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宾夕法尼亚神圣试验（1681）

英国人从17世纪起开始对北美殖民地进行探险，这些探险始于那些提供资助的个人和团体所抱有的乌托邦式计划。探险者们梦想开拓一个新的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并希望从中获取巨额利润。然而，当他们到达北美洲以后，他们的梦想破灭了。他们沮丧地认识到，新大陆固然是新的世界，但远非他们想象中的那种理想世界。在这些殖民地中，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最生动地体现了高昂的激情与冷酷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尽管宾夕法尼亚始于一场神圣的试验，旨在为遭受迫害的贵格派（Quakers）教徒提供一个避难所，但它的宗教宽容政策，充足的土地资源，以及它与印第安人令人惊叹的友好关系，使它成为美洲早期一个重要的移民中心，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杂居的地方。

贵格派，又称教友派，是英国17世纪最激进的宗教派别之一，他们在来到宾夕法尼亚之前的三十年间遭到英国国教徒的残酷迫害。这些人的行为和思想被多数人认为是古怪和异类的。他们穿着朴素，行为严谨，对上流社会人士不卑不亢，拒绝对他们行诸如鞠躬、下跪或脱帽等礼节。他们认为每个灵魂都拥有一种神圣的“内在光明”，这种内在光明赋予他们自豪和勇气。他们蔑视世俗权威，拒绝赌咒宣誓，反对发动战争。他们热爱和平，主张政治改革，拥护绝对的信仰自由，赞成妇女在宗教事务中担任领导职务。1660年时，大概有四万名英国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加入了贵格教派。而此时，英国政府开始对非国教教徒进行排挤和迫害，尤其是针对贵格教这样的极端派别。结果，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贵格派教徒由于太过激进且不服从英国政府而被送进了监狱，另有一些贵格派教徒由于只参加教友聚会而不参加英国国教的宗教仪式被处以高额罚金。由于他们迟迟不愿付罚金，他们的财物包括赖以谋生的从业器具或被收缴，或被销毁，或被运走，使他们在经济和精神上遭受了双重打击，因为对于贵格派而言，工作就是一种神圣的使命，丧失工作则使他们无法实践自己的宗教生活。

1681年，佩恩（1644—1718）开始他的神圣试验

威廉·佩恩（William Penn, 1644—1718）是一位贵格派教徒，其父是英国一名很有影响力的海军军官。他曾受过良好教育，以传播贵格派的福音为己任，在教义争论和法庭诉讼中都表现出一个律师所特有的精明。为了贵格教，佩恩与英国政府高层保持接触，还以商业手段来处理贵格教派所卷入的世俗纷争。17世纪70年代，佩恩已经成为英国贵格教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尽管他知道贵格教在英国的发展前途渺茫，但他并没有与傲慢和腐败的王室发生正面冲突。有趣的是，英国上层阶级倒是常常偏爱他们当中那些与众不同者。因此，佩恩虽然信奉贵格教，但却仍然获得了查尔斯二世的喜爱。他希望与国王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以便能够为被政府压制的贵格派教徒谋得一个庇护所。1681年，查尔斯二世将北美东海岸最后一块尚未分配的土地赠给佩恩。这片地方包括纽约和马里兰之间两千九百万英亩的土地，大小几乎相当于整个英格兰。国王这么做，或许是为了偿还佩恩父亲曾借给斯图亚特王朝的一笔巨款，抑或是希望把在英国制造麻烦的那些贵格派教徒迁徙到由他信赖的亲密朋友管辖的美洲殖民地。

佩恩希望宾夕法尼亚这个殖民地不仅可以给自己带来免役税，而且可以成为贵格教教徒的一个避难所。为了这一神圣试验，他设计一个题名为《政府框架》（Frame of Government）的文件。这是一份奇怪的文件，它既是一部主张绝对信仰自由的道德法典，也是一套为满足贵格派的理想而设计的复杂的行政管理措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缺乏民主的政府规划。佩恩在拟定的政府组织机构中，规定了一个参事会和一个议会，两者均由自耕农选举产生，但参事会由自耕农中更成功、更富裕的人组成，议会则由一般平民组成。佩恩没有为自己和他指定的总督保留很大权力，总督和参事会共同拟定法律，该法律由议会批准。不过，虽然佩恩声明尊重个人和公共道德标准，呼吁人性和社会行为准则，他却仍然抱着一种传统观念，即，富裕的人应该拥有某种特权。这一观念使他没有把主要权力授予殖民地的平民，而是授予殖民地的富人。通过把仁爱和家长作风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佩恩希望缔造一个兄弟般关爱的群体。为了宣传他的定居点，佩恩在英伦岛和欧洲散发招募移民的小册子，宾夕法尼亚因此成为美洲各殖民地中最广为人知的地方。他的宣传效果很好。至1770年时，宾夕法尼亚的人口已经达到两万一千多人。其中，一半定居者可能是作为契约奴前来美洲的，但其余的则由身份自由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构成。大部分人是来自于英国、荷兰以及德国的贵格教徒，但还有一些人属于天主教、路德派（Lutherans）、浸礼教（Baptists）、圣公会（Anglicans）、安曼派（Amish）、孟诺派（Mennonites）和长老会（Presbyterians）。1682年，佩恩购买和兼并了另外三个小型殖民地，它们后来构成特拉华殖民地。这样，他的殖民地又增加了来自瑞典和芬兰的移民。

然而，佩恩最终对宾夕法尼亚深感失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在法律上难以继续维持对殖民地的所有权，而且他与殖民地定居者之间的关系也急剧恶化。一方面，他卷入了与巴尔的摩勋爵（Lord Baltimore, 1605—1675）关于马里兰南部边境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他的权威受到新近获得的三个小型殖民地定居者的严重挑战。最严重的是，他的政府管理计划遭到贵格教派中坚力量的强烈反对。殖民地的领导者们坚持认为，在政府中具有最终发言权的应该是民选议会，而不是佩恩或他的代理总督。1696年，议会夺取了立法权，迫使佩恩承认该权利的让渡。同时，议会质疑佩恩对那些尚未分配土地的所有权。随着议会的压力越来越大，佩恩在无休止的激烈争执和对原《政府框架》的数次修改后，不得不于1701年同意一个全新的法律文件《特权宪章》（The Charter of Privileges）。由参事会和议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起草的这份新宪法干脆取消了参事会的立法权力，把宾夕法尼亚变成英属北美唯一一个只有一院制议会的殖民地。尽管佩恩失去了对宾夕法尼亚的控制，而且该地区也未能完全按照他的理想变为一个宗教乌托邦，但该殖民地在世俗意义上仍然是一个成功典范。虽然这里有激烈的政治争吵，但从一开始就拥有众多的人口，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该地区仍然对那些一贫如洗的难民和野心勃勃的商人极具吸引力。它在数十年里便发展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心脏地带。由于宾夕法尼亚的繁荣，费城变成了英属北美殖民帝国的商业和文化中心。1723年，年仅十七岁但却雄心勃勃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直觉地感受到了费城的无限生机。于是，他离开波士顿，前来费城寻求自己的发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