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认识夏红快有十年时间了。记得最初见他，是在清华附近的万圣书园。他的健谈和见识，在我所接触到的青年中是非常难得的。一般来说，青年极容易“左”，因为青年在人生的某一时段，天然居于边缘，对主流容易产生反感，加上青年多数有流浪和漂泊的生活经历，居无定所，性格中难免有颓废的东西，所以反抗是青年性格中难以避免的性格特征，游行、示威、革命、造反一类的事，最容易吸引青年。我也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人，对青年的处境还算是了解。青年而能有“右”的感觉，能对生活和历史有冷静判断，这很难得，我想夏红属于这样的青年。
夏红能写作，研究主题非常独特，他选择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以法学为基本教育背景的人来切入这一段历史，光这个选择就包含了夏红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这个见识不仅出于他自己是法学背景，更有他对时代和人生的深刻理解，也是夏红学术眼光的表现。
我一直以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和命运，判断他们在时代风云中的潮起潮落，选择有社会学和法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是最好的角度。因为严格说，这两门学科都不是我们本土的学问，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最先为这些学问吸引的，一定是对国家命运有深刻思考和长远关怀的人，而事实上，我们观察中国早期从事社会学和法学研究的学者，因为专业的关系，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判断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前途，都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和远见，社会学家如陈达、吴文藻、吴景超、费孝通等；法学家如王宠惠、王世杰、杨兆龙、钱端升等，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未来的判断，对今天依然有启发作用；关注他们的人生和学术，对理解当下中国非常有帮助。
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法学是最贴近现实，最与当下真实生活相关的学问，它的解释和分析相对也最有说服力，最有启蒙作用，最能让人摆脱愚昧，所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有一个观察，认为极权体制一般都不要社会学和法学，这个观点相当深刻。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和法学本来是发展最好的两门学科，它能发展的最好，有一个前提是早期从事中国社会学和法学的学者都是从西方直接学习的，多数学者就是西方主流学者的学生，他们学成归国后又都比较注意这些学科的“本土化”，所以中国早期社会学和法学的根基很正。1949年后，就学科完整消失的历史而言，社会学和法学是最彻底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除了少量以区域分布为格局的几所专门政法学院以外，中国几乎所有综合大学里已完全取消了社会学和法学，而1957年反右运动中，如果以学科为界，社会学和法学学者中成为右派的比例，无疑是最高的。
夏红现在为我们梳理了这一段历史，并加入了他自己独特的思考。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夏红的关注点和对这一段历史的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今后中国法学学术史研究中，夏红的这个研究方向能为研究者提供许多视角，也能为研究者提示许多史料方向，是应当鼓励的一个学术路径。
夏红现在有完整的法学教育背景，且在大学里工作，加之对现实变革有热情和关怀，将来他的学术格局一定会非常开阔。
祝贺夏红新书的出版！
2010年12月12日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