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庄子》思想宗旨的辨明

对于郭象式的以探寻《庄子》的思想宗旨为目标的注释而言，辨明《庄子》一书的思想旨归是尤为重要的。也就是说，要弄清楚庄子到底想说什么，首先得明确哪些东西不可能是庄子想要说的。

在郭象看来，《庄子》显然不是那种好奇志怪之书。这一点，在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天下篇》末的那篇二百零二字的文章中已有充分的表现：“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弘旨，而妄窜奇说。若《阏亦》、《意循（修）》之首，《尾（危）言》、《游易（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澳（奥），而徒难知，以因（困）后蒙，令沈滞失乎（平）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此种理解也贯穿于《庄子注》的具体细节当中。在解释《逍遥游》的“其名为鹏”一节时，郭象注曰：

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

与那些执著于鲲鹏等隐喻的表象的注释不同，郭象以一种彻底的理性态度来对待《庄子》中各种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荒唐怪诞的描述。对于《大宗师》里“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这样超乎常识的文字，郭象也试图给出理性的解释：“言夫知之登至于道者，若此之远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陆行而非避濡也，远火而非逃热也，无过而非措当也。故虽不以热为热，而未尝赴火；不以濡为濡，而未尝蹈水；不以死为死，[而]未尝丧生。”在这段注释里，《大宗师》里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就不再是神乎其神的异能，而转变为对有道者自能远离危险的有些夸张的强调。郭象的解释重心也转到至人何以能无心于避难却又能自然而然地远离祸患上来。

对于将《庄子》视为隐者之书的观点，郭象也持反对的态度。但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面对《庄子》中那些明显推崇隐逸之士的文字。在解释《逍遥游》中的“尧让天下于许由”一节时，郭象写道：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而无所代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寻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斯失之远矣。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途，[当途]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老庄思想并不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以“拱默乎山林之中”为高的。《庄子》全书的宗旨即在于“明内圣外王之道”，而这一“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在庙堂之中实现的。

对于《大宗师》里“方内”与“方外”的分别，郭象注曰：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夫见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睹其与群物并行，则莫能谓之遗物而离人矣；睹其体化而应务，则莫能谓之坐忘而自得矣。岂直谓圣人不然哉？乃必谓至理之无此。是故庄子将明流统之所宗，以释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称仲尼之如此，或者将据所见以排之，故超圣人之内迹，而寄方外于数子。宜忘其所寄以寻述作之大意，则夫游外[冥]内之道坦然自明，而庄子之书，故是涉俗盖世之谈矣。

这里，“涉俗盖世之谈”是对《庄子》一书的基本旨趣的论断。所谓“涉俗盖世”，是指《庄子》切于人伦日用，而非超世离尘之言。

郭象眼中的《庄子》，也完全不是名家式的辩者之书。对于《天下》篇结尾处有关惠施等辩者的那段评论，郭象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昔吾未览《庄子》，尝闻论者争夫尺棰连环之意，而皆云庄生之言，遂以庄生为辩者之流。案此篇较评诸子，至于此章，则曰其道舛驳，其言不中，乃知道听涂说之伤实也。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流于后世，使性不邪淫，不犹贤于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论，以贻好事[者矣]。

在这段注释里，郭象讲述了自己在阅读《庄子》前后对此书的理解的变化：他原本以为庄子与惠施等人一样，是沉迷于“辨名析理”的辩者之流，直到读过《天下》篇这段对辩者的评讥后，才知道《庄子》之书并非“无经国体致”的“无用之谈”。郭象在将庄子与沉迷于“辩名析理”的辩者区别开来的同时，也突显出了自己与同时代的清谈之风的分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