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义和团的源流

第一节 劳乃宣“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之说不足信

翻开各种记载，凡有关义和团的源流，千篇一律，完全根据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解释，认为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 “为离卦教之子孙徒党”，是带革命性，秘密结社的邪教。劳氏之说系根据嘉庆十三年（1808）七月戊寅上谕，及嘉庆二十年（1815）十一月初三“那彦成奏疏”。前者说：

给事中周廷森奏请严惩聚众匪徒一折，据称近日江南之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一带地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乡曲，欺压良善。其滋事之由，先由赌博而起，遇会场市集，公然搭设长棚，押宝聚赌，勾通胥吏为之耳目。请饬下三省督抚，认真踹缉，清查保甲，密访为首棍徒姓名，聚赌械斗之案，拿获尽法惩治，并责成地方官，严定黜陟等语。江南、安徽、河南、山东毗连各州县，既有此等匪徒，自应严行惩办，以靖闾阎，不可养痈贻患。

后者说：

奏为遵旨查办，并将先已讯出端倪，奏明密拿事。……谨据臣等所知，略为陈叙。当日据获到教匪，各供滑县闹事之人，俱系震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其王老爷，系首先传教之山东菏泽县人王中，已于乾隆三十七年犯案正法。林清徒党多系坎卦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北方元上坎宫孔老爷门下。其孔老爷系首先传教之山东宁阳人孔万林，亦已于王中案内正法。至大乘教、金丹八卦教、义和门、如意门等教，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其郜老爷，系首先传教之河南商邱县人郜生文，已于乾隆三十六年犯案正法。……其离卦一教，仍未改悔之案，如所获安平县传习离卦教之杨俊等，究出首先传教吴二瓦罐之子，仍称少当家之吴洛云，并其徒大头目路运等一案。交河县传习一炷香离卦教之齐闻章等，搜出违背十王经卷一案。沧州吴久治、路老等传习佛门教一案。青县季八、叶幅明等传习义和门教一案。又青县边二从习白阳教预知逆情一案。景州葛锡华等从习离卦教预知逆情一案。祁州邢士魁等传习如意教，搜获妄造表名卦号总册一案。故城县葛立业传习义和门拳棒预知逆情一案。均经讯明，教名虽别，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徒党，逐起奏明，分别凌迟斩遣在案。现又访获青县尤明等传习义和门离卦教一案。束鹿县马杨氏传习红阳教，搜获飘高老祖经一案。亦经奏明，从严究办。

在嘉庆上谕里，仅有“义和拳”的名称。在那彦成奏疏里才说到义和门为“离卦教之子孙徒党”。另据沈宝麟撰《吴堦传》，详述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乱，直、鲁、豫交界各县多陷，惟金乡知县吴堦得义和拳之力，城得不破。可证义和拳原与八卦教为敌。因此，那彦成奏疏的真实性如何是问题。纵然言必有据，而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义和门离卦教”，与光绪年间的“义和拳”是否同源又是问题。因后者有几种特点：第一降神附体，第二吃符念咒，第三自称刀枪不入。但我们从未发现嘉庆年间的义和拳或八卦教有以上三种特点。

或谓林清党徒刘玉漋会“金钟罩拳符咒”。可见八卦教“吃符念咒，刀枪不入”。按白莲、八卦画符念咒者有之，但从未发现有“吃符喝符，刀枪不入”的记载。至于刘玉漋，于嘉庆十一年（1806）从张广学武技，得金钟罩符咒山神册，十三年冬始入坎卦教。足证刘玉漋先学金钟罩符咒，然后入八卦教，不是入八卦教后才学习金钟罩符咒。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谋起事，刘说：“吾能画符念咒，行走如飞。”可见别人是不能画符念咒，行走如飞的。同时，林清与李文成的徒党，于起事时，并无“降神附体，吃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记载。

劳氏在《义和拳教门源流考》里说：“按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教以练习拳棒为由，托言神灵附体，讲道教拳，诡称念诵咒语，能御枪炮，有祖师及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其为邪教，形迹显然。”所谓“托言神灵附体”, “念诵咒语，能御枪炮”，是指拳变时期的义和拳而言，而嘉庆年间的义和拳无“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史实根据。劳氏见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与光绪年间义和拳名称完全雷同，于是说后者渊源于前者，不足征信。因名称雷同绝不能证明其源流相同。如咸丰十一年（1861）山东白莲教、八卦教乱，旗分绿、红、白、黑、黄、蓝、花各色。宋景诗部旗色黑，故称“黑旗军”。而同治五年（1866）刘永福部也称“黑旗军”。宋景诗的“黑旗军”与刘永福的“黑旗军”，名称虽同，但实质殊异，如果说后者源于前者，那是错误的。同理，嘉庆年间的“义和拳”与光绪年间的“义和拳”，也是名同而质异（详第二章第二节”义和拳与白莲教无关“）。

劳乃宣氏仅根据那彦成一纸不太详实的报告，认为义和团是由白莲、八卦演变而来的说法，不可轻信，因其身为父母官，其写《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动机，吾人有加以研究的必要。按劳氏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直隶吴桥县令，吴桥与山东毗邻，时值义和团在山东蔓延日甚，劳氏恐其流入吴桥，为预防计，诬为白莲余孽，因白莲教是以“反抗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的秘密结社，为政府所严禁，犯者凌迟。拟借此引起清廷注意，加以禁止，故以白莲称之，乃刊刻《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他说：“岁己亥，余承乏吴桥，时义和拳党芽孽于山东，骎骎及于畿辅。余惧其遂滋蔓也，刻《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编，证其为白莲教遗孽，布诸境内，陈诸上官，觊为曲突徒薪之谋。顾当道不甚措意，未几而故城、景州、阜城、东光等处变作，余复累牍力争，腾书远近，冀悠悠之一悟。而一二知交外，多漫不加省，又未几而吴桥变作，幸图之于豫，未为所乘。”其写该书是为了宣传义和拳是邪教，非义民，不可听信。他说：“义和拳一门，实系邪教，并非义民，久奉严纶查拏惩办。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彼此相戒，不得听信其党妄言，误从其教，致蹈刑章。则于黜邪崇正之方，除莠安良之道，裨益实非浅鲜。”其动机旨在宣传义和拳系邪教，应严惩而著书，不是为学术而研究，因此不作学理探讨，只作官样文章，仅根据那彦成一纸报告，牵强附会，以圆其说，因其身为县令，保境安民有责，指鹿为马，情尚可原，不意数十年来，中国史学家几乎一致视同信史，从无驳斥者，此实非劳氏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