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

关于“散文”

关于“小说”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本书的叙述策略

作为文类的“散文”与“小说”，本身并不具备时间性与空间性。换句话说，古今中外的散文与小说，具有某些基本特征，足以将其与诗歌、戏剧等文类区别开来。这种最基本的假设，支撑起千百年来的文类研究。但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追求建立理论性文类（theoretical genres）者，更愿意强调不受时空影响的“散文特性”或“小说特性”；相反，如果着眼于历史性文类（historical genres），则不能不突出渲染古今散文或中外小说之歧异。二者各有其合理性，本书限于体例，自是侧重于后者。

汉人班固眼中“君子弗为”的小说，与晚清梁启超定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相去何止千里！可又不能不承认，这两种“小说”观念，存在着某种值得关注的历史联系。人世间，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校诸古今而皆通的“散文”或“小说”概念；可这并不等于完全否定了文类研究的价值。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中有一句妙语，可借用来解答此难题：

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

有“大体”而无“定体”，此说既针对不同文体间有时相当模糊的边界，也指向同一文体不同时代可能相当激烈的变异。文学史家的工作，一是识大体，二是辨小异。这里的“大”、“小”之分，只是相对而言，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大体”保证了文类的生存，“小异”则意味着文类的发展——正是此等打破“定体”的不断努力，使得文类永远保持新鲜与活力。

“散文”与“小说”，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独当一面的重要文类。将两种性格不同的重要文类放在一起论述，并非“乱点鸳鸯谱”。小说与散文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后的论述中，将被不断提及。这里需要略加解释的是，为何先论“散文”，后及“小说”。对于20世纪的读者来说，小说的地位可能远在散文之上；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作为中心文类所受到的重视，远非“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所能比拟。更重要的是，追根溯源，“散文”趋于成熟在前，“小说”走出混沌在后；论述后起的文类，必然涉及其对于已有文类的依赖与背叛。

一 关于“散文”

在中国，“散文”作为文类源远流长，而被正式命名，则是晚近的事情。这一名与实之间的缝隙，形成某种张力，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进行概念的清理与界定。今人眼中的散文，大略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与诗歌、小说、戏剧相对应；与韵文相对应；与骈文相对应。这里由近及远，依次剥离，借此理解“散文”的历史命运。

所谓与小说、诗歌、戏剧并驾齐驱的散文，乃是“五四”以后拥抱并改造西方“文学概论”的成果。“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开篇的，这里除了语言上的文白之争，还蕴涵着文类等级的变更，即“散文”由中心退居边缘。此前谈论文学，首先是文章，而后才是诗词；至于小说与戏曲，可有可无。此后则天翻地覆，小说、戏剧出尽风头，文章则相形见绌。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不只影响当代创作，也涉及文学史建构。文学进化神话的引进，以及文类等级的调整，使得“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著焕然一新。像胡适那样断言宋元以下古文已经死亡——既被白话所取代，也被小说戏曲所超越的人，或许不太多；但论及宋元以下文学，学者们大都以词、曲、小说而不是文章为关注的重心。这一点，比较林传甲、谢无量所撰文学史与二三十年代以后的同类著述，可以看得很清楚。

尽管经过鲁迅、周作人等人的努力，杂感、随笔、小品、美文等终于进入文学殿堂，不过，在一般读者乃至作者眼中，散文仍是矮人一截。就连以散文名家的朱自清，也在其散文集《背影》的序中称：“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分。”依照其时被普遍接纳的西方文学观念，“散文”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不如说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称“文学领域”尚属客气，对于此类体式、风格、功能千差万别的“文章”，能否“算作纯艺术品”，时人心里普遍存在疑问。考虑到散文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在建构文类学时，学者们略为变通，于是有了皆大欢喜的“四分天下”说。“散文”总算四分天下得其一，避免了被剔出文学殿堂的厄运；只是昔日“文坛霸主”，如今沦落为“叨陪末座”。千百年来中国的读书人立言载道、博取功名、祈求不朽的“文章”，经过这么一番功能限定及价值重估后，几乎已是脱胎换骨。

相对于诗歌或戏剧来，现代中国散文受传统的制约及恩惠更深更厚。虽然有过“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激进的口号，白话散文要获得成功，必须向古文学习，这种想法很快为大多数作家所默认。周作人的提倡晚明小品与鲁迅的表彰唐末杂文，取径自是不同，但在借古文改造白话散文这一点上，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有言：“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这话可移用来说明现代散文与古文的关系。

