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当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

很高兴来到三味书屋与大家交流一些看法。没想到今天会来这么多人，实在令我感动。刚才，我和李老师、刘老师做了一番交流，了解到三味书屋成立于1988年，至今已经21年了。作为一个不以经营为目的，而以传播思想、为社会提供一个平台的书店，能够坚持这么多年，实属不易，尤其她还在长安街上。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一方面是来交流探讨问题，更重要的是来支持像三味书屋这样的民间团体。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肩负着建立和改善市民社会的重任，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出不懈的努力。

我今天讲三部分内容：第一，简要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上流传着很多看法，但其中的一些缺乏事实依据，因此我打算稍微梳理一下。第二，对现在的几种流行思潮做个简要的评论，谈谈我对这些思潮的看法。第三，是谈谈我对社会公正的认识，阐述如何看待这些社会不公，并进一步阐明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

一

当代中国社会不公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我想大家最为关注的一方面是在收入差距上，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最深的。收入分配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叫做基尼系数。简单地说，基尼系数在0和1之间，越接近于1，收入分配越不公。如果是0，说明是完全平均的；如果是1，那就意味着只有一个人享有社会的全部收入。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与美国接近，处于世界的中上水平。北欧国家是最平均的，它们的基尼系数只有0.25—0.27左右，稍高的是东亚一些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它们的基尼系数基本在0.35—0.37之间。比我们高的集中在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接近0.6。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达到或者说超过了临界点，即通常所说的0.45这个警戒线。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收入差距不公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上，这点在日常讨论中往往被忽视了。城乡收入差距是3.3倍，也就是一个城里人的平均收入是农村人的3.3倍，这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津巴布韦第二高，它的城乡收入差距是2.8倍。如果将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扣除，我们的基尼系数就能降到0.37左右，这样就与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基本相同。当然，这不能否认在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最高收入的1‰人群和最低的20%群体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这也是很多人感受到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的最大原因。看两头而忽视中间构成我们看问题的盲点，事实上，中间这部分人收入上涨得非常快，这说明中产阶级的数量在逐渐增加，这是判断我国收入分配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是什么因素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属世界绝无仅有的呢？第一个因素来源于长期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城乡隔离。1978年，全国的基尼系数，农村和城市相加只有0.28，但城乡收入差距已达2.8倍，超过津巴布韦，居世界之首。在1978年以前，大家普遍贫穷，但相对来说，城里人的富裕程度、社会保障程度比农村人高得多，如果把非物质收入再加上，估计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应该超过2.8倍。第二个因素是市场自身的作用。只要具备能力，又有进城的意愿，大学毕业生极少返回农村。高素质人才以及资金流汇聚城市，理所当然，对于政府也是如此。这是因为，把智力和资金投入到城市，回报率更高。大概十年前，一个美国记者问上海的一名中学生：如果国家有一笔钱，是应该投到你们学校还是投到贵州的一所中学？