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组织传播学的定义

组织传播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组织及其发展的理论。通过对传播主体、传播行为、传播过程、传播手段和传播效果的考察，我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认识组织关系、实践、话语和制度，重新把握组织整体系统结构及其相互依赖性，重新认识组织冲突、权力结构和管理模式等。这些要素的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特定的传播机制。然而，对于组织传播定义的认识却众说纷纭。因此有学者干脆认为，“试图为组织传播下一个别出心裁的定义往往是徒劳的”。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组织传播有一个核心元素。这一核心元素也可以被理解为定义。然而，这个核心元素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扩展的。如何把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每个研究者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研究者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核心元素的理解，界定自己心目中的组织传播。

一、既往的定义

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传播学者，他将组织传播定义为“发生在组织内、组织间，以及组织与其环境间的传播”。他认为：“研究组织传播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组织传播之发生是在高度的结构网络之内。……传播是组织的原动力，传播提供组织的一切活动。……也是组织与其环境交换讯息的重要工具。”基于“传播—组织”这一理论模式，他深入探讨了传播与组织的基本知识，研究了组织传播的中心内容。

埃里克·M．艾森伯格(Eric M.Eisenberg）与小H.L．古多尔[Harold Lloyd (Bud）Goodall, Jr.]提出了组织传播“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理论模式。他们认为，组织传播“是一个不断调节个人创意与体制约束之间的矛盾的过程”。他们的观点，与社会理论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紧密相连。社会学理论的宏观视角认为，社会和社会机构塑造、控制、命令和约束个人，微观视角认为个人创造了社会和社会体系。这种二分法对组织传播有明显的启示，强调的重点是雇员如何以传播创造组织，或者是通过对传播的约束来塑造组织。

凯瑟琳·I．米勒(Katherine I.Miller）是美国组织传播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米勒认为，研究组织传播，“必须注意到传播过程在促进组织及个人目标的协调活动上有何贡献。这样的研究同时也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结构与权力对传播的影响之上，及其如何在组织界限的内、外产生影响，并且突显出象征性所显示出的多重意涵，以及历史与各种组织因素对传播过程的影响”。米勒是以“学派与过程”的视角来研究组织传播的。她认为，尽管传统的和新兴的六大理论学派关于组织社会化进程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每一学派都忽略了进入组织时的某些方面，但作为透视组织传播的多棱镜，每个学派都提供了关于组织传播过程的具有潜在启发性的观点。因此，必须将各种学派的优点及其局限性都列入考察范围。她关心的重点还在于不同学派是如何理解特定的组织传播过程的。米勒希望她的著作所考察的过程在反映学者和从业者当前的关注方面是最新的，因此尽可能全面地描述有关问题的理论与研究，并希望读者了解每一传播过程都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观察。

二、对定义的讨论

面对美国组织传播研究提出的不同定义和理论模式，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可以商榷的？亚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认为：“老实说，应当驳回这个问题。都正确，部分地。每个定义和模式都掌握了一点真理。没有一个更接近绝对真理，因为没有绝对真理。问哪个模式更正确，乃是不了解这些模式特有的功能。它们是为了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而设计出来的。这些模式只可能说是有用或无用，能起促进作用或无意义，能结出成果或不会结果，但不可能说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因此，对于组织传播研究定义和模式的多样性，我们用不着预先判断它们的优劣。每一种观点都可以为我们了解组织传播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我们讨论的目的是要发展一个广泛的、内容充实的组织传播理论体系。这就需要寻找同一论题和一致意见的共同基础。幸运的是，美国的格林堡和费西奥尼曾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他们的结论，他们列出了组织传播研究的八大类主题及内容。如果说格林堡和费西奥尼的观点属于早期标准的话，2002年台湾的秦琍琍博士则在深入研究组织传播较深层次的主要议题后，列出了一份学界基本赞同的组织传播研究项目大纲，内容包括：组织与环境的沟通(包括环境生态学与组织生命周期，公共关系与议题管理）、组织文化与沟通(包括符号象征主义、阐释学派与跨文化研究）、信息论与沟通(包括信息交换流通与决策过程）、新传播科技与沟通(包括媒体使用）、组织结构与沟通(包括网络、组织社会化与组织越界沟通者）以及政治权力与沟通(包括冲突与谈判，后现代与批判）等。以此来衡量美国组织传播教材的研究议题(见表1-2），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组织传播研究似乎有效地包括了上述所有领域。