更何况，“古文”本就是“散文”。这里所说的“散文”，特指其与“骈文”相对立。最早在此意义上使用“散文”这一概念的，大概是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称：“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甲编卷二则引周必大语：“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这里提及“散文”，不只取其与“诗骚”相对，更强调其与骈文异途。不过，宋明两代文人，更愿意沿用韩、柳的术语，将此等长短错落、无韵律骈俪之拘束、不讲求辞藻与用典的文章，称为“古文”。直到清人重提骈散之争，“散文”作为与“骈文”相对应的概念，方才屡被提及，如“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捭阖，一与散文同”；“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等。

清代各家对六朝骈俪的评价天差地别，可以暂不涉及；文分骈散，且二者相对与相争，这点却基本没有异议。不只唐宋以下自觉与骈文相对抗的“古文”是“散文”，先秦两汉不曾着意讲求韵律与对偶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也是“散文”。但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秦汉之文乃骈散未明，故无意讲求；唐宋以下则是骈散已分，而刻意避免。骈散相依而又相克，晚清罗惇曧曾借此勾勒两千年中国文章的发展脉络：

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

对骈散之争的功过得失，留待以下各章具体评述。倒是借骈散兴衰追溯文章源流的尝试，给后来者以启示：为“散文”作史，无论如何不该绕开作为对话者与挑战者的“骈文”。

至于在与“韵文”相对的意义上谈论“散文”，则有点不今不古，缺乏明确的界定。“韵文”一般指的是押脚韵，而不是像骈文那样奇偶相生低昂互节、借抑扬顿挫来咏叹声情。如果将不押脚韵者定义为“散文”，那么古文中的铭赞辞赋必须排除；更重要的是，此文体将因包括小说、论著、地图解说以及数理化教科书等而变得漫无边际。以有韵、无韵为分类标准，约略等于古老的诗文之分，基本无视此后崛起的小说、戏曲等。但此说也有可取之处，即打破明清以下古文家为求精致而日趋小气的格局。不必有意为文，更不必以文人自居，述学文字照样可能充满风采与神韵。这一点，刚好对应了中国散文的一大特性：兼及文与学、骈与散、审美与实用。

理解中国散文史上一次次激动人心的论争，比如六朝的文笔之争、唐宋的古今之争、清人的骈散之争，以及近在眼前的文白之争，但拒绝站在一家一派的立场来取舍，更不愿意为了“正统”而摈弃许多同样充满魅力的“异端”——秦汉的诸子之文与史传之文固然令人神往，两汉辞赋与六朝骈俪同样无法割舍；韩柳欧曾提倡古文的业绩值得评说，作为读书人博取功名敲门砖的八股也必须面对：一句话，只要对中国散文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本书都希望有所涉及。

二 关于“小说”

“散文”作为文类的外延与内涵，需要借助历史的叙述，方才能逐渐明晰起来。但“散文”所包含的各文体，古来却有相当精彩的辨析。作为文体论开山作的《文章流别志论》，以及第一部按文体编纂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还有建立“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研究体例的《文心雕龙》，都出现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可想而知，“文章辨体”，在中国散文史上并非陌生的课题。诗文代变，“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就像近人黄侃所说的，切不可“为名实玄纽所惑”。可千百年来，致力于“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者，大有人在。借用明人徐师曾的话，便是：

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

经过一代代文论家不懈的努力，“文章”之“体”，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大致是明晰而且确定的。

谈论“小说”，可就没有这种方便了。相对于盛极一时的“文章辨体”，研究小说内部结构及体式者，未免显得过于薄弱。所谓“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明人这一夸大其词的表述，其实正透出其对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把握无能为力。明人中，对小说真有研究的兴趣与能力的，当属胡应麟。胡氏修正郑樵古今著述“足相紊乱”者有五的说法，强调“最易混淆者小说也”，确系甘苦之谈。《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关于小说的分类，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可也只局限于文言系统，《水浒传》等章回小说则无法纳入。

在古代中国，“小说”的概念相当含混。《庄子·外物》中已出现“小说”字眼，但并非文类概念。班固《汉书·艺文志》收录小说十五家，并加以界定：“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尽管学者们对这句话再三引申发挥，仍嫌界说不清。后人虽借助“虚—实”、“文—史”、“雅—俗”等作为尺度，努力将其与史书区分开来，可中国“小说”之概念含混这一先天性特点，并无根本改观。同为“小说”，古今之别，相去天渊；即便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也因接受的文学传统不同，对“小说”的理解与界定因而迥异。大致而言，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概念，大大超过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也就是说，在现代人看来，许多文言小说不能算“小说”；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概念，则小于现代文类学意义上的“小说”，比如，宋代说话四家，“小说”只居其一。

