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举制度在唐代即已显示出了上文所举述的那些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它已突破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们所期望于它的那种笼络文人学士和选拔官员的狭隘效果。到了宋代，对于科场考试的一些法规显然比唐朝更严格了一些，例如，行卷、温卷的做法在宋代即不再允许。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九月载：

诏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

同书卷四，乾德元年（963）九月丙子载：

诏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故事：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保荐抱文艺者，号曰“公荐”，然去取不能无所私，至是禁止。

这都是北宋建国之初就发布的诏令。我以为，这些诏令，在扩大应试者的范围方面和防制权贵人物对科第的把持、垄断方面，都是能发生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庶族地主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在社会上已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大量原居社会下层的人群得有较多活动机会；所以，宋王朝的当政者们，只经常提及重农的原则，却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人）再呼喊抑商的口号；而在科举方面，也经常考虑要尽可能给予身居社会中下层的士子以出身的机会。这自然也应作为当时综合性良性循环的有机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种因素的具备，遂使国内的每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都要令其子弟去读书应考，争取科名。科名虽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争取得到，但在这种动力之下，全社会却有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大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所发挥出来的进步作用，所收取到的社会效益，都是远非唐代之所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