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屈原的卒年

要知道屈原的卒年，现在也是靠屈原自己所写的一篇作品，那就是《哀郢》，《史记·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哀郢》正是屈原自沉之前一篇重要的作品，《哀郢》的年代如能确定，自沉的年代也就容易确定，那么《哀郢》是作在哪一年呢？

甲．说哀郢

《史记·屈原列传》里又有一段话：“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乃作《怀沙》之赋，其辞云云，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这一篇在“放流中”“不忘欲反”“不可以反”而使“令尹子兰闻之大怒”的是什么作品呢？就是《哀郢》。《哀郢》说：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弃逐”就是“放逐”，也就是《史记》所说的“放流”，屈原以前作品里都没有过“逐”或“放”的话，这是唯一的一篇。至于“不忘欲反”“不可以反”，即所谓“冀一反之何时”，“至今九年而不复”。“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即所谓“哀见君而不再得”，“孰两东门之可芜”，“谌荏弱而难持”。然则《史记》所说“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岂不就正是这一篇吗？至于令尹子兰为什么“闻之大怒”呢？《哀郢》说：

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

子兰是怀王的少子，深得怀王的宠爱，屈原所以说他：“外表上承欢膝下倒显得伶俐”（外承欢之汋约），可是这次怀王却因听了他的主张而“入秦不反”，所以“实际上是草包而不中用”（谌荏弱而难持），这除了骂子兰还有骂谁？而所骂的话还不止此，又说：“尧舜能不信任自己的儿子才真够伟大，而一般谗人反而说尧舜不慈爱。”这些话子兰听了能不大怒吗？顷襄王既也是怀王的儿子，听了能不“迁”他吗？《哀郢》所以正是作在怀王刚被软禁在秦国不久的时候，这时怀王还没有死，所以《史记》说：“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这也就是顷襄王还只是暂时就位的那几年。《哀郢》在一开篇就说：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这些慌慌张张东迁的人们究竟是为什么呢？《史记·张仪列传》说：

郑袖日夜言怀王曰：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

这就是最好的注解。“江南”就是屈原被流放的地带，《史记·郑世家》说：“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獘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这“江南”是楚的大后方，比较偏僻，所以可以放逐罪人，也可以避秦逃难。秦如果攻楚，自然从西北方面来，逃难的人当然往东南方面逃，而长江乃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工具，那么沿江东下岂不就到了屈原被逐的地方吗？郑袖说的是怀王十八年丹阳蓝田败后可能的情形。按怀王二十八年，《楚世家》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顷襄王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这时国内幼主初立，秦兵连年压境，楚军每战辄败，眼看得郢都更是朝夕难保，所以《哀郢》里警惕地说：“孰两东门之可芜！”（按《天问》:“吴光争国久余是胜！”屈原当即引此事，故曰“东门”。）于是有些人在第二年一开春的时候便沿着郑袖所说的路线张皇东下，等到屈原看见了这些现象的时候已是二月了，这就是《哀郢》开头所描写的。

乙．屈原的死

《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年二月，《涉江》又说；“欸秋冬之绪风”，则为次年的初春，而《怀沙》说：“滔滔孟夏”，当就是《涉江》同年的四月了。这一年又正是怀王客死于秦的一年，怀王如果终于返国。（怀王这样不能返国的情形，在当时的国际间是很例外的，所以怀王死于秦国，《史记》说：“诸侯由是不直秦。”）由于吃了子兰这一批人的大亏，可能改变作风，重任屈原，可是怀王终于死了，对于屈原在政治上的打击是无法计算的，所以《怀沙》里有“伯乐既没骥焉程兮”的话，加以怀王所受的凌辱使得每个楚人都深为哀悼（《史记·楚世家》:“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这哀悼不仅是对怀王个人的，而且也是对整个楚国的，在热爱祖国的屈原自然是更难以忍受，这时他正在被迁放到溆浦的路上，于是投水而死，那正是顷襄王三年（纪元前二九六年），屈原四十岁。

屈原自沉的年纪，去屈原未远的东方朔在《七谏》里说得最具体；《七谏·沉江篇》说：“终不变而死节兮惜年齿之未央！”王逸注：“惜年齿尚少，寿命未尽，而将夭逝也。”又《自悲篇》说：“哀独苦死之无乐兮惜余年之未央！”王逸注：“自哀惜死年尚少也。”则屈原去世的时候正还是方当壮年了。与屈原或为同时的《惜往日》的作者，也哀悼屈原说：“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这“年齿未央”不幸“早夭”的伟大诗人，乃正以他的生命，完成了一个永远为人民所纪念的日子。

《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有人曾据此以为屈原的年纪可能还要更大些，但《离骚》乃是屈原少年时代的作品；然而《离骚》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所以屈原所谓的“老”不过是迟暮之感而已。按《离骚》说：“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岂非正是《涉江》的“余幼好此奇服兮”吗？而《涉江》之作是紧接着《哀郢》的，在此之前我们久未见他的作品，正是这个缘故，屈原所以才要重提起少年时代的言行，来说明他的始终如一，《涉江》之作距《离骚》已十八年，如果想起那时正当年少，现在这四十岁的年纪自然就不免要说是老了。

屈原的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二千多年后普式庚的死，他们被迫害而离开人世的年纪，相差只有一岁。他们放逐的生活，政治的热情与诗坛上的成就，有那么多相似之点。在黑暗的社会制度之下，作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其遭遇竟如此的相像吗？

195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