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18世纪50年代，十三个殖民地已经扎根美洲，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名定居者。这些殖民地散布在整个东海岸，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第一个部分是新英格兰。此处有木材业、农业和海洋渔业。农田面积不大，碎石较多，必须精耕细作。大批人力主要从事各种航海事业。第二个部分是中部的一些殖民地。这里有小农场和大庄园，还有不少的小型生产业。在纽约和费城，航运业非常发达。第三个部分由南部的一些殖民地构成。那儿有大片的种植园，由大群的黑人奴隶生产靛青、大米和烟草。到1775年，一个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特征的美洲社会正在形成。波士顿和纽约的商人、医生、律师和技工与他们在伦敦或布里斯托尔的同行倒是没有什么区别，但大多数美洲人与他们欧洲老家的人们的区别正在不断扩大。随着由不同血缘混杂而成的新的人群的形成，一个独特的美洲民族的雏形逐渐形成。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英语，这门语言将把他们的命运维系在一起。他们拥有一片空旷富饶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只要勤劳勇敢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766年独立战争之前的北美洲

这个新民族的首要因素是其人民。很多美洲移民来自英国，这使得英语和英国的体制成为殖民地的主导语言和主要体制，所以这个地区尽管血统多样，但大体上还是形成了一个整体。在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约四分之三以上的殖民地白人依然是英国血统，但荷兰、德国、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民族血统的融入亦为数不少。他们同第一批英国殖民者混居，采用了他们的语言和观念。18世纪，德国、苏格兰、爱尔兰的移民潮到来。德国人主要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在英国的统治下，他们享有安全的生活环境和自由的宗教信仰。他们大多是勤俭的农民，他们的辛勤劳作将遍地石灰岩的宾夕法尼亚变成了一个大粮仓。苏格兰和爱尔兰人从宾夕法尼亚向南部和西部分散，他们在独立战争前到达佐治亚北部高地并一直深入到肯塔基的大片地区。他们的家族人数众多，在政治方面和在同印第安人的斗争中，都展示出卓越的才能，在美洲人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是杰出的开拓者。其他非英国民族数量虽少，但在拓荒过程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分布在纽约和马萨诸塞，一些瑞士人同德国人一起来到宾夕法尼亚，为数不少的瑞典人和芬兰人居住在特拉华。另外，殖民地村镇上还有少数的意大利人和葡萄牙裔犹太人。由此可以看出，美洲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大熔炉。当时的法国和西班牙在他们的殖民地没有实行任何的自治，只有英国允许殖民地建立人民自治议会和政府，那里的选民和代表享有真正的政治责任，所以，英国的殖民地定居者政治意识强，政治经验丰富。

在美洲民族性格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土地，尤其是边疆地区。最初，紧临浓密森林的东海岸带状地区也属于未开发地区。早期的定居者经验少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必须要适应原始的荒原生活，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他们从印第安人那里学会了种植收获玉米和烟草，学会做豆煮玉米（succotash），学会捕猎猎物、鞣制鹿皮、制造独木舟和雪地靴以及制作木器。经过艰苦的磨难，拓荒者们成为了集猎人、农民和战士于一身的人群。新农业、新建筑和新的国民经济由此产生了。美洲大地不养育懒人。英国契约奴须经过五年辛苦劳作才能还清欠下的路费，刚出狱的贫穷债务人、从荒废的莱茵区逃出来的德国人、被英国商业法驱赶出来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刚来美洲时都是一无所有，他们都必须为生存而努力拼搏。定居者无论多么贫穷，都能在美洲体会到他在欧洲从未体验过的个人主义。伴随着这种感觉的自由意识和自立意识源自于美洲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片广阔富饶同时又荒野艰险的土地上，早期殖民者凭借自己的智慧为生存和自由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充满战无不胜的乐观精神，不受纪律束缚，只在乎行为和思想上的实用性。美洲的个人主义在他们身上得到不断的升华。

上帝慷慨赐予的自然资源，生存压力激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以及这两者所创造的自由气氛，赋予了美洲人轻快活泼的乐观主义和咄咄逼人的自信心。他们深信摆在自己面前的事业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完成的，他们坚信一种特殊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他们信仰三种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他们对宗教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认为不同的教派可以和睦相处。他们珍重种族之间的融洽，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法国、荷兰和瑞士的不同血统混居一起，互相通婚，并不在意彼此间的差异。美洲人自认为负有神圣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促使他们在美洲大陆快速扩张，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当他们本应竭力克服所遇到的困难时，他们却太容易依赖天命；当他们本应该自我反省的时候，他们却自鸣得意，狂妄自大。幸运的是，美洲人的天命观同他们的民主思想结合起来了。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当被赋予大致相同的机会，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而且有好机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能从底层爬到最顶层。这种机会平等的要求将打破各种各样的特权，对美洲社会结构不断带来新的变化。它将在教育和文化生活中带来显著变化，也将给政治领域带来重大的变化，使普通大众能对政府进行更直接的监督。总之，它将是改善民众生活的巨大引擎。这种特殊的使命感与积极的民主意识将一起给北美人的生活带来一种自由乐观、优容大度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处可寻。这个新世界是一片充满前途的土地，其希望的地平线正在不断延伸。

圣约翰·克雷夫科尔（St. John Crevecoeur, 1735—1813）是一位法国绅士，大约1759年来到美洲，作为一位“美洲农夫”定居下来。他写了一本题为《一个美国农夫的信》（1782）的书，以这片丰饶土地上人们了无拘束的各种活动为基础，详尽地描述了正在崛起的美洲主义：“一个欧洲人刚来到这片土地时，可能会显得孤陋寡闻，胸无大志，但他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想法。两百米曾经是很长的一段距离，但现在却不值一提。他一旦呼吸到我们的空气，就开始设想新的计划，着手新的行动，这些计划和行动是他在旧大陆想都没有想过的。在那里，社会的富足限制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而且常常扼杀了那些最值得称赞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从这里走向成熟。他开始有一种复苏的感觉；在此之前，他没有真正地生活过，而只是苟活。他开始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因为他被当作人看待。他自己国家的法律曾经因为他的默默无闻而忽视他，但这里的法律给他披上一件法律的保暖外套。设想一下这个人的思想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吧：他会忘掉原来曾任人奴役和依赖他人，他的心会不自觉地欢快歌唱，这种欢快会激发他产生新的想法，正是这些新的想法使他成为一个美洲人。从无到有，从仆人到主人，从专制国王的奴隶到一个自由人，享有政府赋予的土地及其他所有的权利！这是多么伟大的改变呀！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他成了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美国人，他把一切古老的偏见和习俗都抛诸身后，而获得他愿意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乐于服从新的政府，他欣然接受新的地位。在被接纳进我们伟大祖国宽广的怀抱之后，他成了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总有一天，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他们的后代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