这个中学生回答，我们这里的基础设施好，更容易出人才，当然投到我们学校。这是一个朴素而普遍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不一定正确，但毕竟反映了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分化作用。这也是后面我要谈到的，右翼自由主义思潮陷入完全相信市场、与现实相脱节的一个误区。第三个因素是教育差距。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18岁到22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超过50%的人在接受高等教育。有人告诉我，如果加上三年制的大专，就达70%，这个比例已达到美国的水平，一些发达国家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据统计，全国的平均水平是22%，而农村肯定不会超过10%，这个差距是相当巨大的。很多人测算过教育回报，在发达国家，多接受一年的教育，收入相应增加15%—20%。中国低于这个数字，但也有12%—13%。照此计算，城里人受教育的平均年数如果比农村多5年，收入就高60%以上。第四个因素是福利上的差距。当前，尽管城市人口的福利降低了，但比农村还是强很多。全国40%的城市人口、80%以上有正式职业的城市人口有养老和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个福利，同个人收入大有关系。当人们没有保障的时候，第一动机是存钱。读书的时候我不理解，农村人为什么辛苦一辈子攒足钱拼命盖房子，而且基本上是给儿子盖，这属于浪费性支出，因为盖房子没有产出效益。但现在明白，这与养老制度有很大关系。现在的性别比越来越高，全国是126∶100，也就是说有26%的男人找不到老婆。我的两个朋友的研究发现，性别比高的地方储蓄率就高，而且有儿子的家庭比有女儿的家庭储蓄率高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没有社会保障。我们常说，西方年轻人，没上大学就周游世界，或者上了大学后不去工作，反而周游列国。在美国，只要年纪上了70岁，看病、养老国家全包。加拿大以及欧洲更是属于高福利国家。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站在农民角度设想一下，当缺少最基本保障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与我们这些有保障的人肯定会有所不同，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对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存有很多抱怨，但对这个问题要做具体分析。比如，为保证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操守、留住人才，就可以多发些工资。当然，我不是在为垄断行业辩护，只是说，有些行业收入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觉得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最关注的，可能还不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最痛恨的是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官员腐败这两个问题，而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只不过是个表象。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在城市建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座的有人可能知道我和仇和（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之间有些纠葛。我其实不愿意再去写文章说昆明的事情，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让人看不下去，我在这里讲几个例子。春天的时候，我去了一次昆明，看到整个城市在大拆大建，所有的路面都要重修一遍。原来就有的高架路，现在居然拆掉重建。有个地方叫螺蛳湾，是东南亚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面积有好几个街区。仇和一声令下，几万个商户就要搬迁，而且那些楼都是很新的，这可能影响到一二十万人的生计问题。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在城中村改造的时候，直接开着推土机进去，一个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还在教室里上课，一边墙就被推倒了。我在想，如果这墙倒下来把孩子砸死、砸伤怎么办？这完全是法西斯才能干出来的事情——你不搬，我就把你半边墙推倒，让你在露天里上课。很多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想这其实是老百姓最痛恨的。

