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诠释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省思：以老子为例

导论

1．哲学的“方法”的问题：哲学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提出

一般而言，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具有文献学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哲学的研究等由浅到深的三个层次。在西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可以溯源到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等哲学家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的讨论。此中，狄尔泰将“诠释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发展出相关的知识论的哲学性探讨。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诠释学对于哲学的传统文本的研究，包含了文献学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哲学研究等层面。除了溯源到此一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问题意识的产生，观其在后世的发展，在20世纪，继续发展成为“此有的诠释学”和“哲学诠释学”。在此，诠释学不只是一种知识论、方法论，而是诠释学本身就是整个哲学问题的解答，哲学诠释学对方法论的新解，不只是对方法的革新，而是对于真理存在的根本方式的革命。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阐明“此有的诠释学”，重新检讨西方哲学的存有论基础，批评西方传统哲学遗忘了存有学差异，重新检讨哲学研究的基础。此后，在迦达默尔（H.Gadamer）《真理与方法》一书的进一步发挥之中，遵循乃师海德格尔所奠定的基本方向，诠释学在迦达默尔这里被确定为“哲学诠释学”。“哲学诠释学”致力于阐明使各种理解成为并非最终由进行诠释的主体支配的事件的现象之后的基本条件。所以，就“哲学诠释学”是奠定于关怀本体的基本方向之中而言，“哲学诠释学”是“本体诠释学”。海德格尔在一生的哲学生涯之中，运用他的“此有的诠释学”，对于传统文本进行了大量的诠释，这些诠释不仅包含了文献学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哲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更是具有“哲学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的意义，通过这些诠释，他阐明了存有思想的历史。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并不存在上述西方19世纪的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问题处境。因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并没有出现过西方19世纪人文科学的诠释学那样对抗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全盘反省，不曾自觉到有需要去论证自己的知识论基础。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本来就具有文献学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哲学的研究的对应项，例如小学、训诂考证相当于文献学的研究。义理之学、子学相当于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的研究，这些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都有长远的传统。在这样的传统的外部，并未出现强大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敌对力量。所以，“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成为一个争论问题，主要并不是为了对抗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虽然，在20世纪初年的中西文化论争以及台湾哲学界六十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讨论，也具有类似的讨论性质，但是这只是思想史之中的影响范围颇为有限的局部问题而已。

2．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与本体诠释学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和一般的人文科学一样，都具有文献学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哲学的研究的向度，这些向度是长久以来就存在于中国哲学的传统之中的，并未成为争论的问题。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主要是西方哲学的传译进入中国之后，在中西哲学理论与范畴的对比之中，所引生的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的理论与范畴，如何运用于中国哲学身上的问题。例如中国哲学本来就有天导论、心性论、气论等等，但是适不适合用西方哲学的Metaphysics（形上学）的种种理论与范畴来加以解说？如果没有考虑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本质上的不同之处，硬是要运用西方的传统哲学的理论与范畴来解说中国哲学，就会变成一种生硬的套用。其结果是让中国哲学的现代解释，在外表上类似于西方哲学，徒然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变成一种西方哲学的类比物而已，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甚至只是可怜的应声虫。这不是在当代文化之中发展中国哲学的正确方法，因为这样并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核心，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也不能透过中西对比而突破自身，从而以不适当的方式研究世界的哲学。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沟通当然有其必要，但是必须先深入体会双方的本性和内容，才能进一步进行互相理解和对话。这是“哲学诠释学”所说的“视域交融”的过程。此中，必须肯定双方共通的本体基础，肯认对方的本体体验的基本价值与表现上的特殊性，有“本”有“体”，肯定双方共通的本体基础是“本”（本源）。肯认对方的本体体验的基本价值与表现上的特殊性，是肯定双方各有其“体”，各有诠释理解的“体系”。如成中英、贝克（H.Beck）和笔者本人所阐明的“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k）之所说。

如此，“体”能回归到“本”。“本”可以提升“体”，这样才有真正的“跨界沟通”之可能。这样才能进行真正的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沟通。因此，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跨文化沟通必须是一种“本体诠释学”的研究。如此也可以避免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一种西方哲学的类比物，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甚至只是可怜的应声虫。也避免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只停留于一种“异国情调”的肤浅爱慕。

