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英国宗教改革（1534）

文艺复兴时代的着装

文艺复兴（Renaissance, 1300—1650）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不久便迅速遍及整个西欧，它的出现不仅宣告了中世纪（Middle Ages, 476—1453）的结束和现代文明的肇始，同时带来了欧洲艺术、政治、哲学和科学上的进步。此时，艺术要展现的不再限于充满着宗教意味的神圣世界，艺术家及他们的崇拜者越来越愿意用一种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现在，人们听到的最重要的音乐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伟大的建筑师建造的更多的是宫殿和市镇厅，而非教堂和修道院。哲学家开始强调那句具有异教性质的希腊箴言，“人是一切事物的度量衡”。雕塑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赋予人更多的传奇色彩，凸显人在生活中的作用。画家也开始更加逼真写实地描绘人的脸庞和形体，更多地描绘地球和人类，而较少创作有关永恒、天堂和天使主题的作品。思想家和哲学家则越来越多地重视现代科学研究，他们深入思考，质疑权威和传统，并向它们发起挑战，不太关注中世纪以来的宗教事务。科学仪器的发明，如1590年的显微镜和1609年的望远镜，都迅速激发起人们探索科学的兴趣。自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于1543年出版了《论天体的旋转》（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后，大批有文化的人们不再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说法。此时，人们似乎越来越有能力理解和控制自己的环境，创造自己的生活，甚至决定自己的命运。对古希腊和希伯来文学的重新研究促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圣经》并仔细研习其文本。在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文主义和批判精神推动了宗教改革的进程，而宗教革命又加速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结束和新教（Protestantism）的崛起。

中世纪时期，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在西欧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和当时的其他社会体制一样，天主教也是一种等级制度。教会的最高领袖是罗马教皇，他的下面依次是其他教会等级，如红衣主教、大主教和主教等。最下层的是各教区牧师和修道院的修道士与修女。中世纪时期的等级制度虽然严格，但教皇的权威还是相对薄弱，许多欧洲人在生活中不太感觉到教皇的威严。到15世纪时，随着欧洲的君主权力越来越大，教皇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天主教会在欧洲各地谋取土地，向教徒征收什一税（tithing）以增加收入。教会职员继续着13世纪向教徒们出售“免罪券”的作法，并向人们承诺，一个人如能履行基督和圣徒的高尚操守，不断充实个人的“功德库”，就可以减少在炼狱中遭受折磨的时间。当时，天主教和罗马教皇的权势如日中天，但却越来越漠视广大民众的宗教利益。教皇和主教们炫耀自己的财富，神职人员参预世俗政治，文化程度不高的教区牧师们大都懈怠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面对15至16世纪整个欧洲大陆发生的令人不知所措的变化，如，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物价暴涨、美洲殖民化等等，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渴望从宗教中寻求慰藉并获得救赎。

马丁·路德（1483—1546）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正是在这种普通大众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出现的，他所倡导的新教运动非常契合当时欧洲的文艺复兴精神。同许多人一样，路德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也非常忧虑。他深信自己是有罪的，但却未能从天主教中得到任何慰藉。天主教告诉人们，一个人可以通过信仰上帝和积德行善来获得拯救，譬如，帮助他人、参加圣礼、朝拜圣城、向基督和圣徒祈祷。但路德坚信，上帝并没有要求罪人去寻求拯救。按他的理解，拯救只能来自于信仰本身，它是上帝赐予那些罪人的“免费礼物”。1513年，路德发展了“唯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的理念，认为一个人能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并非其获得救赎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信徒们只要阅读《圣经》并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救赎，那么他就会按照宗教道德来规范自己。1517年，路德更加强烈地批判天主教的等级制度。他张贴了九十五篇论文，抨击天主教以出售“免罪券”的形式向人们兜售“救赎”的作法，同时也表达了众多虔诚教徒的精神焦虑以及他对教会等级机构漠视教众的这种焦虑的愤慨。路德随即被教皇逐出教会，但他变得更加激进，开始宣扬“平信徒皆为祭司”（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理念。他坚持认为，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并不可靠，只有《圣经》本身是正确无误的。每个人都应当阅读《圣经》，自己与上帝神会，而无需通过教会的等级制度和神职人员与上帝亲近。