官员腐败、官商勾结，大家也极为痛恨。但是对此也要做一个冷静的分析。有些腐败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制度所致。与日本相比，美国官员的腐败比日本少得多。日本一个议员被抓的时候，他居住的屋子藏着满满的金银财宝。日本战败之后，麦克阿瑟推动了新宪法的制定，那是一部极“进步”的宪法，其中对官员的管束极其严厉。比如，对参加竞选的官员能接受的捐款额有明确的要求，且不能超过一定数额；议员要雇人，国家给钱，但不能超过几个人。这点钱和雇的人对这些政客们来说远远不够。在所谓的民主国家，议员要配备一个很大的工作班子，像美国估计在30人以上。而日本议员没有官方经费雇这么多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去贪污、去受贿。美国是将腐败问题制度化，制度化的腐败就不能称其为腐败。中国有句古话叫“水至清则无鱼”，你要搞得太清楚反倒变成了腐败。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解决的办法不能像日本那样，搞得太干净。也许，某些制度化的东西反倒能帮助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铲除腐败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很多暗的收入制度化。像上海就把公务员的工资提得很高，尽管这不能根除腐败，但至少可以让他们三思而后行，在诱惑面前，缺少了贪污的动力和意愿。

二

下面，我讲一讲现在的几种思潮和我对它们的评价。

我想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还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官员多数相信右翼自由主义。右翼自由主义的问题何在？首先，他们认为民主是不必要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不会为民主说好话，他们相信精英政治或好人政治。好人政治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通过科举制度、选贤任能，挑选出善写道德文章、德性较高的人担任官吏。这种制度是否有好处，尚可争论。右翼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制度不可行，往往以印度选举出地痞流氓作为抵制民主的理由。同时，右翼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惧怕民众，提出要对民粹主义加以警惕。我觉得，因为害怕民粹主义而拒绝民主说不通。经济学家拒绝民主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台词，那就是涉及经济学家的饭碗。在美国，如果你问路人是否知道贝克尔、卢卡斯（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估计有1%的人说知道就不错了；但如果你问中国人，是否知道林毅夫，估计有5%到10%的人会说知道。尽管比例不高，但会比美国高5倍到10倍。因为经济学家在中国这个环境说话算数、有人听。当政权不那么民主的时候，经济学家才更有地位；在民主制度下，议员说话才是算数的。在美国，政治学家、政客们名气更大，而不是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芝加哥有一批学经济的人，即所谓的“芝加哥男孩”——他们都来自拉美——毕业后又回到拉美，与右翼独裁军人政府合作，搞所谓的市场经济，这在道理上是相通的。其次，就是唯市场论，认为现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一切都源于市场机制建立得不够。我是经济学家，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充分，就不可能存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对于这个观点，我觉得甚至贝克尔、卢卡斯这样的芝加哥学派核心人物都不敢认同，而中国经济学家却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有一次，我和林毅夫老师一起接待一批韩国学者，韩国学者问，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林老师回答，社会主义就是经济增长。韩国人听后大笑：“照这么说，我们韩国也是社会主义了。”林毅夫老师的回答很能代表现在经济学家的普遍看法。我们知道，市场分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每个人的天赋相同，那么市场的确会使每个人取得的成就相等；但是，即使这样还有一个运气问题。所以，市场是不可能完全把人给拉平的，这也是右翼自由主义者同中国当前社会脱节、不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在这个极具分化的年代、在资本主义已变得很人性化的今天，我们还在想搞发生在19世纪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当然会遭到老百姓的痛骂。右翼自由主义者还有一个倾向就是偏向资本。经济增长无外乎两个要素：一个是资本，一个是人力。资本与人力的重要不取决于哪个贡献大，而取决于谁的流动性大。比如，如果我不喜欢这个老板，准备跳槽，就得思前想后，下很大的决心。但资本就不一样，资本今天在北京，明天就可能跑到上海，后天跑到东南亚。显然，地方政府理性的选择是偏向资本，千方百计把资本留住。克鲁格曼说过，美国的财富增长在过去的30年间主要集中在千分之一的人群手里；美国最低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基本没有增长，而那千分之一的人群收入增长得非常快，原因是，这些人的流动性非常大，全球都是他们的市场。中国也是一样，资本收入在增加，但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缓慢。过去十多年的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67%，现在只有52%，而上升的是资本的回报和政府的税收。这与我们只搞经济、只相信市场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自由主义者在中国非常软弱、没办法扎根——在此，我必须声明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与当前的中国社会相脱节。

与右翼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是极“左”。极“左”势力在过去这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而且出现了极左翼、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合流的趋势。极“左”的人相信政府，当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时，他们会兴奋；民族主义就是反美，只要是美国说的、做的，就统统是错的；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坚决主张要重建中国文化。三者的相通之处就是反对西方民主，在这点上他们很容易找到契合点。左派要的是人民民主、人民主权，他们会说，我们要搞人民主权，西方民主是代议制，没有体现真正的民主。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喜欢民主。有一次开会，河清就明确说，中国文化根本不适合搞民主，中国文化传统就适合搞独裁。结果大家都不吭气，他感到很失落。沉默就是一种反对，但这些想法同政府的价值取向是合拍的。现在政府两方面的东西都想要，右翼自由主义发展经济的东西想要，极“左”建立强势政府的主张也想要。所以可以看到，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力量增长之快，到了十分令人担心的地步。本届政府的主要做法是好的，重新认识到社会的重要性，并力主重建社会，但另一方面却产生了政府权力的膨胀，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问题。

