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我国社会工作的历史与发展

虽然专业社会工作最初产生于西方，但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社会福利的思想与实践。本节将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历史做一追溯，对现状做一描述。

一、我国古代的社会福利思想与实践

（一）我国古代的社会福利思想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丰富的文化遗产中蕴含着许多有关社会福利的思想。《礼记·礼运·大同篇》记述了孔子提出的社会福利主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短短数语就道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它希望能超越一家一户，在经济上互助互利，人与人之间融洽和谐，使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良好的生存，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幼而壮而老，从男到女，到鳏寡孤独废疾者，都能生活下去，都过着没有欺诈、没有盗窃的安宁的社会生活。这一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不但是我国古代福利思想的代表，对我国早期的福利措施有着深远的影响，更是现代所实施的主要社会福利措施。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他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的这种“仁政”思想无疑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同样对我国后世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也是现代社会公平与正义思想的中国式表达。

墨子是一位富于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在揭露和批判当时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和平康乐的理想社会图景。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和平、非攻的社会，是“兼相爱”的社会，“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墨子的理想社会还是康乐的社会，交相利的社会，“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要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除了维持这种最低的生活条件外，他还强调人民之间的互助协作，亦即交相利。交相利一定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墨子·尚贤下》）。虽然墨子的这些思想是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中引发出来的，但无疑是建设性的，对我国后来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现代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无外乎这些内容。

可以说，包括孔子、孟子和墨子在内的许多古代思想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这些思想又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社会福利措施。

（二）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是古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具体体现，在不同历史朝代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保息六政

保息六政是我国古代的救贫措施，在殷周时代已趋于完备。《周礼》记载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保护儿童、赡养老人、扶助穷人、社会救助、医疗保健、社会安全。到了周代还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微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住宅修建和精神伦理建设。社会福利的真义应是物质与精神兼有，整体与个体兼顾，政府与民众并举，为使民众能够生得其所，活得愉快，死得安详。不仅要慈幼、养老，而且还要以赈穷、恤贫、宽疾、安富来配合，此外还需以本俗来呼应。《周礼》中还记载着大司徒以荒政十二项措施聚万民，这就是：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以息徭役，五曰舍禁，开山林之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以减少吉礼，八曰杀哀，以减少凶礼，九曰蕃乐，十曰多婚，礼薄而自婚配者自然就增多，男女之间得以相互保护，十一曰索神鬼，就是祈祷神灵大慈大悲降福于人间以保护民众，十二曰除盗贼，遏制民害。

2．九惠之教

我国古代福利思想与措施的记载，除《大同篇》及《周礼》之外，还有《管子》一书。其中写道：“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此九惠之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现代社会实施的老年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救助、医疗服务、婚姻咨询、健康服务、创业服务、就业服务、义亲奉视等。

3．社仓乡约

社仓乡约应该是最早的社会福利行政，既包括由政府牵头主办的正式福利措施，也有民间互助的做法。包括：

常平仓。此项措施自汉朝开始，其具体做法是：常平仓者置理仓舍，当粮食价格低时适当抬高粮价买入储存起来，到粮食价格高时适当压低粮价卖给百姓。历代均于各地广置常平仓，以备荒年平粜之用。汉后，晋魏齐梁诸代多沿用之。

义仓。义仓是把政府征粮或由富户义捐的粮食储存到仓库里由官府派人管理，荒年或青黄不接时出仓以赈济难民。这种制度在隋代以前称为义租，唐代此制甚为盛行。到了宋代，宋太祖赵匡胤根据“取有余补不足”的原则，下令“各州所属县各置义仓，以备凶歉”。

社仓。社仓是由人民自行组织，或由政府督导人民办理，类似一种农贷合作组织的救济设施，由各地人民捐集粮食，或由政府贷给粮食，在各乡设仓储存。遇凶年或青黄不接时用以救济邻里贫户，仓务的管理由社仓参加人或设立者推选管理人员自行负责。

乡约。乡约制度是我国古代社区组织的创举。所谓“乡约”，即住在邻近地区的人，共同遵守的规约。此种规约起始于北宋的“吕氏乡约”，为蓝田吕大钧及其兄弟、邻里亲友所发起。其内容分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等四大项。后经南宋朱熹加以增减，推行全国。