约翰·加尔文（1509—1564）

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曾是一名律师，他是路德之后影响最大的新教领袖。加尔文同意路德的观点，认为人们通过积德行善并不能获得救赎。不过，他们两人的上帝观有所不同。路德眼中的上帝是一个充满博爱的神祇，对负有原罪的人类给予宽恕，而加尔文心中的上帝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君王，他全知，全能，操纵着人类的历史命运并引导人类最终战胜撒旦。加尔文相信，为了取得最终胜利，上帝早已选好一些人作为世人的楷模。这些人，意即圣徒或选民，注定会步入天堂获得永生。加尔文这一“预定论”（Predestination）引导出他的另一个理论，“神召论”（doctrine of calling）。“神召论”认为，选民在上帝的召唤下，将为建立一个美德和慈善的社会而不懈努力；一个人要想知道自己是否属于上帝的选民，他就必须像一个圣徒那样奋斗和生活。天主教信奉行善的重要性，加尔文则强调善行本身。换言之，天主教推崇的是通过行善以赚得天堂的入场券，加尔文信奉的则是，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地控制自我，把自己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秩序化，那就表明此人可能是上帝的选民。他号召基督徒行动起来，重塑自己的社会和政府，以求符合上帝在《圣经》中所制定的律法。加尔文去了瑞士，在他的领导下，日内瓦废除了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了长老制，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和宗教改革的中心。长老一般由有威信的平信徒担任。加尔文希望欧洲的所有地方都能以日内瓦神权共和国为楷模。

英王亨利八世（1491—1547）

正当宗教改革之风席卷欧洲大陆的时候，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也在英国谋划着一场宗教改革。不过，他并不像路德和加尔文那样雄心勃勃要对天主教进行革命，而只想有个男性子嗣来继承都铎（Tudor）王朝，因为他的妻子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 1485—1536）的多次生育都告失败。最后，当凯瑟琳生下一女玛丽·都铎（Mary Tudor, 1516—1558）后，亨利八世的目标变得不再那么简单低调了，他请求教皇宣布废止他与凯瑟琳的婚姻。但不幸的是，凯瑟琳是西班牙阿拉贡的公主，当政的西班牙国王是凯瑟琳的侄子，而罗马处于势力强大的西班牙的掌控之中，教皇担心得罪西班牙，因此没敢答应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英国宗教改革正是从这个僵局中爆发的。此时，英国人普遍抱怨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天主教牧师不受英国法庭的审判；罗马税制大肆泛滥；许多高层神职人员挥霍无度；普通的牧师和修道士普遍无知和堕落。此外，反对天主教的宗教人士不断在呼吁改革，要求对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财政和法律联系进行清算也不再被视为异端。不久，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教皇只是在推诿拖延亨利八世的离婚事宜，因为他既不愿意得罪英国，又不愿意得罪西班牙。亨利八世意识到这一点后，自行宣布与凯瑟琳离婚，同他的情人安妮·博林（Anne Boleyn, 1504—1536）结婚。1534年，亨利八世建立了英国国教（Anglican Church），并自封为教会领袖，完全无视教皇的领导，这标志着英国教会与罗马之间的最后决裂。当亨利的新婚只给他带来一个女儿即伊丽莎白·都铎（Elizabeth Tudor, 1533—1603）时，他于1536年捏造了一个叛国罪强加给博林并将其斩首。1537年，亨利八世的第三任妻子终于给他生了个宝贝儿子爱德华·都铎（Edward Tudor, 1537—1553），但却也因为产后失血过多而死去。

亨利八世离婚并获得罗马教会在英格兰的资产后，并未继续其宗教改革。他和英国议会只是想借用新兴的英国国教的名义来统治旧的天主教，而不是改变信仰。他们迫害了一些反对旧天主教信仰的新教徒和一些反对英国国教统治的天主教徒。在1547年亨利八世死后爱德华四世统治的六年期间，新教徒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当1553年爱德华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成为女王后，新教徒却遭到了疯狂的迫害。玛丽一世因为残酷镇压新教徒而被后人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她嫁给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28—1598），重建了罗马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威。她与西班牙人的婚姻也将英格兰卷入了一场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最窄处的法国北部城市加莱（Calais）在英国统治了三百年之后又转到了西班牙手中。1558年，玛丽的所作所为在国内引起了强烈不满，她最终在失望和痛苦中死去。她死后，伊丽莎白·都铎继位。伊丽莎白一世自称是新教的拥护者，但并非激进的加尔文主义者。尽管一些新教徒强烈要求英国国教清除大主教，废去繁琐的宗教仪式，擦除任何天主教的痕迹，但她仍然坚决抵制了过激的改革。作为一个才华卓越、聪明睿智的女王，伊丽莎白专制独裁，个性张扬，拥有绝对的自信和非凡的口才。正是在她的统治下，大英帝国才得以复苏经济，重振政治，并开始其正式的美洲探险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