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贬宋崇元：明代鉴藏风尚的转移

所谓“吴人滥觞”之现象亦值得探究。王世贞详细考察了艺术市场上吴道子作品声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遍综古人之论，则画家以顾、陆为圣，而以道子为神。吴生既起，则前有张、阎，后有昉、幹，皆当辟舍。然以昭代格之数子，而在顾、陆不失连城，吴生少劣其价。何者？巨壁高障，宜于刹宇，非素室之蓄也；胡神祆像，径丈累寻，非雅士之所喜也；怒目掀唇，焰火奔雷，非方内之所赏也。即瓘、霭、求、祝、图异之徒，画史流褒以为得受业吴门，当称殆庶。今不惟无遗迹可寻，询之鉴藏之家，若秋风过耳，了不相入。抑不特此，使摩诘、思训去题而存迹，恐不能胜叔明、子久；使中正、克明灭款而论值，必当在伯时、吴兴下矣！此虽习耳成好，习好成风，探其所繇，未可尽非。第未有孔圣之集大成，金声玉振者也。自元人之擅微，启南之振声，文氏之多助，去俗者别为鉴赏，喜易者争务点缀，六法渐淹，可为浩叹！

王世贞梳理出一条文人收藏界排斥、打压职业画家作品的线索，中间又经元人及沈周、文征明等人的共同努力，同时“去俗者别为鉴赏，喜易者争务点缀”，终于导致了“六法渐淹”的不利局面。

在晚明寄居嘉兴的徽商收藏家汪珂玉的书画著录著作《珊瑚网》中，我们可以为王世贞的观点找到一个现实的旁证。该书著录一套册页，名《胜国十二名家》册，为元代画家合册。所收分别为：赵文敏、管夫人、赵雍、王蒙（图6）、倪瓒、黄公望（图7）、吴镇（图8）、曹知白、柯九思、马文璧、方从义、盛懋。其后“渔隐主人金文鼎”长跋描述元末明初时鉴赏风气曰：

余总角时遂好绘事，不减梁简文诗癖，尝从先君过顺甫钱先生家，纵观名画。顺甫乃谓余曰：收藏图画，宋人不如元人之文采，绢本不如纸本之绵远，卷轴不如册页之便览。今好事者所收，册页皆绢本，即马、夏、刘、李之辈，难脱画院习气。余耽之者，胜国名家，恨不多得。此册余昔年在金陵时始得黄、王者五幅，后遇诸名公真迹，善价收之，迄今三十年来，汇成百幅。内有绢素神脱者标出，名次者标出，人物无丘壑者标出，翎毛竹石标出，有俗态者标出，所择者凡赵松雪以下十二家总二十幅为一册，胜国群贤之墨宝也。赵松雪近宋，摄诸家之妙，运于毫端，有主李营丘遗意，笔法精致，骈俪圆融。管仲姬《长明庵图》，发景象之趣，可谓运斤成风。其子仲穆二纸，落笔效乃翁，诚一门三绝，千古伟人。黄子久四幅，皆仿董源，毫锋颖脱，灿烂逼人，绝代笔也。后一幅古气苍然，令人可爱。王叔明《著书图》，大似赵氏之遗风，无一毫尘相；倪元镇《枫野亭》，疏林旷远，清气若秋水之神；吴仲圭二纸，墨晕神奇，迥越绘表，乃巨然之门户也；曹云西着色雅淡，意趣有余；柯敬仲二纸，笔墨超轶，潇洒天然；马扶风二幅，大幅拟仿于和之，小幅近唐人而高远；盛子昭逼松雪之道，方道士气韵生动。前诸名家，真凌跨百代，可望而不可及也。癸巳十一月二十七日，渔隐主人金文鼎识。

按癸巳为永乐十一年（1413），既称元朝为“胜国”，应为金文鼎述其少时之事。是元末时人收藏书画，已开始崇元贬宋，又绢本不如纸本，卷轴不如册页，又有所谓“名次者标出，人物无丘壑者标出，翎毛竹石标出，有俗态者标出”，这些限制均表明元末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在书画收藏中已明显带有北宋米芾以来文人画的偏向，且注意力更倾向于山水画。