表1-2 美国组织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

组织传播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所容纳的成熟理论的数量，决定了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取得进步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学者的几种定义和理论模式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1．美国组织传播理论研究基本成熟。虽然各个学者提供的关于组织传播的定义模式各不相同，但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接近，显示出一个共同的研究核心。也就是说，研究者侧重的视角不同，对组织传播理解的水平具有各自的内在转移局限性，但对核心内容的恰当把握则是共同的。

2．核心内容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扩展。要想把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就需要研究者去发现新事物，使研究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上又能够体现出个人的风格。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学者的定义模式充分表现出研究方法的个性化和理论丰富性倾向。罗杰斯的定义属于早期的研究成果，但他已经提出了组织传播研究的一些根本问题，并对传播与组织的基本概念以及涉及的传播过程作了阐述。艾森伯格和古多尔在定义中关注微观的组织传播平衡策略在组织创造性与约束过程中的有效实现。米勒的着眼点在于宏大的组织传播理论体系对具体的传播过程的影响。他们的定义模式呈现了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这些独特视角形成了组织传播研究理论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对丰富组织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非常重要。组织传播的定义和理论模式愈多，组织传播的从业者看待事物的方式就愈多，就愈便于在实际行为中作出更多的选择。提供多元化的可供选择的理论，也就同时意味着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及察看方式。这样做，我们就为把理论洞见付诸实际行动开辟了道路。

3．任何定义及其理论模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一种定义既可以是透镜也可以是罩眼物。在完善的条件下，一种定义模式不会妨碍我们看见重要的新的事实和条件。但研究者对自己的定义模式往往容易自以为是，产生一种刻板印象，从而妨碍自身去注意，甚至拒绝承认一些重要的新的事实和观念。这样一来，即使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是科学的，也不利于他从新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比如，创新扩散研究专家罗杰斯，在“传播—组织”理论模式的框架之下提出了他长期倾注心血的组织创新的命题，但就创新而论创新则与“传播—组织”这个总体的知识图式发生偏离。艾森伯格和古多尔的研究虽然在书名上就标明了“平衡创造性与约束”模式，然而却忽略了制约和影响“平衡创造性与约束”的根本因素——组织的“结构”，因为离开组织结构的“平衡创造性与约束”是不可能实现的。米勒的“学派—过程”模式深深地植根于各学派的理论系统之中，但其思考的方式是静态的、单向度的，因此最终也是理想化的。

三、定义组织传播

格林菲斯(D.E.Griffiths）在《管理理论》中指出，新的组织研究观念要求人们不单纯地局限在某一模式中，而应该将多种模式结合起来。他把这一发现称为“模式多元化”。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综合组织传播经典理论研究思想的基础上，本书认为，组织传播是指组织通过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总和。或者说，就是通过组织特定的结构及结构化能力，在与组织雇员、外部价值链以及社会环境的象征性传播互动中，协调内外关系，营造组织氛围，凝聚组织力量，展示组织影响，实现组织有效发展的过程。这个定义强调了“结构”与“关系”这两个基本假设，通过它们之间的象征性互动展现组织传播的动态过程。

尽管大多数组织传播学者忽视对组织结构的研究，但还是有一些人探讨了组织结构对于传播的作用。霍尔(Hall）认为：“一个组织结构的确立标志着传播将循着特定的路径进行。”米勒在她的《组织传播》第一版中说，“组织成员协调活动，深深遵循一定的模式，而这些通过特定活动所形成的互动模式可以被理解成组织的结构”。她承认，“组织结构在相对关系上所呈现出的多元性，对我们的传播行为有极大的影响”。但是她的《组织传播》第二版，却没有继续研究组织结构与传播的关系问题。正如罗杰斯所说：“组织传播不同于其他形态的人类传播，因其发生在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里。过去组织学者把主要焦点放在结构上甚于传播行为，然而传播学者通常都忽视了组织结构的传播。”

关系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假设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差序格局中的人伦关系。组织与传播的对象往往是组织中的“人”而不是“组织”。组织是为人而存在的，而人的存在却并非仅仅为了满足组织的需求。因此，组织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个人动机和渴望，组织中有多少雇员就存在着多少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管人重于管理组织，所以，管理者眼中的组织是一个个的人。由于组织中的人都是个别的、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组织传播就演变成了涉及特殊人物、特殊情景和以特殊方式处理问题的人际关系传播。因此，不了解中国组织中的各种关系传播的规律，就无法掌握中国组织传播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