二、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工作

1949年以前，社会工作在我国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医务社会工作

1920年在协和医院筹建之初，美国人浦爱德（Ida Pruitt）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派，来协和医院同时筹备社会服务部。1921年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正式成立，标志着医务社会工作在中国开始发展。社会服务部的社会工作者使用个案工作方法对病人的社会历史进行调查和跟踪，填写“病人社会历史记录表”，对医生诊断病情大有帮助，对医生的医学科研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在其最鼎盛的20世纪30年代有30多名社会工作者。后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还将组织形式和医务社会工作模式推广到南京、济南、上海等地多家医院，推动了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来看，北平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工作达到了一个相当精细化的水平，对服务对象的社会资源的开发也比较全面、完整。正是由于有了社会服务部，当时的协和医院才成为两类人最多的医院——一类是达官贵人，一类是走投无路的穷人。社会服务部因此被称为“救命部”、“帮穷部”，北平协和医院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1952年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被撤销，但社会服务部的成功尝试，为今天重建医务社会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乡村建设运动

在现代中国社会事业发展史上，比较有名的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此运动在当时十分盛行，前后有六百多个团体参加。其中较著名的有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试验区，陶行知的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和江苏宝山师范学校，梁漱溟等人创立的河南村治学院及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等。这些人所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志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恢复民族自尊心，重视农民教育，以乡村自救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此外，清河实验、山西村治、浦东公社、赣南建设等，也都是通过改造乡村社区以促进社会变迁为目的。乡村建设运动被看作是我国现代社区发展和社区服务事业的一个开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国际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虽然限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些活动因为战争等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它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统区的社会工作

20世纪20—40年代，国民政府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从社会行政方面来看，1921年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就设有内务部，掌管民政事业，主要职责是：（1）警治。内务部负责组建警察部队，维护全国的治安、卫生等事宜；（2）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维护人民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的权利；（3）解放“胥民”、“惰民”等所谓的“贱民”; （4）严禁买卖人口，禁止蓄奴；（5）与外交部合作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6）改良社会风俗，允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公民道德，禁止蓄辫、缠足、赌博等。此外，内务部还对救济灾荒和救济鳏寡孤独残疾等做了规定。1928年2月，国民政府设立社会部代替过去的内务部行使社会工作行政方面的工作。1938年成立了赈济委员会，接着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了社会组织部。该部于1940年改为社会部并隶属行政院，其职责范围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团组织、社会运动、社会服务、劳工及合作行政等。行政院于1942年颁布《省社会处组织大纲》，规定各省政府设社会处，县市设社会科，从而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社会行政体系。

从社会工作服务方面来看，1928年以后全国各级政府设立了民政机构，中央内务部民政司主管赈灾、济贫及慈善等事务，地方则根据内务部颁发的有关条例，成立各种救济机构及慈善团体。此外，还根据不同情况设立了一些临时机构，如1931年淮河流域发生水灾，国民党政府设置了救济水灾委员会，具体办理灾区救济事宜。在救济项目方面，包括养老、收养孤儿、育婴、施医、贷款、济贫、习艺等。在救灾项目方面，主要包括工赈、商赈、开办粥厂、兴修水利工程、治蝗等等。以上这些措施为救济贫民、灾民，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苏区的社会工作

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革命根据地就有自己的民政工作。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解放区救济总会等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在生产救灾、社会救济、战地服务、拥军优属等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就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军优抚条例》、《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等一系列重要的法规和决议。这些条例的主要内容：一是抚恤红军战士，对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家属和因战致残、致病的退伍红军战士，政府发给抚恤粮和补助款，以保证他们的生活；二是优待红军家属，帮助缺少劳力的红军家属耕作，等等。这些条例的贯彻落实，大大鼓舞了军民的革命热情。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民主政府颁布了许多优待抗日官兵及其家属的条例。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救国纲领中，明确规定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这些条例的落实，大大加强了军政军民关系，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结合形势对过去的优抚及拥军优属条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从而使这个时期的优抚工作及拥军优属活动更加广泛深入细致。当时，对军属、残疾军人、烈属给予多方优待。如物质补助，组织群众帮工队、代耕队，青年农民、妇女和学生组成拥军优属小组为军烈属、残疾复员军人服务，政府在节日组织群众慰问队进行慰问等。