此册后又有沈周、董其昌跋，对金文鼎之眼力大为赞赏，显示出相同的文人欣赏趣味。同时，董其昌对册中个别画家如盛懋（图9）、柯九思（图10）等人也婉转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画册以元季四大家为难，余家藏百幅，仅拔其尤物十八幅耳。又有沈纯甫司马之子久二十幅，汪太学景纯、嵇太学冲凡二册，宋元各半，皆为画院之奇宝。今又见此册，原为我乡金文鼎所藏。文鼎画入能品，宜其具择法眼，差觉盛子昭、柯丹丘未能作诸公把臂入林侣耳，然已海内不再得也。

作为“南北宗”论和“文人画”论者，董其昌特别关注文人画家，他家所藏“元四家”画竟达“百幅”之多，同时沈纯甫藏黄公望画亦达二十幅，数量可谓惊人。可见到晚明时元画的社会占有程度已远远超出宋画，而这一重元轻宋的趋势实早起于元末之吴地，中间又经明中期时人的推波助澜。

明中期苏州著名画家沈周曾题他人所藏倪瓒《松亭山色》，该题跋从侧面反映了元代画家倪瓒的作品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受到重视的客观现实：

华屋不能留此图，秀色今来照书户。夸父空将碧嶂移，羽人仍在丹丘住。非人玩物物玩人，老墨重披眼迷雾。门前桃李换春风，只有青松自迟暮。

此图实我松贵游家物，尝目击其人之爱护比珠玉。人往物移，今为淮扬赵文美所得。文美号赏识，其致重将逾于前而保于久也。云林先生戏笔，在江东人家以有无为清俗。此笔先生疏秀轶常，然非丹青炫耀，人人得而好之于此，而好者非古雅士不可。先生之道，殆见溢于南而流于北矣！文美特来求跋，因次先生之韵为诗，用寓得失之叹云。

由此可见，在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追捧之下，倪瓒画已逐渐成为收藏市场上判断藏家修养的重要标尺，即所谓“好者非古雅士不可”，如此发展的结果自然导致了倪瓒作品“在江东人家以有无为清俗”。况且其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南方，也开始逐渐影响到北方收藏市场。

晚明时徽州人詹景凤在《詹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明末江南地区元画的收藏情况：

云间何元朗所藏，尽元人子久、仲圭、元镇、方壶诸作，合五十余幅。内元镇至二十四幅，独叔明仅一幅尔，然亦非甚佳者。大抵越、吴叔明真山水甚少，唯武林汪氏《葛仙翁移居》一长幅，云间顾氏三幅，吾歙罗氏一幅已归吴，今又归歙汪氏。予所藏有真者三。

其中何良俊（元朗）所藏倪瓒画作竟达24幅，由此可推想当时江南士人对于倪瓒的狂热程度。而其藏品中的倪瓒《幽涧寒松图》（图11），后转入徽州溪南吴氏家族。在一张作于“弘治辛亥”（1491）的《仿倪迂山水》作品上，沈周感慨地以诗跋道：

迂翁画为戏，简到存清臞。学者岂易得，纷纷堕繁芜。名家百余祀，所惜继者无。况有冲雅篇，数语弁小图。吴人助清玩，重价争沽诸……

此诗中“吴人助清玩，重价争沽诸”的记载，以亲历者的角度记录了吴地艺术市场争抬倪瓒作品的普遍风气。同时这也是王世贞判断艺术市场“轻宋重元”现象的原因，即所谓“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的重要旁证。

