吧。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戏剧化对比：我现在的研究生几乎全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却几乎全都认同于巴顿；唯独我本人坚守着“群而不党”，可我又坚定地认同于朱可夫。
年轻人自有染自这个时代的心气。他们不喜欢沉重的背负，哪怕是背负道义的责任；他们更热爱轻松的自由，哪怕这自由显得多少有点张狂。在这个意义上，选择去做巴顿，也就是选择了命运的偏爱，至少是对这种偏爱的企求。因为说到底，这两位英雄的麻烦并不在一个层面：就连巴顿为之苦不自胜的东西，也都值得朱可夫心生羡慕。另外，且不说《莫斯科保卫战》中那单调乏味的宣传语调，以及《巴顿将军》更合年轻胃口的大片风格，就是那个令我如此深爱的朱可夫形象，也并不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因为那中间毕竟隐藏着太多的委屈和沉重；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只怕还存在着这样的心理：不管朱可夫的使命何等迫切，他毕竟是被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恐怖统治之下，毕竟在服从和服务于一个合法性相当可疑的政权。
我能够“同情地理解”我的学生，但我仍想尝试挑战这所谓的“代沟”，因为我至少还有一些理由，要求同样能在历史情境中去“同情地理解”朱可夫。我必须这样雄辩：并非历史上的所有主要功业，都能够在足以被后世认可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完成；恰恰相反，其实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的此类功业，都并无幸运来倚赖某种足以被后人认作当然普适价值的统治类型。反过来说，倒正是仰仗着这些功业的层层积累，人类文明——包括作为文明之突出成就的政治文化——才会得到不断的损益和更迭；而且唯其如此，也才能使得后人轻易就能达到某种历史高度，足以藉此一眼看穿前人的身材还不够高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某种荒唐的归谬逻辑，它总是把具体的历史功业简单地还原为具体的政治架构。这实际上是在一叶障目地苛责全部的人类文明史，而且，这种非要等黄河彻底变清才愿出山的念头，恰恰是犬儒主义的最佳借口！
若从这个认识出发，则本文对比的两部影片所共同展示的人生困境，就恰到好处地启示着：只要是会死的和速朽的个人，那么哪怕是少数几位侥幸发挥过巨大历史主动性的个人，也仍要活动在具体文明语境的制约关系中，从而仍要无可回避地面对自己的人生有限性。无论何种历史主体，他们在具体历史结构中的自由度或许有大有小，但那自由再大也不会是无穷大，再小也不会是无穷小；由此看来，恐怕人生中唯此为大的，还在于如何去体认自己的有限自由，以及如何去主动发挥与扩张这种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刻意制造本国战神的电影，实不过是在这样对观众宣讲：在二次大战那个空前巨大的战争舞台上，美国军人中享有最多自由的那一位，可以伟大如巴顿，而苏联军人中享有最多自由的那一位，则可以伟大如朱可夫。
写到这里，就可以回答本文标题所要追索的问题了——“做巴顿，还是做朱可夫”？这两位大英雄的生平都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但如果命运真的如此慷慨地允许选择，那么，尽管明知道这并非选择命运的偏爱，明知道要为此忍受更多的磨难、惊恐与牺牲，我仍愿做一位朱可夫，因为所有那些煎熬都不会是白白蒙受的，它毕竟有可能换来更大的历史主动性。人生毕竟只有短暂的一次，所以每看一次《莫斯科保卫战》，我的眼角总是为之湿润：在人类已把自己繁衍得多于蝼蚁的星球上，在所有的雄心都要让位于口腹之欲的平庸年代，人类的文明史居然还能闪现出这样一个机会，它使得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盛衰枯荣和生存死灭，都碰巧要取决于某个个人的知识、选择与毅力，取决于他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然而对我而言，选择要做朱可夫，又主要地并非因为在斤斤计较历史功业之大小，毋宁说，更令人看重和难以抗拒的，还在于创造这种功业的内在动机。在我本人的经历中，当然也有过纯属个人的危机。不过，最让我至今仍然刻骨铭心的，还是当整个社会都在潮水般退下的时候，自己竟然微不足道到了徒唤奈何的程度。正是这种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几近绝望的希望，使我总是不由想起当年莫斯科城下的朱可夫——他怎么就率众堵住了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溃败呢？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朱可夫这个形象的认同，首先是对他曾经经历过的特定困境的认同，以及对他曾经做出的有效反抗的认同。而相形之下，尽管我也曾受到过巴顿形象的感染，但终究还是不能认同他那太过个人化的气质。甚至，越看到后来我越觉得，由于缺乏来自人际的对于自我的超越引力，贯注在巴顿形象中的如此旺盛的精气神，或许显得有点没来由、矫揉造作和神经质……
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主动选择去做朱可夫，首先就是要选择他那种“死守”的精神。的确，尽管眼下并非战争年代，但我们仍然太需要死守住某些东西了，——比如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文学者来说，要死守住治学活动的道义前提。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我们身后那座不能再退的莫斯科！正像朱可夫当年一样，无论作为个人的我们需要为此付出多少牺牲，但只要还能死守住这一点，则大家此后终究还有可能发现：历史竟会向我们闪出一个小缝，使得在我们的道术和天下的苍生之间，仍能产生出某种切实而积极的联系，从而，这就使得关在书斋里的阅读和写作活动，仍能满足最起码的献身热忱。由此，人们也许就不至于再用“何德何能”的遁词，来躲避对于沉重历史责任的担当，也许就不至于再以现代学术的逼仄分工为借口，来视而不见总体生存境遇的普遍危机，从而本应最浸透奉献精神的写作活动，也就不至于再被糟蹋成天下最自谋私利的勾当！
这样一来，选择在莫斯科城下的死守，也就帮我们确立了人生的位置。任何有限的生命体，总是隶属于特定共同体的，因而海德格尔所讲的“此在”，在当今的民族国家框架之下，也就无异于“在苏联之在”、“在美国之在”或“在中国之在”。而这种“此在”一旦落生为现实，便注定会使我们的生命有限化，从而使此生的全部可能与不可能，几乎从咿呀学语的时候起，就已经根植于某一块特定的土地。当然，正因为这样，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埋怨去抗争——自己在此时此地是何等的不自由！不过又应提醒的是，不管这种埋怨和抗争发展到何种烈度，人们也千万不可忘记——与此同时自己生命中的最大自由，其实也同样潜藏在此时此地！“理想国”毕竟只存在于理想中。正因为这种理想太重要了，对于一个并不理想的社会，除了太过乖巧地顺从它或者同样太过乖巧地逃离它之外，我们才需要既忍辱负重、又不稍屈服地坚守着它，从而既以自己无从回避的苦难，来映衬它的不理想，也以自己成功的或失败的苦斗，来克服它的不理想。
我想，要是终究不能如此这般地争取增大历史主体的可能，那我们就终将无法像当年的朱可夫那样——以殊死的抗争抵挡住当代历史的颓势。
2003年10月31日于京北弘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