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房龙地理》1932年初版于美国。1939年在英国出版时，书名改为《人类的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故事》。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社会欢迎，仅在美国，出版后的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38000册。在1933年，出现了德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瑞典文等14种文字译本。也是在这一年，最初的中译本问世。我们这个译本是根据1939年伦敦版翻译的，内容经过房龙的修订，与以前的版本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澳大利亚这一章就是完全重写的。

这本书以《房龙世界地理》的中译本书名在1933年介绍到我国后，很快成为大中学生喜爱的读物。曾使房龙享誉世界的这本书，尽管是写于半个世纪以前，而且许多数据已不适用于今天，但是就整体来说，仍然是一本提供丰富历史地理知识的有价值读物。其价值不仅表现在读来饶有兴味，而更重要的是发人深省。即使你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或历史感很强的人，也不免会慨叹历史这个大舞台竟是如此恢宏，地球这个人类大家园竟是这等奇妙，斗转星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抚今追昔，能不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迅速而瞠目。作者撰写本书时是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一个酝酿巨大历史变化的时刻。在世界经济格局上、主宰全球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1929—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政治格局上，两个新战争策源地正在欧亚兴起，德日法西斯力图以武力改绘世界政治地图。房龙生活在这个时代，为后人记录下了这个时代以及它以前的人文地理、历史风貌，从而为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绝妙的、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历史资料。

我们通过这本书，回顾半个世纪以前的世界和中国，再看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得出同一个结论：人类是多么值得骄傲，她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在战胜自己。地球变小了，朝发夕至，天涯若比邻；人变聪明了，神话中的许多故事，变成了现实。书中有一定篇幅描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看看房龙笔下的中国，对比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中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就不只是诗人抒发诗情的语言了。

为什么这本书曾经吸引过许多国家的众多读者而且直到今天仍有其价值？用房龙自己的话说，他这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理书。它不是单纯地告诉读者某处山有多高，水有多长，哪国地广人多，谁又是大国寡民，何处风景如画，何地又是弥漫风沙，这些数据和记载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记载这些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房龙的这本书是以人的活动为主线，阐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怎样为人类的活动提供载体，人类的活动又是怎样影响地球。房龙告诉读者，在这本书中，他首先要讲的是人，其次是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剩下的则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其他方面。地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房龙说：“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赐，它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但是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学习它的法则，遵从它的律令。”“这些律令是公正的却又是冷酷无情的，这里没有上诉法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每一个人的祸与福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祸与福。”房龙的祸福观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在同一星球上的人类应该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但是他叹息“人类是唯一有能力对自己同类采取大规模敌对行动的动物。狗不会吃掉狗，老虎也不吃掉老虎，就连最令人憎恶的鬣狗也与自己同类和平相处，而人类却憎恨着人，人在杀人，今天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首要关切的都是在准备杀戮更多的邻居”。房龙不仅是说过去的征战历史，也是针对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新的战争乌云和风暴而发。房龙呼吁人类共同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类福祉承担责任，同时对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提出警告。