第三种思潮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既可以是左的也可以是右的。阿根廷军事独裁者庇隆大搞民粹主义，为了争取老百姓的支持，拼命地给老百姓增加福利，极力照顾老百姓的短期利益。在当前的中国，左翼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就是人民主权；右翼民粹主义则主要是抱怨，把一切问题都归罪于政府，指责政府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到。两者的相通之处是为老百姓的短期利益而牺牲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民粹主义不是民主。我们都希望中国有实现民主的那一天，但不能指望民主在一夜之间突然实现。如果真是那样，你可能发现民主还不如我们今天的世界。何谓民主？民主就是程序，就是制度化的过程。民主的另一面是宪政，即按照规则运作。因此，民主的起始点是制度化。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就会发现中国在过去30年中制度化的进程是比较快的，党内生活的制度化、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化大有进步。中国走向民主，制度化也许是条可行之路。

三

我现在谈谈我自己的观点。我自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再次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个世界还是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我们生活在民族国家里，不可能逃脱所生活的民族，说自己是个世界公民，实际上做不到。有一个很著名的试验，把一群互不认识的人关在一个屋子里，随机地给每一个人发一顶红或绿的帽子。你会发现，戴红帽子的人会自动地站在一边，戴绿帽子的人会站在另一边，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戴了一顶相同颜色的帽子。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事关国家利益面前我永远站在国家一边。当你同美国的精英私下谈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在骨子里就渗透着极端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气息。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自由主义只能在民族国家框架里谈的原因。

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有三个原则，一是个人主义，二是平等主义，三是普世原则。大家不要误解，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价值。我坚信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肯定是个自由主义者。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个人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的前提，这是个体先于集体、个体先于国家的个人主义主张。他把个体当做一个人、一个主体来看待。既然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那么每个人必须都是平等的。右翼自由主义也讲平等，但他们的平等只是在程序面前的平等。所谓起点平等，是骗人的伎俩，每个人生长在不同的家庭，起点本来就是不平等的。正因为我们生来不是平等的，我们才要强调平等。既然我们的起点不平等，利用程序的能力肯定大不相同，那么这个程序平等又有什么意义！杨白劳跟黄世仁签下契约，约定到了年关不能还上债，喜儿就归黄家。这个程序当然是平等的——在那个年代卖儿鬻女是允许的——但这样的平等对于杨白劳只意味着死亡。所以平等应该是全面的平等，而不仅仅是程序的平等、起点的平等。普世原则是什么？前面谈到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应该是普世的，既然强调人人平等，我们就应该相信有一些原则是具有普世性的。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开展了普世价值的讨论。当然，我不赞同在那种境况下谈普世价值，所谓“震出一个新中国”这样的话，我觉得过分。但我们应该相信，人是有一些普遍价值的，这些价值我们应该坚持。

我既相信自由主义，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体制的社会主义，而是道义的社会主义，因此，我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在人类历史上，英国是最早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剥削残酷，资本沾满了工人阶级的血泪，此后，提出社会主义诉求的工人运动迫使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但是，体制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同哈耶克所指出的，是因为它包揽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部事物，因而没有办法解决信息收集的问题，不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企业应该生产多少，最终的结果是哈耶克说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的计划经济在那个年代可能还能挺几年，但是，因为对社会加强了全面管制，使整个社会的活力窒息，社会处于灰暗之中，最终无法持续下去。这是我们应该接受的一个惨痛教训。社会主义应该存在，但不是以那种形式、以那种制度存在。我将社会主义区分为体制的社会主义和道义的社会主义两种类型。体制的社会主义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而道义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道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回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以个人为前提、关注个人发展的社会主义。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并不是让市场随意地发挥作用。我一直强调，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如果以个人发展为目标，就应该试图把每个人给拉平。社会主义应该是调节性的，使得人人基本具有相同的能力，而且，如果个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失败了，国家就拉他一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我们一直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非常明确的，但什么是社会主义？从十四届六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的定义就一直模棱两可，甚至有被放弃的危险。

