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组织形态与危机倾向：一种历史的关联

（一）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述，马克思直接开启了批判理论的视域。“经济危机是世界历史上关于系统危机的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例证。系统危机的特征在于：处于互动关系中的成员之间的辩证矛盾具体表现为结构所无法解决的系统矛盾或控制问题。通过把利益冲突转移到控制系统层面，系统危机却获得了一种十分鲜明的客观性”。那么，马克思是如何从系统的角度阐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呢？

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早期学术生涯不难发现，在很早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并试图对这些现象的本质做出解释。直到1844年的巴黎时期，马克思开始系统地表述自己的思考。简单地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视角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异化劳动使工人丧失自我、沦为产品的奴隶。异化劳动直接导致私有财产的产生，而私有财产则是所有社会不公的根源所在。要恢复社会的正当秩序，必须消灭私有财产，要消灭私有财产，就应该回归一种非异化状态。然而，论述至此，马克思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困境，即在孤立劳动的前提下，他预设了非异化理想状态的存在，并以此理想状态为价值目标，直接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可问题在于，如果保留这一价值悬设，那么其批判似乎只能处理孤立个体的劳动状况。此外，其理论似乎只能停留在传统的道德批判层面上，而无法触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结构本身。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中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把视角转向现实生产以及基于现实生产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一逻辑视角在马克思此后的著作中得到不断深化发展，经由《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最后在三卷本的《资本论》中得以彻底完成。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基本目的，是揭示支配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兴起、发展、衰落和灭亡的运动规律”。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于对商品这一社会基本事实的分析，并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等社会现象出发，推导出其独特的价值学说，并以此学说为基础，最终将视野从单个资本逐渐扩大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哈贝马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工作：“在马克思那里，对价值形式的理论分析就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是揭示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的控制原则，另一方面是揭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基本意识形态。”换言之，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既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结构特征，同时也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即通过对商品等价交换之虚假性的揭示，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刻意操纵。

那么，马克思如何利用其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危机做出解释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社会化引起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发展，商品极大丰富，然而，只有在商品顺利卖出的前提下，商品的价值才能实现，资本家才能获取剩余价值，这样也才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发展。然而，由于财富的资本家私人占有，作为社会主要群体的工人阶级并不具备相当的购买力以实现商品的顺利流通。依靠市场自发性的调节，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并且呈现出周期性趋势。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等阶段。市场自发性调节机制的滞后性使得危机周而复始。更进一步，马克思以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更为直接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剩余价值率指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剩余价值总量与资本总量之间的比例。伴随着生产的发展，由于技术进步以及生产中原料价值的增加，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例必然日渐缩减。在此状况下，利润率下降趋势一目了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

在哈贝马斯看来，伴随着剩余价值率的下降，资本实现的可能性越发受到挑战，资本积累将会陷于停滞，这就是资本的毁灭。在经济危机中，行为集团之间的利益相互冲突，社会整合受到了严重质疑。这些都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然而，哈贝马斯同时提出疑问：在高度组织化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发生了本质变化？其基本矛盾是否依然存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否依然有效？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逻辑线索

在《合法化危机》中，哈贝马斯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对“危机”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分析。

危机首先是作为一个医学名词出现的。它指的是一种与健康相对立的状态，该状态产生于病人病情的客观状况与病人对病情的主体意识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以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而当危机一词被运用到从亚里士多德至黑格尔的古典戏剧理论中时，它则被赋予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含义。此处的危机即意味着某种“命定过程的转折点”，该“转折”同样处于客观力量与主体意识的张力之中，表现为命运这样一种强大的控制力量与人类为自由而自我救赎这样一种反抗力量之间的角逐。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古典戏剧中的危机概念通过救赎历史的危机概念以及18世纪历史哲学，直接导致了马克思社会科学系统危机理论的诞生。

但是，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尽管马克思首次提出社会系统危机的概念，并且我们今天几乎就是在马克思的理论背景下讨论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但他并不是想要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修修补补，而是计划全面地引入一种社会科学危机概念。

哈贝马斯如何引入自己独特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呢？在《合法化危机》中，哈贝马斯该项工作的引入首先是通过对卢曼系统论社会学理论批评实现的。系统论社会学理论认为：“当社会系统结构所能容许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低于该系统继续生存所必需的限度时，就会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就是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的持续失调。”在系统论社会理论那里，哈贝马斯指出，他们不断把社会整体危机还原为单纯的系统危机，这其实是片面的。一种真正合理的危机理论，应该能够很好地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结合起来。“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于不同的理论传统。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换言之，哈贝马斯的理论将立足于整合“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重要范畴。一方面，注重社会规范结构（价值与制度）对危机之产生的重要影响。事实上，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与社会系统的变革存在着某种相应关系，但价值变革并不必然导致危机的发生，因为社会系统自身具有一定的适应及调节能力，只有当价值变革超出社会系统自身的“容许限度”，并危及社会的持存时，社会才被认为产生了危机。另一方面，系统控制机制及偶然性范围的扩张对于危机的产生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危机问题的客观性往往在于它产生于无法解决的控制问题之中。控制问题与认同问题直接相关，而主体意识对于社会持存的认同性变化则可能直接危及社会整合。总之，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或者说生活世界与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社会的持存，当其中一方面的变化超出了另一方面的限度，导致对方发生质的变化，那么社会危机也就随之产生了。

那么，如何寻求一个社会学的视野以很好地统摄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两个方面的因素呢？为了能够更好地剖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哈贝马斯把其置入到了历史的维度之中。

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区分出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接着，对这些社会形态各自的社会组织原则进行考察；最后，从其不同的组织原则中推论出它们各自的危机可能性。事实上，哈贝马斯的这一尝试可以被视为其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准备性工作。因为在对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组织原则的分析过程中，哈贝马斯已经开始尝试上文中所提及的对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双重关注。

哈贝马斯把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区分为原始社会、传统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

在原始社会中，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是原始社会的组织原则，其制度核心是亲缘系统，家庭结构对整个社会内部的交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控制力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是那些来自社会外部的力量，比如人口压力、生态环境或者战争等。

到了传统社会，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取代亲缘关系成为社会组织原则。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从亲缘组织关系转变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家庭丧失了经济功能与社会化功能，权力和控制功能由国家接管。生产资料分配权以及权力的行使策略开始由法律加以调节，政治秩序合法化问题开始出现。社会内部矛盾成为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规范系统、阶级冲突以及政治合法化问题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社会矛盾的源泉。

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体系中所确定的雇佣劳动（Lohnarbeit）与资本（Kapital）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从国家权力中独立出来，市民社会也就从传统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分化出来。国家权力不再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核心，其合法权力仅在于维持市场调节机制的顺利运转。市场调节机制不但行使系统整合的功能，同时还兼有了社会整合的任务。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是以劳动市场的方式加以制度化的。这样一来，市场就承担了双重职能：一方面行使社会劳动系统的控制职能，另一方面则承担了意识形态功能。因为市场把阶级关系从一种政治依附关系改变成为经济上的雇佣与附庸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即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直接以阶级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被转移到了控制层面上，以系统的方式——即经济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表现出来的繁荣、萧条、危机的交替更迭之现象，从本质上说，是经济的控制问题。如果我们把原始社会的危机看做是外因诱发的认同危机，把传统社会的危机视为内因诱发的认同危机，那么，自由资本主的危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