房龙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趋势都坦率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正是他这本书的特点。确切地说，房龙撰写这本书的脉络很清楚，那就是以历史为经、地理为纬的人类生存史。一方面是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永不停止的活动，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包括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国家联盟）的流血和不流血的争斗。房龙在评述人类进行过的和正面临的这些斗争时，不乏有见地的观点，比如在谈到非洲大陆的悲惨境况时，对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讥讽和挞伐；比如，他对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寄以深切的同情，对中国的前途他作了悲观而又有期待的预测。他写道：“我不是预言家，我不知道在今后10年、15年中将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我想情况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中国觉悟得太晚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如果他真的追赶上了，那么就得恳求仁慈的上帝，怜悯我们吧，因为，我们那时应该还给中国人什么样的一笔债啊！”房龙没有活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无法亲眼目睹中国人民是怎样赶上世界的发展的。昔日欺凌侵略中国的那些国家，不得不承认它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它们理应偿还的债，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同时也应该指出，房龙在对一些事件和国家作评述时，也有失误和严重错误。最严重的错误出现在第三十八章中。一开始，房龙把他的这一章概括为“实用经济学课程”。房龙把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和强占我国东北，说成是“日本的需要”。他有这样一段话：“许多人似乎都很愤怒，谴责‘日本的野心’是一种兽性的表现。不过我却称它为‘日本的需要’。在国际政策上，一种健全的利己主义，是合乎需要的品质。日本须为国内过多的人口寻找一条出路。而它现在正在世界人口稀少、政治腐败、居民处境恶劣的北亚寻找这种出路……那些听了我这种冷酷自私的话掉泪的人们，我将恭敬地请求他们，为美国国内的黑人的痛苦而哭泣吧。”房龙的这个观点从根本上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20世纪初泛滥于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法西斯理论，以所谓寻找和扩大“生存空间”作为对外侵略的理论根据，用以蒙蔽本国人民和欺骗世界人民。房龙对美国政府压迫国内黑人表现出义愤，那又为什么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国而给予支持呢？当然不必给他加上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帽子，姑且称之为思想混乱。房龙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他当然不懂得高科技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水平；全球经济互通有无的全球化趋势，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调剂余缺，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合理、合法的对外移民，也可以有助于调剂劳动力余缺。“生存空间”论完全是为扩张主义者张目的说辞。事实给了房龙一个教训。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宣扬日耳曼民族至上，有权扩大其“生存空间”，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大自然的铁的规律”。《我的奋斗》1925年和1928年先后出版第一二卷时，希特勒还没有上台，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上德国总理的第一年，也正是房龙写《房龙地理》的这一年，房龙是不是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没有说，但是他的观点受《我的奋斗》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龙读过《我的奋斗》，因为在1938年，希特勒把《我的奋斗》中的理论逐段付诸实践，欧洲各国都处在《我的奋斗》阴影下，房龙的祖国荷兰也将成为希特勒魔掌攫夺的对象。提倡“生存空间”论的房龙不愿意自己的祖国沦为希特勒德国的“生存空间”，乃在1938年出版了《我们的战争》来回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为了抗议希特勒封闭德国国内犹太人开的出版社，房龙公开宣布此后决不在德国出版他的任何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房龙投身反德国法西斯的实际斗争中，在美国波士顿一家广播电台主持向被占领的祖国人民广播反纳粹的节目。以后，他一直坚持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立场，直至1944年去世。房龙用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生存空间”谬论。再如在第二十章关于俄罗斯的论述中，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房龙的观点是幼稚的，他甚至认为“古老的修士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他对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偏见也是当时世界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所有这些，我们在出版时都作了恰当的处理。

这里不妨再举一个与日后发展进程背离很远的例子，那就是房龙对澳大利亚发展的评述。在房龙笔下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地理条件恶劣，与世隔绝，孤悬在大洋中的一片荒凉大陆，发展前景十分悲观，他甚至用了“大自然的继子”的标题来给澳大利亚定位。这种描述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西方殖民者的“白澳政策”统治下是有其真实性的。但是房龙在谈到澳大利亚前景时恰恰忽视了他最重视的人的因素，而且也对澳大利亚的资源优势估计不足。人口资源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积极因素，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地广人稀也是一个优势，澳大利亚的人口从20世纪初的600万缓慢增加到1995年的1850万，而它的面积有760万平方公里，相比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却有13亿多人口，应该说这就是它独特的发展优势，因为地大人少，发展的回旋余地大。人少，人均占有的资源就多，这就是发展优势。从房龙写本书到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早已不是“海上孤儿”，也不是“大自然的继子”，而是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了。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房龙在70多年前就能准确预测到澳大利亚的今天，但至少可以说，房龙对澳大利亚的观察和研究失之粗疏。这种粗疏还可见之于他处，如他对世界人口发展估计也与现实相去甚远。

最后谈谈本书的体例。房龙写书，没有一定之规，体例特别。就拿本书来说，前七章都是讲的地理学上的知识，在这之后，插进一节“楔子”，讲述“怎样读这本书”，核心内容就是要求读者配合一本地图册一起读。本书中原附有多幅作者绘制的地图。但是当时及以后的许多评论家指出，从原则上讲配合地图册来读是可取的，但是房龙绘制的地图过于简略和粗疏，许多山脉画错了地方，河流流向也出现谬误。对这些批评，房龙并不同意，他认为不必拘泥于数据是否准确，而应着眼于概念。对于房龙的辩解，房龙的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公司不以为然，认为地图应以准确为要务。本中译本舍弃了原书中的地图，因为对今日我国读者确实不需要，但保留了房龙绘制的若干插图，这些插图有简洁明快的特点，有的插图还很耐看。

本书根据伦敦乔治·G．哈拉普出版公司1939年版译出。

邓蜀生

（本次修订对原译序作了适当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