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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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把过去八九年间写就的非专业性文章结成两本集子,题为《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和《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收录的是一些比较“严肃”的文章,主题宏大一些,而写作的方法也更接近学术文章的风格。《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也就是读者面前的这本集子,则收录了随笔、书评和杂文这样比较“轻松”的文章。

全书共收录了48篇文章,分成四编。第一编“国是管窥”收集了11篇时评性文章,篇幅和内容都比较杂,实际上是一些无法归类的文章,但是基本上可以反映我的思想脉络。第二编“经济杂议”收集了19篇经济杂文,多数是发表在《南方周末》“原富”版上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无论是从篇幅还是从风格上来说都比较齐整。第三编“他山之玉”里的10篇文章是书评或读书的感想。书评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推介,一种是评论。在本编里,两种书评都有。评论性的书评,是和作者的对话,是对作者的一些观点的追问,因此难免会显得“刻薄”;然而,不唯此,作者和评论者都难有长进。第四编“书斋内外”收集了风格接近散文的8篇文章,都是专业以外的感想。其中《印度随想》和《回乡三日》比较长,也更像散文。《印度随想》在《南方周末》上连载之后,得到的反馈意外得多,反映了知识界对了解印度的渴望。《回乡三日》写的比较琐碎,但希望读者从中体会到中国基层的苦和希望。《在祖父的遗像前》是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发表的,它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一直以来,我都有为祖辈写点儿纪念文字的愿望。大概十年以前,我曾写了《消失的小镇》,纪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二祖父;《在祖父的遗像前》则是为纪念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牺牲的三祖父而写的。

这本集子的书名“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取自第四编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决定出国读博士的时候,我就打定主意读完之后立即回国,实际上我也这么做了。现在想来,回国之后最大的好处是有参与感。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生活在这个时代却不参与,将是一个学者人生最大的憾事。当然,参与的方式有很多种。和社会保持距离,对社会进行理性的观察和总结,然后发表学术论文,也是一种参与方式。但我总觉得这样不够,还想写一些直接面对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东西。我希望两者能够形成良性的互动。参与对现实的讨论不仅是宣讲自己观点的过程,而且也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新鲜的灵感;反过来,学术研究为公共讨论提供理论和事实支撑,正如我在《穿行于现实和书斋之间》那篇文章里所讲的,没有研究支撑的公共讨论,只会沦落为口号之间的竞争,对解决当下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不会有任何裨益。这不是说研究得出的结论就一定可靠,在《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谬误》这篇文章里,我甚至不认为经济学是科学。但是,和科学具备“可证伪性”相类似,经济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具备“可批评性”,也就是说,拥有前提、推理、事实这些要素,从而为其他人的批评提供了一个基础。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文章是在过去八九年里发表的,一些主题可能反复出现,因此重复在所难免,甚至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了保持文章的原貌,除个别文字和表述之外,我没有做任何调整。

这本集子的出版,要感谢的人和机构很多。《读书》杂志是我最早发表非经济学学术文章的地方,当时的两位主编汪晖和黄平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还要特别感谢贾宝兰编辑,我在《读书》上的文章都是经她的手发表的。近些年来,《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许多文章。我要特别感谢余力编辑,没有她的鼓励,我不会写那么多经济时评;没有她的坚持,我的一些文章也无法发表。收入本书的其他文章曾分别发表在《财经》、《天涯》、《经济学家茶座》、《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解放日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书城》、《洪范评论》和《中国书评》等杂志和报纸上,在此一并致谢。《印度随想》是我在2006年访问印度两个星期之后写成的,这次访问是纽约新学校大学(The New School)印度—中国研究所“印度—中国研究员”项目的一部分。此项目的参与者来自中国、印度和美国,而且在三个国家都举办了“驻地”(residence)活动,和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和讨论开阔了我的视野,促进了我对自己观点的完善。我特别感谢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Ashok Gu-rung先生和中方顾问查建英女士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每次到纽约,Gu-rung先生必请我到他家做客,查建英女士更是多次和我深入讨论我的文章和观点,每次我有新的东西,两人都要把它转发到印度—中国研究所的内部网络上,和其他人分享。我的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聚集了一批关心当下中国问题的同事,和他们的讨论丰富了我对中国的认识,激发了我的学术研究和日常写作的灵感。我的太太聂华和儿子姚晔舟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而且,和他们在饭桌上的讨论也让我获益良多,学会了如何把学术观点传递给一般大众。我的学生胡赟之通读了所有文章,对文字进行了必要的修正。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林君秀和朱启兵对本书的策划和细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