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识分子”释义

“知识分子”一词究竟意指什么？这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自我反省时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一发问既包含着对长久压抑知识分子成长的“极左”路线的坚定反抗，也是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独立人格的内在呼唤。因此，它与其说是一种概念界说和语义分析，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自身塑造形象的一个实践问题。下面我们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及各种观点作一简要述评。

“知识分子”的原初概念有两说。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两词都可汉译为“知识分子”，但二者的历史含义却略有差异。

Intelligentsia源自东欧，系译自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国人使用该词，特指19世纪沙皇俄国时期从西欧留学归来的那批俄国学生。当时俄国生产力相当落后，社会极度贫穷，整个俄罗斯笼罩在一片沙皇专制的恐怖气氛之中，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对比，几无精神文化可言。故俄国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欧社会思想、生活方式和民主政治，与俄国现实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们坚决主张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希望通过强有力的变革措施将俄国推入近代化道路。有的学者将这时期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归纳为：深刻地关怀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对于国家及一切公益之事，他们都视为个人的责任，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有一种义务感，要不顾一切代价追求终极的逻辑结论；深信事物不合理，须努力加以纠正。

波兰社会学家塞罗（Cello）则认为“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出自波兰。1860年前后波兰民族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文化同质性相当高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特别是价值取向与曾在西欧受过教育的人不同，他们产生于被列强瓜分的波兰。波兰原有的旧贵族为了在城市中维护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以便对抗新兴的中等资产阶级，设立了一套特有的教育体制，即所谓“gymnasium”（可译为“高等学校”），作为维护自己的价值体系的工具。在这一教育机构中，除传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外，特别注重培养强烈的领导意识和社会责任。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十分重视自己的学历，并以此为荣。当时波兰有成文规定，只有领取“gymnasium”证书的人才有接受或要求决斗的权利，这显然是“gymnasium”的荣耀。这一传统并未延续下去，但其贵族式的精神却对往后波兰知识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勇于批判社会，以决断国家大事为己任。这在波兰遭受异族统治时尤为突出，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起救国救民，反抗外来侵略及其殖民统治的责任，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坚强的凝聚力。

尽管19世纪俄国、波兰两国对“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的解释稍有区别，其中却寓示着一个共同的历史特征，即知识分子是指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强烈不满，在社会上居有特殊地位，并自成一社会阶层。

西欧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概念，即“Intellectual”一词来自法国。据学者考证，它最早由法国“老虎总理”克雷孟梭于1898年采用。那一年，“德雷福斯”案件彻底暴露了法国当局的腐败和民主政治的虚伪，以著名作家左拉为代表的一群杰出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和教授发表宣言，针砭时弊，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风潮的中心。知识界的强大舆论压力迫使法国当局宣布德雷福斯无罪，法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亦因此声名鹊起。法国知识界的这一批判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们，他们反抗当时社会固有的价值标准和政治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他们大都并不置身于学院式的学术界中，长年逗留在咖啡店里高谈阔论，表现了强烈的“波西米亚圣徒”式的精神。就法国传统而言，“Intellectual”并不代表某一社会阶层，它只注重心态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其与东欧“Intelligentsia”不同的一面。

就其总体倾向而言，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无论是“Intelligentsia”还是“Intellectual”都显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对社会义务具有强烈意识，对政治持批判态度，对社会现状深为不满，并谋求有力的纠正，这是整个欧美原初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内含的基本含义。

“知识分子”观念起源于19世纪这一文化现象说明，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宁愿以批判作为自己的传统，而不愿以“教化”为己任。从历史演化的过程看，近代以前并不是不存在知识阶层，只是古代社会的知识阶层其社会功能与近代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前者如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欧洲中世纪的教会、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都是垄断当时“教化”权力的特殊阶级，其主要作用是为业已流行的世界观提供理论根据，为实际存在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作辩护士。因而古代的知识阶层其思想理想往往与人们生活的现实相脱离，他们通过自己的教化行为对那些反抗社会规范的非理性言行作坚决的抵制，其主要兴趣是为自己的一元化思想统治不断作系统化的努力。中国西汉汉武帝以后的儒学（经学）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角色。

与此相反，近代知识分子既不复具有垄断教化的权力，也不再自视为一个特权阶级。他们没有组织严密的中古教廷作后台，没有强求一致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背景，只有批判的武器和不满的喷吐。为了赢得其他社会阶层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务必通过自己的思想言论、知识水平和文化活动展开公平而自由的竞争，这是近代知识分子得以衍生的关键。

随着20世纪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随着脱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队伍的日趋壮大，现代人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亦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围绕如何界定知识分子的争议也越来越明显。有的学者倾向于根据占有知识的多少来界定。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高等学校的学生以及那些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高等教育，但能胜任一般需要受过高等教育才能做好某项工作的人。有的学者却根据劳动方式界定，他们认定，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必须以生产智力产品而得到的收入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苏联《政治词典》如是界定知识分子，称知识分子是“一个由被雇佣从事专业脑力劳动的人组成的社会阶层”。在我国现阶段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随着社会分化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而产生。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属和依附于不同的阶级。历史上，各个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都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这是前两种观点的综合。