将中国古代小说分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大系统，不只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人眼中，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区别绝不仅仅是语言媒介的不同，还包括不同的文学起源（若前者主要取法史传与辞赋，后者则更多得益于俗讲和说书），不同的文学体制（前者接近于现代文类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后者则以长篇小说尤为出色），还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表现方式与审美理想。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相对独立平行发展，是中国小说史的一大特色。因而，这两者的互相对峙、互相影响及各自消长起伏的趋势，也就构成了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不管是文言小说还是白话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结构中，都处于边缘地位。相对于处在中心地位的诗文来，小说只是一种不大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即便已经摆脱“丛残小语”的原始形态，小说仍只能以“虽小道必有可观”来聊以自慰。在治国安邦者看来，小说因其注重世态人情、细节琐事、奇谈怪论，以及娱乐色彩浓厚，并非表达政教理想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说，小说不大适合于载道，因而“不登大雅之堂”。这一千百年来士大夫普遍存在的偏见，使得中国小说较为接近民间生活与民间欣赏趣味。小说地位卑下，这固然使得不少有才华的作家不愿涉足，妨碍了这一文类的演进（说书风格的长期滞留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反过来，因其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较少受“文以载道”观念的束缚，艺术创新的自由度更大。尽管明清文人大都鄙视小说，可在后世文学史家看来，明清两代小说艺术的发展，比正宗的诗文更值得骄傲。

中国古代没有留下篇幅巨大、叙事曲折的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叙事”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以至千古文人谈小说，没有不宗《史记》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诗的国度，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只要想挤入文学结构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鉴诗歌的抒情特征，否则很难得到读者的赏识。这两者决定了“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者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后者则落实在突出想象与虚构、叙事中夹杂言志与抒情，以及结构上大量引诗词入小说。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能同时接受这两者的影响，只不过因其不同的审美选择，在具体创作中各自有所侧重。

三 文类边界的建立与超越

文类的建立，主要目的不外三点：一是出于图书分类与总集编纂的需要，二是建立标准以便展开深入细致的批评，三是使得学文者能够尽快掌握基本技巧。照此说来，文类研究自是越精微越确定越好，可实际上并非如此，随着文类的愈辨愈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本来只是借以描述文学现象的一种基本假设；在实际操作中，论者为了渲染其合理性，往往将分类标准凝固化。开创者还有兴趣与能力穿越文类的边界，从事各种创新尝试；后来者则大都只能守成，因而更倾向于强调“边界”的神圣，并谴责各种“越境”的行为。

固守已经勘定的“边界”，有利于文类的承传与接纳，但很容易因此而窒息其不断更新的生机。比如，小说与散文之间的“边界”，便常因某些古文家纯洁血统保持稳定的冲动而变得格外敏感与脆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桐城文派拒绝小说渗透的努力。

桐城开山之祖方苞，为文讲义法，求雅驯，特别反感古文之“杂小说”。吴德旋著、吕璜述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为桐城辩护者，喜欢将古文之“忌小说”，局限在纯洁语言的范围内；其实，吴、吕说得很清楚，“所谓小说气，不专在字句”，更重要的是“用意太纤太刻”。讲求字句，防止纤刻，仍不足以尽桐城文派对小说渗透的警觉。还是谨守师法而又善于表述的末代桐城大家姚永朴，将其隐忧和盘托出。在界定“文学家”时，姚氏称其有别于性理家、考据家、政治家与小说家，明确将小说排除在文学之外。以下关于小说弊端的攻击，大概才是桐城诸家决意严守边界的真正原因：

情钟儿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邻于诞妄。又其甚者，以恩怨爱憎之故，而以忠为奸，以佞为圣，谀之则颂功德，诋之则发阴私，伤风败俗，为害甚大。且其辞纵新颖可喜，而终不免纤佻。

将语言之“纤佻”与否留在最后，这或许更合方苞力倡“义法”的原意。

桐城之排斥小说，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也与其文类等级观念有关。这种“洁癖”首先碰到的挑战，反而是其奉为旗帜的韩文公。韩愈为文不大守规矩，颇有穿越边界游戏笔墨之作；曾国藩就曾对其《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已失古意”略表不满。于本应庄严古雅的墓志中，插入妙趣横生的骗娶侯女逸事，正是引小说笔法入古文。韩柳之提倡古文，不排斥甚至有意借鉴传奇手法，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后世古文家既不敢否定韩柳，又不赞赏穿越文类的边界，于是将罪过推给学步者，就像清初汪琬所说的：