“徽人导之”的现象，也是当时有目共睹的。明末清初人吴其贞回忆徽州地区收藏之风的兴起原因说：

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

所谓“汪司马兄弟”即歙县人汪道昆及其兄弟汪道贯、汪道会等。与他们同时进行收藏活动的尚有方用彬、吴守淮等。他们之间的艺术品交换和买卖活动详见第三章。

汪道昆《太函集》中也记载了一些同时的徽商收藏家，如吴用良：

吾郡中海阳（休宁）多上贾，其上上则商山诸吴。吴仲子用良，名继佐，大父以季叔贵，赠中书舍人。父曰源，授光禄寺监事。两世以巨万倾县。出贾江淮吴越，以盐策刀布倾东南。……用良籍太学，顾不喜为儒，父将授以利权，则又以善病谢，不任。久之，面目黧黑，乃从方士学养生。……至其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自言出百金而内千古，直将与古为徒，何不用也。

这是徽商转做艺术品生意，而且相当成功。又有明歙商吴伯举贾于扬州“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

16、17世纪，与同时的山西商人相比较，徽商群体显然更趋风雅。范锴《汉口丛谈》回忆了“亦儒亦贾”的徽商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表现：

昔年汉上盐鹾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所。镜槛晶窗，洞房杳窕，咸具竹石花药之胜。且半临后湖，可舒远眺。白云漾空，绿荫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如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扇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

由于鉴赏风气的日渐普及，徽商以雄厚的资产介入到书画艺术品的市场中去。而书画古玩等艺术品买卖的兴盛，导致艺术市场上鱼目混珠的伪作也逐渐增多。如苏州专诸巷专门生产伪作，其伪作沈周作品，竟连文徵明也不能辨别。晚明又有嘉兴朱肖海，因善于修补古书画，遂自作赝物售人，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也就是说，艺术市场上一些缺乏鉴赏眼光的徽商，买到伪作的可能性很大。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就记载了这样的事：

金陵胡秋宇太史家，旧藏《江干雪意卷》，虽无款识，然非宋画苑及南渡李、刘、马、夏辈所办也。冯开之为祭酒，以贱值得之。董玄宰太史一见惊叹，定以为王右丞得意笔，谓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见，李营丘以下所不论也，作跋几千言，赞誉不容口。以此著名东南。祭酒身后，其长君以售徽州富人吴心宇，评价八百金。吴喜慰过望，置酒高会者匝月。今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跋装褫于后以欺之耳。今之赏鉴与收藏两家，大抵如此。

冯开之长君请朱肖海临摹《江干雪意卷》，并当做真迹卖给徽州巨富鉴赏吴希元（号新宇）。沈德符以其文人身份，在著作中对徽商多所嘲笑。然此类事件在当时似不在少数。董其昌书法（图12）名满天下，叶廷琯《鸥波渔话》卷一引述萧张翀《淞南识小录》中事，述一徽商欲得董其昌书法而为人所骗：

新安一贾人欲得文敏书而惧其赝也，谋诸文敏之客。客令具厚币，介入谒，备宾主礼，命童磨墨。墨浓，文敏乃起，挥毫授贾，贾大喜拜谢，持归悬堂中。过客见之，无不叹绝。明年，贾复至松江，偶过府署前，见肩舆而入者，人曰：“董宗伯也。”贾望其容，绝不类去年为己书者。俟其出，审视之，相异真远甚！不禁大声呼屈。文敏停舆问故，贾涕泣述始末，文敏笑曰：“君为人所绐矣！怜君之诚，今可同往，为汝书。”贾大喜再拜，始得真笔。归以夸人，而识者往往谓前书较工也。

无独有偶，在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也记载了同类受骗之事，冤大头依然是徽商：

小霁，作《省吾居士赞》。居士，新安人，姓吴，以十一起家，有隐德。其子从人乞文，有人伪作余手书赞应之者。族人吴兆登，余门生也，辨之。因转乞真者以去。

此类事件的发生如此频繁，可见徽商在晚明江南地区艺术市场上是主要的购买群体，而且他们的收购范围也扩展到当代书画名家。是以晚明松江著名山人陆应阳手写所作诗一卷付沈德符，并吹嘘说：“公其珍之，持出门即有徽人手十金购去矣。”但伪作充斥市场的不正常现象，最终损害了艺术市场，导致了“书画道断”的严重后果。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说：“夏贾从金陵来，云近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伪者多，受绐者不少。相戒吹齑，不复敢入头□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