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是由于王逸的《楚辞章句》在注《离骚》中这一句时，把句中的“摄提”当做“摄提格”写进注里去，造成了此后注家们的混乱。王逸《楚辞章句》里关于这句诗的注释全文是这样的：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于，於也，正月为陬。

在这里，王逸既没有说明“摄提”究竟是什么，也没有说明究竟是什么理由他可以把“摄提”当做“摄提格”来注；而是置本文于不顾，就这样地注起“摄提格”来。张冠而李戴，这本来是不足为训的。朱熹早就在《楚辞辩证》里加以驳斥。《楚辞辩证》说：

王逸以太岁在寅曰摄提格，遂以为屈子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得阴阳之正中。《补注》因之为说，援据甚广。以今考之，月日虽寅而岁未必寅也。盖摄提自是星名，即刘向所言“摄提失方，孟陬无纪”。而注谓摄提之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必为岁名，则其下少一“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故今正之。

朱熹《楚辞辩证》里这段话，理由可以说是相当充分的。但王逸的说法也还有人在相信。王逸的说法究竟有多少可信之处，这里且不说它。现在只说相信的人无论怎么相信，最多也只能为王逸之说争取到一个可以通融的地位；也就是说力求证明“摄提格”有时可以通融地写作“摄提”。因为谁也不能说“摄提”本来不是星名，或“摄提”本来就是岁名，这都是无可争辩的。有人因此甚至于提出“删字就文”的理论。也就是说岁名本来是应该写作“摄提格”的，只是由于文体字数的限制，所以变通地删去了“格”字，写成了“摄提”。总之，都不外是一味地在可以通融上下功夫。姑不论这通融是否可通，但《离骚》本文所说的既是“摄提贞于孟陬”，而“摄提”的解释又明明有一个不需要通融的公认的星名，为什么非要把它设法通融为岁名不可呢？这也就是聚说纷纭的症结所在。其实症结说穿了也很简单，那就是想知道屈原生于何年，所以最好是《离骚》里说的乃是岁名。但主观愿望毕竟不能代替客观存在，那么就力求通融；这似乎不应成为理由。屈原在《哀郢》中说到“方仲春而东迁”、“甲之朝吾以行”，仲春就是二月，甲就是甲日，朝就是早晨。从我们主观愿望上说，屈原这里最好也是连年一块说到；这对于纪事、纪行都有好处。可是屈原并没有说，这也就是客观存在。《怀沙》说：“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孟夏就是四月，这里又是没有说年。《怀沙》乃屈原临终之作，而屈原于自己的卒年竟不着一字，可是我们却执意于务必让他说出个生年的岁名来。其于言也，不亦难乎？这些作品同出于屈原一人之手。或言月而不及年；或月、日、时都说了，也仍不及年；《招魂》乱曰：“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时为正月，岁字都在口边了，也还是无意于说年。凡此见证俱在，这难道还不足以排难解纷吗？这是一。

“摄提”作为一个星，它是“指斗杓所指以建时节”的（见《史记·天官书》），它之“贞于孟陬”，正如古诗中的：“玉衡指孟冬”，“玉衡”也是星名，正如斗杓之属于北斗；“孟冬”就是十月，相当于“孟陬”之为正月。在语言上非但无可非议，而且不愧是诗中胜语。这样的诗句中的理所当然的一个星名，为什么要舍其本义而求通融为别义呢？而且“摄提”与“孟陬”的亲密关系，还不只是“玉衡”与“孟冬”那种一般的关系。《汉书·律历志》：

历数之起尚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

刘向《复上奏灾异书》：

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易姓之变也。

“摄提”因此乃是古代天象上兆征治乱的重要星辰。而它之所以如此重要，又正由于它与“孟陬”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正常，那就是“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或曰“孟陬殄灭，摄提失方”。总之，这之间的关系是存则共存，亡则俱亡。因此一提到“摄提失方”就自然地要提到“孟陬无纪”，一提到“孟陬殄灭”就自然地要提到“摄提失方”。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特别重视这个关系，如果有失，那就甚至于要出现“易姓之变”，这就非同小可了。因此古人涉及天文历数上的得失，就往往要提到“摄提”与“孟陬”，这几乎已成了特定的习惯术语。《史记·天官书》:“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这里提到了“摄提格”时也只见用“正月”，而不见用“孟陬”。然则当“孟陬”一词与“摄提”紧密相依出现时，“摄提”就更无疑地乃是星名。这是二。按《星经》：

摄提六星在角亢东北，主九卿，为甲兵，携纪纲，建时节。

“时节”也就是春、夏、秋，冬等四时季节，而“孟陬”之为正月，又实乃孟春之月。《史记·历书》所以说：“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孟春乃一年的季节之首，正月乃一年的月份之首；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内容。按我国的历法，月份是以月亮的盈缺为准则，以此定出一年的十二个月份；而季节是以太阳投影的长短为准则（即以太阳投影最长的一天为冬至，最短的一天为夏至），以此定出一年的四时季节。四季恰好就是一年，而十二个月却并不恰好等于一年四季；这就要求闰月来调整，使两个准则之间相互吻合。而摄提则又是从星象上来“建时节”的，它会同角宿（又称天门）从东北方位上开始（也即《史记·历书》中所谓“生于东”的意思。东北隅乃东方与北方的交界，所以是开始），在周天上历经东、南、西、北，巡行一周，恰好也就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摄提”与“孟陬”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实际上乃是反映着两个准则间的相互吻合与谐调一致。古人非常重视这之间关系的顺利正常。《礼记·月令》所谓：“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并在万象更新中寄托着吉祥的愿望。因为如果这之间关系上有失正常，那就预示着要出现灾异。《大戴记·用兵篇》：

逆乱四时，礼乐不行而幼风是御。历失制，摄提失方，邹大（即孟陬）无纪。不告朔于诸侯，玉瑞不行。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蛮四夷交伐于中国。于是降之灾；水旱臻焉，霜雪大满，甘露不降，百草㱙黄，五谷不升，民多夭疾，六畜瘁眦。

这简直是要大难临头了。《史记·历书》中有一段文字描写谐调的正常好景，可以对照：

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先滜，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

所谓“逆乱四时”也就是不能“次顺四时”。所谓“告朔”之礼也就是古代天子要把一年十二个月的朔日预先颁布给诸侯们。如果“摄提失方、孟陬无纪”，历象上一片混乱；那么天子也就不能行“告朔”之礼，因而也就失去了统一号令的地位，使一切陷于反常之中，这就要随之出现乱世。《史记·历书》中所以又说：

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或曰“摄提失方”，或曰“摄提无纪”，或曰“孟陬无纪”，或曰“孟陬殄灭”，语言虽不尽同，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认为“摄提”与“孟陬”如果失去相互依存的正常关系，那就是天下“无道”的不吉之兆，至于吉兆呢？那就正如《大戴记·诰志篇》中所说的：“日月成岁，历再闰，以顺天道。”总之，上以顺应天道，下以天下有道；这天人之际的吉凶祸福，都寄望于“摄提”与“孟陬”关系的安定与正常上。这对于古人来说，岂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种客观存在吗？这是三。

屈原在《离骚》中说到自己降生时，盖有比流年岁月更值得关心的东西，那就是“天下有道”。屈原在《离骚》中又说：“欲从灵氛之吉占”，那么“摄提贞于孟陬”之在天象上，不正可视为是一个吉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