第二是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这是左翼自由主义者必须坚持的。如果我们承认每个人是平等的，每个人的价值是同等的，就无法拒绝民主。即使民主制度再坏，人们也不可能想出有第二个制度能够替代它，能够保障人人平等。我相信福山所说的，历史会终结在自由民主上。但自由民主并不意味着社会就不存在差异，中国的这种民主可能与西方的民主不同，但如果拒绝民主，那么中国就永远不能达到自由民主的境界。政治领域的民主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如果政府单纯搞市场经济，老百姓天天只知道赚钱，就会把人变得异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是，人变成了单面人。要知道，老百姓的生活不仅只有面包，他们还有其他的诉求，而这种诉求是无法用收入增加、利益补偿实现的。没有民主，老百姓的声音听不到，政府的行为就不能反映社会的需要。另外，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政府的合法性只能依靠经济增长获得，所以每个老百姓喊一嗓子他都要去管。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是，你喊，我也喊，我们到议会去讨论。民主就是大家吵，吵到大家最终有个妥协。今天你妥协，明天我妥协，几十年妥协来、妥协去，最后会发现这一辈子算下来，大家都平等了，这就是民主。民主就是在时间上让人民实现平等，只有民主才能解决所谓分配的问题。

第三是争取公民基本能力的平等。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基本能力就是实现有价值目标所必需的一些功能组合。他说，你不能要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不去偷一片面包，因为他缺少基本能力。电影《疯狂的石头》最后的画面是，小偷之一好不容易从井里爬出来，在商店偷了一个面包，店主追着他在公路上跑……我认为，这个镜头反映了我们对待贫富差距所持的一种错误态度，是电影制作者偏见的产物。这种现象很难出现在民主讨论比较发达的社会。如果有充分的讨论，民众就会说，这很不人道啊，他偷了一片面包，其实不应该怪他，他饿了好几天了。我们不能要求他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此时，他最需要的是政府的帮助。在中国，你很少能在工作场合见到残疾人，但我在威斯康星读书的时候，注册管理办公室前台的工作人员是一个盲人，在我读书的时候，计算机还远未普及，找文件依靠手工，但他找文件非常熟练，上下班就牵一个导盲犬自己走。在中国，甭说盲人申请工作，就是白化病者也不可能，那叫“有碍观瞻”。这是政府和社会没有做到位的事情。

到现在，大家可能会问，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再分配才是最合适的？我的回答是，罗尔斯测试。罗尔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正义论》奠定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基础。他认为，再分配不一定就是你多我少——把我的收入给了别人，我的收入减少，别人的收入增加。他说，在一定的区间内未必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把A的部分收入给B，那么明年A和B的收入都会提高。这在现实中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总说产业升级，要在科技上加大投入。但只有科技投入，产业不一定就能升级，到工厂去看看就知道，没有熟练的工人，技术能力再强也没有办法生产。可以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现在，城里的孩子没有一个想当工人的，哪怕是高收入的高级蓝领。怎么办？国家应该多发展高职教育，定向培养工人。我们在高职教育上加大投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才能做起来，每个人的收入才会提高。总体上，投资教育，把收入分给更困难的人，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对全社会均有益处。罗尔斯测试就是，如果把A的钱分给B，下一期全社会的收入不减少。通过收入再分配，整个国家的收入提高，这是广义的罗尔斯测试。狭义的罗尔斯测试是，A把钱给B，有了收入的转移，但是A的收入不下降。刚才，我说A的收入可能下降，因为A把钱转移给了B，他的收入在明年下降，但他为整个社会做了贡献。但狭义测试要求，A把钱转移给B，但A的收入在明年也不下降。现今中国的收入再分配远远没有达到拐点，完全可以通过两个罗尔斯测试。

总结起来，左翼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在经济领域相信市场，在政治领域争取更多的民主，在国家政策方面应该有更多的再分配。现在政府财力雄厚，但没有实行再分配，都被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投到自己的项目上去了。我们多数的转移都是靠项目转移，不是按照所谓的公式转移，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给更需要的人。我们既要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同时又要照顾着现在所处的阶段，这样，整个社会才能真正走向一条共同富裕、个人发展的道路，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