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共领域的全球化拓展：一种可能的路径？

毫无疑问，在《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前半部分，哈贝马斯成功地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发生、发展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精彩的“构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由于其内在矛盾而“解体”之后，公共领域何去何从立刻成为当代民主政治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问题。换言之，哈贝马斯必须对以下问题做出回应：在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日益加速的当代社会，由普遍理性建构出的公共领域规范性理想是否还适应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诉求？如果适应，那么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解体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重建”这一典范？如果不适应，那么我们又将寻求怎样的民主政治模式？

显然，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不可能对上述问题做出明确回答，但它开启了哈贝马斯关于当代民主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并一直延续到他最晚近的著作中，时至今日，这样的思考和探索仍在继续。

由于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理解带有某种理想模型的色彩，因此，他很快就发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内部无法克服的矛盾。理性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立法的最高目标，具有合理、正当、普遍、开放等一系列诉求。经过大众普遍讨论的、产生于公共领域的公众意见一般都被视为最为权威的立法依据及政治事务指导。

然而，理性与公众意见在事实上并不完全重合。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否完全实现了其普遍理性交往原则尚且存在疑问。况且，公共领域本身的权力诉求也与理性立法的“非统治”、“非暴力”等理念相违背。因此，这进一步动摇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内在机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走向瓦解已经无法避免。

为了克服自由市场本身的种种弊端，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不断加强，而且干预政策还不可避免地向文化领域渗透。以私人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再度“政治化”，作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桥梁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自然首当其冲。国家利益与集团利益在公共领域中寻求妥协，一旦国家与社会在经济和政治的界限再次变得模糊时，公共领域的这一中介性也就失去了意义。于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就此瓦解。关于国家干预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变迁问题，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给予了更为详尽的论证，这一问题留待第二章讨论，此处不再展开。但无论如何，公共领域的瓦解与当代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瓦解带来了多方面的后果。其中，国家干预社会所导致的公众舆论缺场，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民主问题更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一直以批判者的姿态参与并监督着国家权力的运行，并由此承载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合法化诉求。一旦公共领域瓦解，公众的政治参与立刻失去了其固有途径，国家权力因此直接通过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控制整个社会。民主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此，哈贝马斯做出了回应。他首先确认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含义：“现代国家作为功能专门化的管理国家从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交往中分化出来，同时它作为调控国家也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的进程中，现代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开始采用民主形式来认证合法性。”在哈贝马斯那里，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管理国家，早期现代国家奠基于传统民族国家之上，并从市场经济的交往机制中脱胎出来，确认了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形式为民族国家提供其所需的合法性论证。

随着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面对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全新变化，一些“典范”的民族国家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福利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受到了挑战。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断然否定公共领域瓦解之后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正面意义，尽管其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存在疑问。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福利国家对于克服自由市场弊端，加强社会一体化整合有着重要价值。“如何解决把经济效益同自由和社会保障，即把资本主义同民主结合起来的问题，关键在于实行某种致力于在高就业水平下比较全面地推行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政策。”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一定程度上的稳定繁荣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经济效益问题再次成为国家决策的重点，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逐步实行削减福利补贴，放松市场调控等政策，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民族国家要想保持其‘经济基地’的国际竞争力，只能走国家自我限制塑造力量的道路，即采取有害于社会团结、使社会的民主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的‘削减’政策。”这样一来，一方面传统资产阶级社会的公共领域已经解体，另一方面担负着社会一体化整合功能的福利制度又被迫受到削减，于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再次受到了严峻挑战。

无论如何，在哈贝马斯看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都破坏了一度得以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而社会福利国家妥协即使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哈贝马斯对于福利国家政策的务实态度，即在传统的规范性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解体之后，哈贝马斯并没有立刻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加以全盘否定，而是力图从福利国家的基本特征中发掘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潜力，比如其社会一体化整合功能等。然而问题在于，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福利国家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福利国家的载体——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又将如何发展？

对此，哈贝马斯并未延续《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那种民族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规范模型的建构，而仅仅是提出了一些大致的导向性思考，以求将传统公共领域加以“拓展”，使其范围拓展至“世界”的视野之下。哈贝马斯就此提出了比如“世界经济秩序”、“世界性的强制互助的意识”等主张，并宣称这并非全然的乌托邦理想。然而，无论从理性规范性角度，还是从历史特殊性角度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些构想的可能性依然悬而未决，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融洽问题依然任重道远。哈贝马斯自己也不得不感慨这是“无人愿意追随乌托邦”。

哈贝马斯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民主政治问题的具体探讨，本书的后续章节将会有详尽的论述。我们在此仅仅对问题的源流进行澄清，从而为沟通哈贝马斯前后期思想打下基础。从上述有限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不难发现全球化背景下公共领域“拓展”以及民主政治“重建”工作的艰辛。

总之，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公共领域代表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普遍参与”及“普遍交往”理想。这构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公共领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那个以经济生活为核心的私人领域（尽管其扎根于私人经济领域），它还涵盖了社会文化及社会个体人格等诸多因素，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以社会的立场对国家行为作出反馈。然而，也正是由于其过于“典范”的理想诉求，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成为一种康德式的道德理想。因此，在一方面作为历史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传统民族国家日益受到挑战的双重压力下，哈贝马斯关于“全球公共领域”的理论探讨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至于“全球公共领域”是不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全球范围内的简单拓展，抑或是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其命运将何去何从等等疑问，也许我们只能像面对传统公共领域时候那样，去等待历史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