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波士顿倾茶事件（1773）
《汤森法案》的废除使殖民地的抗议活动整整平息了两年，但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各种抗议活动虽然偃旗息鼓，但殖民地政治上的不平等仍是一个火种，稍有风吹草动都将星火燎原。1772年，一艘在罗德岛缉私的英国海关纵帆船“加斯比”（Gaspee）号终于吹燃了这一火种。“加斯比”在罗德岛臭名远扬，它一直以海关的名义惩罚那些违反《糖税法》的走私船只并掠夺货物，它的船长傲慢而粗暴，它的船员也是鸡鸣狗盗之辈。1772年6月9日，“加斯比”号在淤泥中搁浅，这自然就成了当地居民复仇泄愤的靶子。当天晚上，一百多人一把火将其烧为灰烬。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政府迅速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命令抓捕所有的疑犯到英国审判。虽然这个调查因无法找到肇事者而不了了之，但殖民者对于英国政府试图剥夺殖民地犯人的陪审团权利大感震惊。
于是，“加斯比”委员会的调查引发了英帝国的危机，殖民地抵抗英国政府的活动再次爆发。火上浇油的是，诺思勋爵为了使殖民地总督摆脱殖民地议会的控制，准备实行汤森的措施，用海关税收来支付他们的薪水。此举又一次让殖民地的选举政府感受到威胁。塞缪尔·亚当斯通过波士顿城镇大会请求每个马萨诸塞社区委派专人互通消息并协调措施，共同来维护殖民地居民的权利。一年后，大多数马萨诸塞社区都成立了“通信委员会”（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这种形式很快在新英格兰传播开来。这是殖民地居民首次试图在一片广大的地区保持密切的政治合作。“通信委员会”使得塞缪尔·亚当斯能够在整个新英格兰开展一场政治教育运动。他给每一个委员会送去信件，让他们在城镇大会上宣读，讨论殖民地的形势和问题以及妥当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殖民地居民开始思考他们的权利受到当局的威胁这件事。1773年3月，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1736—1799）、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和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 1732—1794）三人建议在弗吉尼亚成立“通信委员会”。不到一年，除了宾夕法尼亚外，各殖民地都相继成立了委员会。通讯网络建立起来后，殖民地领导者定期交换信件，通报可疑的、具有潜在威胁的英国政府活动。一个有名的保王党人将“通信委员会”描述为“从反叛的臭蛋中孵化出来的最邪恶、最阴险和最狠毒的毒蛇”。
1773年年初，英国与殖民地之间已经貌合神离。殖民地居民对政府虽然仍抱有幻想，对英国议会所征的茶税并没有特别在意，但英国议会却试图通过这个税暗示它仍然享有广泛的权威，这使得该税如同一个溃烂的伤口慢慢地损害着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自由之子”为抵制附加税，号召大家不喝英国茶。结果，英国茶叶的税收一落千丈，降至可预期的六分之一。英105国东印度公司是将茶叶进口至英帝国的合法垄断者，殖民地走私和拒绝茶叶给它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由于大量茶叶在仓库中腐烂，东印度公司濒临破产的边缘。该公司维持着英国政府在印度的开销，已成为英帝国框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诺思勋爵不会轻易让它破产。1773年5月，为了拯救四面楚歌的东印度公司，英议会颁布了《茶税法》（the Tea Act），取消了所有运往英国的茶叶的进口税，降低了销售价格。为了进一步降低价格，《茶税法》允许东印度公司不通过批发商而直接将茶叶销售给消费者。这些条款使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的茶叶销售价格低于殖民地走私茶叶的价格。英议会希望价格优势能够促使殖民地居民购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
《茶税法》对英国议会并不构成损失，但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商人却察觉到灾难性的竞争隐患。《茶税法》警醒了殖民地居民，他们意识到英国政府企图用一点小恩小惠来引诱殖民地居民接受议会税制。“通信委员会”决定抵制茶叶进口，他们一方面给东印度公司代理商施压令其拒绝该公司的茶叶，另一方面阻止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靠岸。1773年11月，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茶叶运抵波士顿港口。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 1737—1793）要求把这批货物立即退回英国，但他们的要求遭到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 1711—1780）的拒绝。1773年12月16日晚上，塞缪尔·亚当斯在旧南区教堂召开会议，告知到场的五千多名居民，说哈钦森坚持要让茶叶船靠岸，并宣称他们拯救家园的机会到了。愤怒的呐喊声在整个大厅回荡，人们涌上街道，向码头冲去。“波士顿倾茶事件”开始了。人群中出现了五十个年轻人，他们化装成印第安人来掩饰身份。他们强行登上停靠在码头的三艘英国茶船，打开装有九万磅茶叶的木桶，在波士顿港湾酿制了价值一万英磅的饮料，为新英格兰海滨的鳕鱼开了一个大大的茶会。数千人站在码头上观看。整整一个小时，只有斧子劈开木箱和茶叶落入水中的声响回荡在寒冷、清冷的月夜。任务完成后，人们悄然离去。除了茶叶，他们没有袭击任何人，没有破坏任何东西。
伦敦方面对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颇感震怒，英国人普遍呼吁要严厉惩罚殖民地。国王写信给首相诺思勋爵说，“形势已成定局，殖民地要么屈服，要么打败我们。”1774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惩罚性“强制法案”（Coercive Acts），这些法案被殖民地居民称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波士顿港口法案》（Boston Port Bill）关闭了波士顿港口，取消其所有远洋贸易，直到被毁坏的茶叶得到赔偿。《马萨诸塞政府法案》（Massachusetts Government Act）削弱了马萨诸塞立法机构的权力而增加了王室总督的权力，它甚至规定城镇会议必须经过王室的允许才能召开。《公平司法管理法案》（Impartial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规定，任何在马萨诸塞州被指控犯罪的王室官员不在殖民地而在英国接受审判。《驻营法案》（Quartering Act）赋予王室总督任意征用殖民地私人住宅来驻扎军队的权利。“强制法案”颁布后不久，国会又颁布了《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法案规定，在原法属加拿大地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不过，它不允许成立民选议会，承认罗马天主教会，并且扩展了这个地区的边界，把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河之间的所有土地都划了进去。殖民地居民认为《魁北克法案》是对美洲殖民地的直接攻击，因为它取消了殖民地人民在当地的权利，危及到先前殖民地特许状以及殖民地与印第安人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所有土地产权。他们担心英国政府会在北美颁布相似的法案以取消他们选举政府。总而言之，这四个“不可容忍法案”和《魁北克法案》进一步证明，英国政府故意给予殖民地不公正待遇，并且对殖民地人民不怀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