但是，无论是根据占有知识的多寡，还是根据劳动方式界定“知识分子”，都似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对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及文化职能缺乏应有的说明。严格说来，把知识分子看作是“被雇佣的”脑力劳动者，这与现代西方世界许多知识分子纯属自由职业，并不存在雇佣关系的事实不相符合；视知识分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中也不无缺陷。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在美国，大学生多如牛毛，取得博士学位仍从事体力劳动的大有人在。

“知识分子”的现代意义在延伸。1965年5月21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社评，称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下替现代知识分子作了新的定义。其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他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亦即知识分子是“观念的存在物”（The beings of ideas）。其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存在社会的批评者，现有价值观念的反对者。按照《时代》周刊的看法，一个文化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他即令读书再多，也不过是一部知识的活辞典而已，一个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读书人；在内心深处毫无主体意识，就够不上“知识分子”的资格。《时代》周刊的看法在西方学术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美国学者维斯（Paul Weiss）、赫钦士（Rot Hutchins）甚至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没有朋友，只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他终身奋斗的目标是试图追求真理，并因此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时代》周刊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从这一观念出发，有的学者认为真正富有进取精神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顾个人得失；他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反应如何，自己的言论所引起的后果是否于己有利，这都是身外之物。知识分子为了寻找真理与所处社会发生冲突和对抗，这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自己如何把握。不低头苟同于流俗，朝自己认定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别人的恭维，不当作“精神食粮”；他人的诽谤，不足以动摇自己的信念；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能劫夺自己对真理追求的热爱；恶势力的侮辱迫害，则明了这是世俗社会难免的人祸。依这推论，凡属言论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论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持行真理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一个读书人，并非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现代意义的争议表明，知识分子不是某一国度的特殊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关心的问题。它不仅反映了知识分子自我认识的高度，而且涉及到知识分子未来的文化走向。如果我们对上述各种看法细加探究，就不难发现它们主要是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展开讨论的。一、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群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还是一批富有思想创见的文化发明家。二、知识分子究竟是依附于其他阶层、阶级或社会集团，还是具有独立人格，自成一体。两个问题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单纯依靠自己的文化知识谋求生计，自然就难以超然独立，也必然充当其他社会阶层的附庸；另一方面，有了自己的思想创见，鹤立鸡群，自然也就有了独立于社会大家庭中的人格要求和超越现实社会的前驱倾向。围绕这两大基本问题所产生的歧异，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现实规范和理想追求的矛盾和对立。

近来有些社会学家要求从人类历史的长河去考察知识分子问题。固然近代的知识分子与古代的知识阶层有显著不同，固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群体，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从另一角度看，知识阶层虽有中外古今之别，其中未尝不具备若干通性，而“知识分子”定义不应只是特殊性的说明，理应是普遍性的概括。这样，人们便在对“知识分子”对象讨论中，从以对象为本位的讨论，转向以研究者的状态为本位的讨论。

有的学者认为，不能说“不满”是知识分子的唯一特质。诚然，在许多社会历史情境中，知识分子是处在不满状态，但不满只是知识分子对某种特殊社会逆境的心态反应，这种反应是条件反射，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本质规定。我们亦不能以西方的原初定义来涵盖知识分子。如前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欧美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已大有改变，他们的知识分子观念亦随之更新。在明晰知识分子的历史含义后，我们就不应再拘泥从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具体社会的角度看知识分子，而应从人类文明的总体发展及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去理解知识分子，这样才能得到一个比较通用的定义。前此各种观点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因而它们较为重视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对知识分子本身所应承担的文化职能、或本身角色的体认却极少注意。事实上，知识分子之所以能介入社会现实，或依附其他社会集团，或以独立人格立论，其前提是他们本身所蕴含的文化。离开文化，知识分子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Parsons）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把握知识分子的特性及其内在结构。

知识分子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帕森斯认为文字的产生和“哲学的突破”是知识分子产生的两大条件。人类意识的萌发和文字记录的产生是人类突破蒙昧状态，走出自然界的两大文化条件，也是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出来，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字的运用使得人们得以将过往的经验积存下来，从现象世界抽取观念，用符号解释宇宙与人生，从而为人们创造智慧提供了运载工具。专业脑力劳动者的诞生，则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自立，人类不仅可以依赖自己的体力与客观世界进行搏斗，而且可以通过自己的脑力显现主观的创造意志。然而，远古的脑力劳动者充满了神秘、宗教的色彩，他们虽已懂得使用象征符号解释浩瀚的宇宙，但他们自觉于神意的传授，而不是文化的创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世纪，西方、印度等地的神职人员通过自己的宗教特权，垄断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知识，从肆意曲解的文化中异化出强大的政治权力，并因此跻身社会上层，他们实已成为统治阶级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虽然没有特殊的宗教权力，但他们依附统治集团的总体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士居首位，这说明士在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学而优则仕”则为士参与上层统治集团打通了道路。与传统知识阶层相对立的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主要职能是创造、阐释、传播和应用文化。他们不再自视拥有知识是一种特权，而将之看作是改造客观、批判社会、解剖人生的一种武器；他们不再把知识的使用归结为“上帝”的启示和意志，而是将之看作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必要手段。这样，知识分子也就由统治阶级的附庸或精神台柱转化为自己的文化人。这一文化的释放，为推进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驱动力。可以说，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阶层的根本差异，不是他们从事的脑力劳动方式，而是他们能使文化成为文化，不再异化为一种政治权力。

