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说明

在知识这个要素中对话语配置及其实效范畴系统所进行的分析涉及的就是话语事件的某些决定作用。这里的问题不可能是建构一种一元化学科，取代其他所有话语描述，并使它们en bloc[全部]失效。毋宁说，关键在于让完全不同的、但总是熟悉的、长期以来已经被运用着的那种分析类型发挥作用；确定那些话语描述运作及其效能的层面；限定话语描述的适用点，并避免它们所引发的那些幻想。使作为特殊维度的知识维度得以成立，并不意味着拒绝对科学做各种分析，而是意味着尽可能广阔地展开使这些分析能居于其中的空间。首先，就是要让起着对称而颠倒的还原作用的两种推断模式——认识论推断和发生学推断——获得解脱。

认识论推断不能混同于对决定着某科学话语之特征的形式结构所进行的（总是合法的和可能的）分析。但这的确意味着，这些结构足以为某科学决定其出现和展开的历史法则。发生学推断不能混同于对语境——无论是话语语境、技术语境、经济语境，还是制度语境——所进行的（总是合法的和可能的）描述。但这的确意味着，某科学的内在组织方式及其形式规范可以依据其外在条件得到描述。在一种情况下，科学被赋予解释自身历史实在性的责任；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必须用历史决定因素来对某种科学性进行说明。但这么做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某科学在其中出现并展开的地方，既非以目的论因果顺序而被分配开来的这种科学本身，也非一整套无声的实践或外在的决定因素，而是有着一整套关系横穿于其中的知识的领域。那种错误理解，实际上，可以通过被授予两种类型的科学的特权而得到澄清——这两类科学被当作普遍模型，尽管它们只是两种极限情况。事实上，有这么一类科学，它们的历史发展的每个插曲，都被再次吸纳入它们的演绎体系内部；它们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被描述为横向扩展的运动，进而可以被描述为在更高层面上的重复和归纳，从而每个阶段都表现为某个特殊区域、某种特定程度的形式化；顺序不复存在，从而凸显了不可能形成前后顺序的那些亲和点；日期也被抹除，为的是揭示不考虑任何时间表的那些共时现象。显然，这就是数学当中发生的情况，数学当中，被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尼尔斯・亨利克・阿贝尔、艾瓦里斯特・伽罗华所概括的那个领域里的特殊区域却是由笛卡儿代数所限定的；在数学当中，希腊的穷举法似乎又可以和定积分的算法相类比。另一方面，还有这么一些科学，它们在时间之中通过对自身历史的解释或批判性重复而保卫了它们的统一性——如果说，从古斯塔夫・费希纳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并且是唯一一种心理学；如果说，自奥古斯特・孔德，甚或爱弥儿・涂尔干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唯一一种社会学，这个说法绝不是说可以把一种独一无二的认识论结构（要它多坚固它就有多坚固）分配给如此之多而形态各异的话语，这么说的意思是，社会学或精神病学在每个阶段都以确证和证伪的批判模式把它们的话语放置在它们自身横穿于其中的历史领域之中。总是在跨越了认识论描述的界限的时候，才会有数学的历史；而总是在发生学描述的边缘，才能有心理学或社会学之类“科学”的认识论。

因此，不能用建构特权例证的方式来分析所有其他科学领地，这两种极端情况的确有着导致错误的危险：它们将无法揭示认识论结构层面和知识的决定因素层面——既无法揭示这两个层面的特殊性，也无法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情况是，所有科学（即使是像数学一样高度形式化的科学）都以历史实在性空间为前提，而这种历史实在性并不与它的各种具体形式之间的互动表现相一致，而且，所有科学（即使是像心理学一样极具经验性，且离构成科学所必备的规范尚远的科学）又都存在于一种知识的领域之中，这个领域不仅决定了这些科学的所有插曲的顺序，而且也决定了它们以某种可被描述的系统为依据的配置法则。另一方面，有一些理应成为模型的“中间型”科学——比如生物学、生理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语文学；因为，在它们那里，不可能将知识的诉求与科学的形式熔合为一种虚假统一体，或者说不可能取消知识的契机。