前代之文，有近于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如《河间》、《李赤》二传、《谪龙说》之属皆然。然子厚文气高洁，故犹未觉其流宕也。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

以小说为古文，文气可能不够“高洁”，可也别有好处，比如说叙事曲折、刻画生动等。与汪琬同称清初三家的魏禧、侯方域，其所撰《大铁传》、《马伶传》、《李姬传》等，正以颇有“小说家伎俩”而获得成功。认真追究起来，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也未见得能完全撇清与小说的关系。

“小说”与“散文”，作为文学的两大门类，当然有其独立性。在两千多年的文学进程中，二者地位高低不同，风格雅俗有别。另外，还由此引发功能（载道与娱乐）、读者（士人与民众）、文风（简洁与夸饰）、传播媒介（书面与口头）等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两大文类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今天，似乎是天经地义。反而是谈论“小说”与“散文”之“合”——准确地说，应是二者某种程度的互补与互动——需要特别加以论证。

文章之体，“总其大要，不外纪事、议论两端”；至于议论与纪事何者更重要，依立说者的个人兴趣及所长，尽可上下其手。比如，清人章学诚深于史学，故认定“文章以叙事为最难”。叙事之所以高于议论，在章学诚看来，就因为“史迁之法”、“左氏之文”的神奇变化，使今古文人得以畅意达情，也使文章之能事始尽。撇开纪事、议论孰高孰低之争，章氏对“叙事之文其变无穷”的描述，倒是值得再三品味，因其涉及小说与散文的共同特征：

盖其为法，则有以顺叙者，以逆叙者；以类叙者，以次叙者；以牵连而叙者，断续叙者，错综叙者；假议论而叙者，夹议论而叙者；先叙后断，先断后叙，且叙且断，以叙作断；预提于前，补缀于后；两事合一，一事两分；对叙插叙，明叙暗叙；颠倒叙，回环叙：离合变化，奇正相生。如孙、吴用兵，扁、仓用药，神妙不测，几于化工。

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此文题为《论课蒙学文法》，并非高深的文论，主要是介绍其时学界的“常识”。实际上，宋元以下，强调叙事起源于史官，以及讨论叙事时间与叙事结构的，大有人在，章氏只是略加排比渲染而已。

这里讨论的“其变无穷”的叙事方法，主要指向古文，可也同样适应于小说。《左传》与《史记》作为叙事之文的“不祧之祖”，对后世散文以及小说影响之深，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金圣叹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似乎着意区分小说与史著；可具体评点小说时，金氏使用的仍是根源于《史记》的古文笔法。借助于“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古文家与小说家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至于金圣叹所强调的“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的区别，确实是注重实录的史著与偏于虚构的小说之间最大的鸿沟（散文居于中间位置）。不过，史著不可能真的全凭“实录”。早就有人怀疑《左传》、《史记》中若干不可能有见证人的密室之语、死前独白乃是出于作者的虚拟与想象，钱锺书更是将其作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如此说来，明清小说评点者之动辄许以“史迁笔法”，虽有攀附正史、自我尊贵的嫌疑，倒也未可厚非。因正史与稗史之“意匠经营”，确有“同贯共规”之处。

正是这种同样的师法“史迁之法”与“左氏之文”，决定了散文与小说这两大文类具有某种潜在的血缘关系。同样是叙事，一篇墓志铭与一部章回小说，从作品规模到叙述语调，都不可同日而语。但追根溯源，二者又并非了无干系。尽管文言系统的小说与古文的关系更为密切，章回小说也并非与文章完全绝缘。纵观两千年中国文学进程，散文与小说互为他者，其互补与互动的关系，值得认真探究。这里指的不是同一作家兼擅小说与散文，或者同一作品跨越两大文类；也不是插叙、倒叙笔法在散文与小说的不同命运，或者旅行记对于散文与小说的共同启迪——这些虽然奇妙，却都并非不可思议。作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文类，散文与小说在各自发展的紧要关头，都曾从对方获得变革的动力与方向感，这点或许更值得评说。

自陈寅恪著文讨论唐代小说与古文运动兴起的关系，研究唐传奇以及探讨古文运动者，一般都会在著述中提及二者的互动。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传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古文运动的展开，除了韩柳的游戏之作以及沈亚之、牛僧孺的一身而两任，更值得注意的是，传奇的细节描写、人物刻画以及场面渲染，对于古文之摆脱骈俪、追求个性化大有启发。反过来，传奇之得以形成，最直接的渊源无疑是史传；由此不难想象其与古文的内在联系。更难得的是，唐人似乎不以传奇为小道，也没那么多雅俗高低的计较，再加上其时文类边界尚未壁垒森严，比较容易自由驰骋。