帕森斯从文化功能这一视角，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创造、阐释、传播和应用文化的人。据此，对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作进一步分析，知识分子与文化的关系在四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是创造文化，处在这一层面的知识分子钻进“象牙之塔”, “为文化而文化”，对文化进行形而上的构造，成为一种“观念的人”，这种文化人并不将自己的成果与社会直接联系，不希求急功近利的社会效应，他们只求理解文化规律，发现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往往是文化规范的制定者。第二层是阐释文化，处在这一层面的知识分子虽不从事原创文化，但将粗略的原创文化细密化，系统化，进行文化的常规研究或创作，这是文化的基础层面。第三层是传播文化，对已有的文化成果作通俗化的解释，以便非知识界的人对文化的发展有所了解，从而将文化的触角伸向社会、引向民众，这是文化的社会化过程。第四层是应用文化，它将文化与社会直接结合在一起，它的主要目的是将文化的理论形态化为实际效应，对文化进行技术性转换和改造。上述四个层面的知识分子互相影响，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群体。

既然知识分子有其自成一体的内在机制，既然知识分子是一个多层次的文化系统，知识分子就有其独特的文化功能，我们对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就会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首先，知识分子不能像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尚利求富，它所追求的根本目标是发展文化。文化创造的途径主要依赖于知识分子独具慧眼的匠心。历代优秀文化人物有所成就，正是他们蔑视权贵，自甘淡泊的结果。弥尔顿创作《失乐园》，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稿费和版税的概念；莎士比亚视戏剧艺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从不敢放弃；卢梭不顾黑暗势力的迫害，孜孜探求启蒙思想；音乐大师贝多芬终身贫疾交迫，却从不屈从达官显爵。知识分子以自身的文化事业为立身之本、进身之阶。判断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主要依据自然也就是文化。脱离文化成就谈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职业功能的曲解。

其次，任何阶层、阶级都是整个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必然运用自己的职业优势参与社会，与其他社会集团展开竞争，这是各个社会集团的外部功能。知识分子掌握着时代的智慧力量，理应成为全社会的思想灵魂。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是否成熟，除了看其能否为时代创造优秀的文化成果外，还应分析其社会作用。一个富有人类文化智慧的知识分子群体理应站立于时代的前列，引导时代新潮。为此，它必须鞭挞一切恶的势力，批判一切坏的习气，涤荡一切旧的污垢。没有对人类命运的热情关怀和普天苦难的深切抚慰，没有敢于同一切腐朽社会力量抗争的大无畏英勇气概，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为此，知识分子务必具有超越于社会之上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两大基本素质。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生活，但是参与者如果没有自身的人格意识和自主意识，则势必随波逐流。真正的参与是自我的参与、自主的参与，脱离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谈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则必然扭曲知识分子的个性。

再次，知识分子内在结构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知识分子文化功能的多样化。从事文化创造自然是“阳春白雪”，需要较高的文化情趣和闲逸的文化环境；进行文化传播则要求接触社会，深入实际，以了解大众的接受水平。我们不必强求一律，更不应偏倒一方，或简单制定“文化为政治服务”的政策，或一味坚持“为文化而文化”的路线。处在不同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应结合自己的文化实际，提出适应自己专业的具体功能标准。脱离知识分子的具体专业特点谈知识分子的文化功能，势必将知识分子逼入歧途。

最后，知识分子以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并因此获得全社会的尊重，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示范作用，决定了他们在引导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先驱角色。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现代文化新潮的竞相演进，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高智能活动。在那些现代化迟缓的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尤其显得可贵，他们不仅是现代化技术的引进者，而且是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者，对他们的重视与否，很大程度决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没有知识分子的文化革命和文化传播，就不可能有遍布全球、高度发达的现代化运动。

综上所述，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从历史角度看，它以批判传统为己任，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断努力；从社会角度看，它不依附其他社会集团，只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针砭时弊，评判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动向；从文化角度看，它以创造、阐释、传播和应用文化为职守，视之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轴。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分子存在的全部价值在于实现自我的创造意志，超越现实社会，指引时代的进取方向，将人类文明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