据此，不仅可能确定对科学话语进行一定数量的合法描述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限定它们的界限。这些描述所指向的并非是作为某种配置情况的知识，而是这些描述本身所造成的对象、展现形式、概念，最后还有见解；这些描述仅在它们不自认为发现了某事物的存在条件乃是一种科学话语的条件下才是合法的。这样一来，对浮现于某科学和半科学之中的一系列主张和理论选择进行描述也完全是可能的：我们将能够为一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领地确定其中的选择原则是什么，确定这些原则以何种方式（以何种修辞学和辩证法）得到展现、隐藏和辩护，确定该论争的领域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并得到制度化，确定也许使众多个体都具有同类特征的那些动机是什么；总之，这里为一种光荣经（doxology）——对见解的实际情况所作的（社会学的或语言学的、静态的或阐释性的）描述——留出了余地。但只要你把这类描述确定为科学存在条件的分析，这里也会出现光荣经幻觉。这种幻觉有两个方面。它承认，见解的现实性——而非概念游戏受策略可能性支配的被决定性——与个体之间旨趣或心理习惯的差异有关；见解可能是特定科学领地中非科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社会的，或宗教的）东西的涌入。但是另一方面，它认为，见解构成了中心性的核心、支点，从它出发，科学陈述的整个集合被展布开来；见解将表明基础性（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政治的）选择的作用，而这些基础性选择之下的形形色色的生物学概念、经济学概念，或语言学概念，仅仅只是基础性选择的实证的、表面的展现，只是转化为确定词汇的一种转写，只是对自身视而不见的面具。光荣经幻觉是取消作为诸理论见解之配置法则和场所的知识模式领域的一种方式。

同样，完全可能合法地对既有的某种科学中的某些概念或其概念集合进行描述，而这些概念集合就是指：被为它们而设定的定义，它们所形成的用法，在其中作出使它们有效的努力的领域，它们所服从的改造，它们借以得到归纳或从一个领地调动到另一个领地的领域。同样，对如下方面进行描述也是可能的：与某科学相联系的由该科学组织并进而成为有效的命题之形式，该科学所依赖的参照系之类型，该科学为了将诸陈述相互联结或使诸陈述等价而采用的那些规则，该科学为了支配这些陈述的改造及其替代而订立的那些法则所进行的描述。总之，我们总是可以确定一种科学话语的语义和句法。但是，我们必须避免可以称之为形式主义幻觉的那种幻象。也就是说，必须要避免这样一种想象，即起建构作用的这些法则同时并且有完全相同的资格成为对实存的建构；那些有效的概念和命题无非是给一种未被适应的经验赋予形式，或是对已经固定的概念和命题进行再加工的结果。我们必须避免认为，科学是在概念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在命题的建构和串联的某种方式出现的情况下一下子变为现实的；在描述话语领域中某科学的出现的过程中，只需关注语言层面就可以把握这种科学的典型特征。形式主义幻觉取消了作为概念和命题之配置法则和场所的知识（理论网络和展现性分配）。

最后，通过局部分析，而对科学本身所面向的那些对象所构成的领地加以确定，也是可能的和合法的。而且既在科学（借助抽象的编码、通过操作规则、通过呈现和可能的再现系统）所建构的理想范围之中，又在这些对象所关涉的事物构成的世界之中对一种科学加以分析也是可能和合法的。因为，即使生物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实际上的确是由这两种科学所特有的特殊理想结构所决定的，即使这些对象不纯粹只是人类个体所分有的生命，或他们所创造的工业化，毕竟这些对象不管怎样还是关涉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或特定阶段的。但是，如果相信有一些由事物构成的区域和领地，它们自发地向理想化工作和科学语言的运作呈现自身；如果相信历史、技术、发现、制度和人类工具努力建构这些事物或使这些事物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顺序就是这些事物的展现顺序；如果相信一切科学建构，都只是有关在自然经验（因而也是普遍的有效经验）或在文化经验（因而也是相对的和历史的经验）中被给定之物的某种阅读方式、解码方式、抽象方式、解析方式、重构方式，那就错了（就陷入到了一种经验幻觉之中）。还有一种幻觉制造着这样一种想象，即科学是由大量具体的过去经验所奠定的；几何学建构了一个可理解的空间；生物学为生命的内在经验赋予了形式；或者，政治经济学将工业化过程在理论话语层面进行了转译；还有，所指本身就构成了科学对象的法则。而且，同属幻觉的是想象性地认为，科学是由一种断裂和决断的行动所构成的，科学通过由其自我主张所奠基的理性之强力（稳健的或好战的强力）摆脱了想象性质的领域及其一切喃喃呓语——也就是说科学仅仅通过自身统一性便创造了它自己的对象。如果说对生命的分析和对身体、痛苦、疾病与死亡的了解之间既存在关系，也存在断裂；如果说政治经济学和生产的某种特殊形式之间既存在着各种联系，也有这样和那样的差异；如果普遍地说，科学既关涉着经验，又抽身于经验之外，那么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单义的决定，也不存在什么支配一切的、连贯的、明确的断裂。实际上，这些关涉和分离的关系，是每种科学话语所特有的，并且也是，在历史中变化着的科学话语形式所特有的。因此之故，这些关系本身也是由知识的特殊诉求所决定的。后者决定了科学对象的配置法则，并且通过同一种行动具体指定了科学与经验之间的联合或对抗。它们的极端亲和性以及它们之间可桥接的距离从来不是在一开始就给定的；它在指涉的形态学之中发现它的原则；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所指和对象之间的相互配置关系——它们的对峙、对立以及它们的相互交往系统。在科学与经验之间存在着知识，而这知识又不再是居于二者之间——要使它们既得到调停又相互分离是如此困难——的不可见的中介，或隐秘而含蓄的中间人。实际上，知识决定着科学与经验在其中得以分离并以对方为参照地得到定位的空间。