宋人对跨越文类边界的尝试，不像唐人那么热切而大胆。人们常常引证尹师鲁之嘲笑《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乃是“《传奇》体尔”。此说很容易导致宋人固守文类边界的错觉。其实，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的开篇，以及苏轼《方山子传》的结构，都明显借鉴了小说笔法，而且还颇受赞赏。宋人对小说与古文关系的微妙态度，集中体现在其最为擅长的“笔记”上。“笔记”的文体界限相当模糊，可能是“文章”，也可能是“小说”，而且往往一书之中二者杂陈。魏晋以下，笔记之作代不乏人，而且各呈异彩。宋人笔记多公余纂录、林下闲谈，以学养丰厚、天性自然取胜。宋文的朴实中见风采，平易中显才情，与宋人普遍欣赏并撰写笔记不无关系。

明清之际，小说与散文的关系，同样有值得关注者。小品文的风行，自有其独特的文化资源，比如此前已经成熟的题跋、尺牍、笑话等；可回应其时如日中天的章回小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侧面。小品文作家中，像李贽、金圣叹那样热情洋溢地评点小说的并不多见，可反对拟古、不避时俗、提倡性灵，以及强调娱乐而搁置载道等，其创作心态与小说家大同小异。至于章回小说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说书传统，日渐书面化与文人化，其中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借鉴古文笔法。同样以古文笔法评小说，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的回评，比金圣叹说《水浒》或毛宗岗说《三国》更为贴切，原因就在于前书确实更像一篇“大文章”，故其说主脑讲经络辨声调识笔力等，也就显得更加“直探文心”。

晚清至“五四”的文学革命，改变了中国小说与散文的整体面貌。在这场文学变革中，西方文学的启迪固然至关重要，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同样不容漠视。而这两者往往纠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比如，小说与散文的对话，乃是这两大文类变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这里有传统中国以不文为文、以不诗为诗的革故鼎新之道，也有中外小说（散文）叙事模式不同造成的刺激与启迪。比起唐宋明清文人跨越文类的尝试，“五四”作家显得更加无所顾忌，而且，这一回的“小说散文化”与“散文小说化”，往往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对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或者中国散文之走向“白话”与“美文”，跨越文类边界，始终是一种有益而且有效的尝试。

四 本书的叙述策略

最后，关于本书的叙述策略，有必要稍作交代。

虽然我对穿越文类边界的尝试相当赞赏，但作为历史叙述，散文与小说毕竟不宜混为一谈。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分别描述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而对二者的叙述，采取的策略不尽一致。前者按照时间顺序，后者则照顾类型的演进。这里有个基本的设想，即文章体例的变化，远不及小说类型的演进急剧。而且，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正如鲁迅所说的，“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即“反复”与“孱杂”。为了使得这种变迁的轨迹及其复杂性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这里尝试突破线性时间的限制，不完全依年代先后叙述。

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种叙述策略，最大的陷阱是穿凿附会。需要一个过渡形态，使得穿越边界的行为，不至于显得过分鲁莽。在这方面，作为中介的“笔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看来，正是借助这座桥梁，超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笔记”之庞杂，使得其几乎无所不包。若作为独立的文类考察，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任何文类都可自由出入，这一开放的空间促成文学类型的杂交以及变异。对于散文与小说来说，借助笔记进行对话，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介入、都与之渊源甚深的“中间地带”。

从晚清开始的文学革命，使得20世纪中国的散文与小说，与唐宋明清同类作品差异甚大，以至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分而治之”。本书不采取这一策略，而是力图贯通古今。这里涉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理解，即强调在“从古典到现代”的文学变革中，传统依旧以某种形式发挥着积极作用。不管是借“活着的传统”沟通古今，还是以“传统的转化”体现发展，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的历史叙述，都不应该终止于晚清。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本书描述的重心，之所以有所涉及，主要是体现笔者的这种学术追求。

本书对作家生平基本不涉及，对作品的分析也不够精细，除了篇幅的限制，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为了突出文类演进的趋势。选择这一著述体例，必然对大量史实有所取舍。限于著者的史识与学力，取舍不免有所偏差。至于因此而相对淡化个人的天才创造，无法凸现大作家的整体风貌，则是选择这一体例所必然留下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