（五）社会工作教育

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和社会服务系，标志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正式起步。起初，社会工作课程主要由美国学者担任，教授的是与美国大学相近的专业课程。后来中国学者参与其中，社会工作教学更加联系实际。当时，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学教学联系密切，多数课程设在社会学系。1931年全国有11所院校设立社会学系，1947年增为20所，其中多数开设了社会工作课程。那时，社会学系不但注重社会学理论，同时也重视社会工作的教育和训练，其课程中非常看重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重视将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结果，通过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一种重视实践的社会学，被称为应用社会学。还有些大学在社会学系内直接分设社会工作组或增设社会工作课程，如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1940年社会部成立后，各大学对于社会工作人员的训练尤为重视，政府曾拨经费资助中山、复旦、燕京、金陵等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内有关社会学及社会福利的科系，并曾于中央训练团设立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调训各地社会行政人员中从事民众组训与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各大学不仅注重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的教学与实验，同时还致力于有关著作的写作与翻译。此外，政府在社会部内设有研究室，聘任社会学者及对社会工作有研究的人士从事各种研究与出版工作，还邀请国内专家学者举行会议，研讨问题，以协助政府制定社会政策与设计方案。

20世纪上半叶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经验，对当今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三、新中国的社会工作

（一）专业社会工作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前专业社会工作已传入我国，专业社会工作在我国也有所开展。新中国成立后，错误观念及极“左”思想一度在教育问题上占据主导，认为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将消弭一切社会问题，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都带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性质，因此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工作专业随着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一起被取消了，从事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员也都转了行。自此开始，社会工作教育在我国中断了将近30年之久，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与先进国家也拉开了距离。

（二）新中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与社会工作的任务

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旧社会遗留下来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府和社会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工作的任务是艰巨的，靠个别人是不能解决的，必须通过全社会的力量才能解决。当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式主要是革命年代形成的社会动员和各种行政手段。

当时政府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一是救灾，二是社会改造。针对救灾工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总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党和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防洪、防涝、防旱，逐年减少灾荒，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如调粮救灾，组织移民，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灾区领导生产救灾工作，帮助灾区人民战胜灾荒所带来的各种困难。同时，通过在全国发动“一两米救灾运动”、“募集寒衣运动”开展互助互济的社会互助。

关于社会改造工作，党制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劳动相结合，改造和安置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因势利导，将游民和娼妓改造成适应新社会的自食其力的新人。在收容方式上，采取了说服动员与强制收容相结合，定期收容与经常收容相结合，以及外移乡村改造的方法。一方面将他们收容到劳动教养所、新人习艺场、妇女教养所等教养单位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对个别抗拒者则予以强制收容改造。改造主要是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劳动生产和加强生活管理等方法来实现的。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教育，社会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祖国和个人前途教育。组织劳动生产不仅是为了改掉游民好逸恶劳和游手好闲的习气，更重要的还要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生产技能，为将来安置就业创造条件。加强生活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让他们遵守各项生活作息制度、各项维护集体利益、保证集体安全的纪律和制度，以及各项接见亲友和外出请假制度等。这既保证了他们的公民权，尊重了他们的人格，体贴关怀了他们的疾苦，也严格制止了他们继续向社会上散布不良影响，损害和破坏集体利益。上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在当时是相当有成效的。

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社会组织体系的形成，我国逐渐形成了单位制度。以此为依托，也逐渐形成了“行政性非专业”的“实际社会工作”。所谓“行政性”是指：首先，这种社会工作是被纳入行政框架之中的，即它对社会成员的帮助是按照行政系统进行的；其次，这种社会工作是由国家行政干部按照行政程序进行的；第三，这种社会工作在其功能定位方面被纳入行政管理的范畴。而社会工作的非专业性表现在，在中国内地从事为民解困工作的主要是各级民政和工、青、妇部门的干部，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社会工作的训练，但在工作中形成了一套本土的工作方法和理念。

（三）社会转型与专业社会工作的重建

如前所述，社会工作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社会工作开始重建。1979年社会学在我国得到恢复和重建，这也为社会工作的重建准备了条件。在众多专家的推动下，1987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决定在我国试办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国家民政部在北京马甸召开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推动了社会工作学科的发展。1988年初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同年，民政部和北京大学签订了联合办学的协定，培养高级社会工作人才。1989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社会工作本科生，同时招收社会工作方向的研究生，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走上重建的路程。1991年7月，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社会工作在实际部门获得了发展空间。