知识考古学将之置于界外的因而不是科学话语所可能引发的形形色色的描述的可能性；毋宁说是“认识”这个普遍主题。认识是科学与经验的串联，是它们的可分离的相互关联，是它们的无限可逆性。在形式使一切内容成为可能的范围内而言，形式的作用先行于一切内容。但又是基源性内容领域沉默地划定了那些形式，尽管只有通过这些形式，那些内容才能成为可读的。认识就是形式的东西在连续性秩序中所得到的确立，就是心理发生和历史发生的确立；认识也是经验的东西借助形式而实现的秩序化——该形式的目的论被强加于经验的东西之上。认识把负责解释科学的有效存在的权柄交给经验；认识同时又把负责解释它所遵从的形式和系统的历史性出现的权柄交给科学性。而认识主题恰恰就是对知识的否定。

还有其他几个主题和这个主要主题相关。构成活动主题就是其中之一，它将——借助先行于一切可见运作、先行于一切具体操作、先行于一切给定内容的一系列奠基性操作——担保由形式要件系统所限定的科学和被当作一切可能经验范围而确定的世界的统一性。另一个是，主体主题，它将——通过它的反射性统一性——担保被赋予同一性之物的前后相继的多样性综合体，其中的这个被赋予了同一性之物在时间过程之中通过这种同一性而展现自身。最后，但最重要的是，历史超验主题，这个主题贯穿于整个19世纪，而且在如下这两个问题的无休止重复中至今仍未耗竭。一个问题是：历史会是什么，它的运转必须以之为轴心的那个绝对远古的规划是什么，它向前发展的第一步开始（或者说从使它的第一步成为可能的开端开始）就建构着它，并将它导向一个终结的奠基性目的是什么——这个终结尚未到来，惟其如此，真理才可能看到光明，或者说，正因为这样，真理才能在总是变得遥远的光明之中辨认出它的起源已经遮蔽了的东西的复归？另一种问题紧接着出现了：要使历史只有在覆盖这真理、遮蔽它、将它投入遗忘——正是靠着这种遗忘的重复，靠着对它的回忆、因而也是靠着它永不完满的记忆，历史才能够被标记——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展开，这个真理，或者说这个比基源性开端更多的东西必将是什么？只要您愿意，您可以尽可能激进地提出这两类问题。但这些问题仍然——尽管它们作出了努力想要决裂——与主体的分析论和认识的问题性联系在一起。

与所有这些主题截然相反，应该这么说，知识，作为科学出现于其中的历史实在的领域，无涉于任何构成活动，无关于指向一个起源或历史超验目的论的任何指涉，丝毫不依赖于奠基性的主体性。在不连续的话语事件借以可望得到整合的前述所有那些综合形式当中，稍后列举出来的那些形式一个多世纪来表现得最为顽固和强烈；它们激活了历史连续性的主题——这种历史连续性在感知上被联结成一体，并被无限地投入到复现和总体化的任务之中。历史必须是连续性的，为的是保证主体的主权；而相应的是，一种连续的主体性和一种超验的目的论则必须贯穿于历史之中，惟其如此，后者才能在其统一体之中被思考。于是，知识的匿名的非连续性便从话语中被排除了，并被驱逐到了无法被思考的领域。

（赵文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