社会工作的重建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有密切联系，也与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密切相连。社会变迁对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提出了客观的要求，也为其提供了社会基础，表现为：

第一，社会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中国社会结构性的重要变化，也产生了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制度性的社会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1）我国的结构性贫穷和新贫穷问题的产生是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实行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伴随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愈来愈大。据有关资料统计，1988年我国农村有5.3%的贫困户，城市有5%的贫困户，而到2001年全国仍有1480万的贫困人口；与绝对贫困问题同时存在的是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据估计，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001年的23倍。我们需要解决和消除绝对贫穷问题，保障贫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同时也需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消除相对被剥夺所形成的“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隐患”。社会工作帮助贫困人口提升能力、促进贫困社区发展，能够增强扶贫减贫政策的效果。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业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失业和半失业已成为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并日益严重，从而成为威胁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失业所带来的家庭问题，以及由于收入降低和贫困给个人与家庭带来的心理和发展问题，不仅需要从宏观政策入手，也需要从微观的个人和家庭角度介入。

（3）社会的老龄化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医学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老龄化已呈现在我们面前。老龄化不仅会造成赡养比提高，还会带来老年人自身的物质和服务保障需要等问题。这不但要大力巩固家庭养老，而且要发展社区照顾和机构养老以满足社会需要。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社会工作是一项必要措施。

第二，社会弱势社群的存在与他们的社会救助问题。中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有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大量农民工。他们的物质生活困难，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属于弱势群体。由于历史及社会原因，这些社会群体的相当一部分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帮助这些群体和个人走出生活困境、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社会权利，既需要政策，也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

第三，在快速社会变迁中某些个人和群体在生活和发展方面遭遇困难。例如，青少年的学业压力、网瘾和犯罪问题，留守儿童的照顾问题，服刑人员子女的安置问题，越轨犯罪人员的管理与社会适应问题，精神病人的社区照顾问题等。这些问题有些属于社会管理的范畴，有些则涉及对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服务提供，以使其有良好的社会适应。

上述这些问题是与社会转型过程同时发生的，特别是与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同步发生。社会转型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催生了作为社会稳定机制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政府转换职能，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福利社会办”，原来由企业提供的社会福利变为以工作为基础的个人账户与企业责任相结合，这种政策加上企业改革的政策效应，就使得原来享有基本医疗、养老保障的部分“城市人”在住房、医疗和养老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困难。加之在市场化下，家庭无力承担原有的全部职能，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变化也影响着邻里之间的关系邻里互助功能呈衰微趋势。可见，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行政性非专业化社会工作的效能在当今中国，特别是在城市受到了考验。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合，社会需要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以修正市场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专业社会工作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重建的。

在重建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较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如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社会工作部、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农家女、妇女热线、青春热线等。它们的服务领域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妇女维权以及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社会支持和情绪辅导的各种服务方面。此外，为残疾人服务的医务社会工作，为院舍儿童和学校学生提供的青少年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的院舍服务，为城市打工群体提供的服务，以及精神健康领域的服务等都有所发展。这些服务发挥了调解社会矛盾、助人自助的功能。重建初期的专业社会工作具有明显的特点，即零散性和非制度性，大部分服务由非政府的志愿机构提供，资金来源不稳定。可以说此时的社会工作尚处于恢复与萌芽阶段。

（四）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如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的，改革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共中央决定要大力推进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制度建设，同时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指出要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要“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确定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加快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抓紧培养大批社会工作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充实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部门，配备社会工作专门人员，完善社会工作岗位设置，通过多种渠道吸纳社会工作人才，提高专业化社会服务水平”。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工作获得了快速发展。至今，我国已经举行了三次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考试。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社会工作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201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社会工作人才作为重点发展的专业人才，并提出了到2015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300万人的发展目标。社会工作的发展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2010年我国开始招收第一批社会工作硕士（MSW）研究生，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

回应社会需要，中国的社会工作也面对着新的挑战。这需要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对本土社会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专业的水平。同时要总结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发展本土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

思考题

1．为什么把《伊丽莎白济贫法》看作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历史发展源头？

2．英、美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有哪些贡献？

3．我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救助制度？

4．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工作的内容与模式有哪些特点？

5．社会转型、社会发展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