我所阐释的儒家哲学的本体诠释学的其他重要相关研究有下列几个方向：

（1）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

（2）当代新儒家哲学（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本体进路之诠释

（3）海德格尔与迦达默尔的诠释学

（4）亨利希·贝克（Heinrich Beck,1929—）的本体诠释学与东西哲学中的三的辩证的比较研究

（5）吴汝钧的唯识现象学与纯粹力动说

（6）日本京都学派的相关研究

此中，成中英教授近年来阐扬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k）不遗余力，主要的思想来源是易经哲学，或说是“易之道”。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可以溯源于中国的道文化。成中英以本体诠释学为着眼推动欧陆诠释学传统、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的研究与交流，符应于近年来西方哲学学界当中的整合分析与诠释的两个学术传统的当前脉动。成中英也从方法和本体的角度，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做出了不可或缺的准备。

又，亨利希·贝克（Heinrich Beck,1929—）教授为德国班贝格（Bamberg）大学哲学系教授，1997年退休并任荣誉讲座教授，著作等身，专长在形上学与文化哲学。贝克自1986年以来，与Erwin Schadel教授主持“世界文化会通之下的世界和平”（Kreativer Friede durch Begegnung der Weltkulturen）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出版“三的辩证与存有力动丛书”（Schriften zur Triadik und Ontodynamik），至1999年5月已出版专书15册。贝克阐明“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k），探讨存有的力动与三的辩证（Triadik），他认为各个文化的哲学传统都具有共通的存有的力动与三的辩证（Triadik），并由此从事比较哲学与跨文化沟通。贝克及其周边的学者对于道家哲学感到特别的兴趣。

“本体诠释学”一词的提出的哲学背景：海德格尔已经提出“解构”的概念，从事于拆解西方的表象形上学与其存有神学构成，以回返于存有自身，重新开显存有的真理性。海德格尔深深为道家的玄密之道所吸引，认为老子与庄子的哲学是他的存有思想在东亚的同调。但是，就先验多玛斯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对于海德格尔的批评而言，例如重新阐释先验方法的慕克（O.Muck），他们认为海德格尔忽略了存有力动中的概念的辩证的课题，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后前存有思想带有太过于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与过于强调否定性思维。德国班贝格大学的著名哲学家贝克继承此一对于海德格尔的存有思想的反省，转而回到多玛斯的存有哲学与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提出所谓的本体诠释学的立场，探讨存有的力动与三的辩证，以之作为“跨文化哲学”（Interkulturelle Philosophie）的思想基础。笔者以为：以本体诠释学的立场出发，探讨存有的力动及其概念性的辩证，当可理解为存有思想的不可避免的课题。

第二，在上述的课题中，笔者认为，道家哲学的本体诠释并不一定会将自己形上学化（即思辨理性所执实的实体形上学，海德格尔所批判的表象形上学）。因为本体诠释中的体并不是亚里斯多得的实体形上学之中的实体，而是中国哲学的体用论之中的体，是体用不即不离的体。牟宗三说：“分解地言之，无、一、与同是体，有、多、与异是用。关系地言之，则体用相即相离，不即不离，故亦可以相融而至圆成。与希腊哲学之自‘实有形态’下视之为实有之概念或范畴者不同。”所以，道家哲学的本体诠释并不会落入海德格尔的表象形上学批判。

第三，本体诠释不仅不会落入海德格尔对于表象形上学批判，而且也必须进一步探讨存有力动中的概念性辩证，阐明存有思想的积极性而成为“创生性的本体论”。这种“创生性的本体论”也不会与老子的“无”、“有无玄同”的基本义理相违。老子的“无”并不是“贵无废用”。例如在王弼的老学之中，并不能将“崇本息末”理解成“贵无废用”，并套用于王弼的“以无为体”、“贵无”。老子的“无”是收摄于道的“有无玄同”之中，将“作用层次”的“无”收摄于“有无玄同”的道之大化之中。因此，我们得以阐明道家哲学的本体诠释的积极性而成为“创生性的本体论”。此中，以老子哲学的“观”之实践功夫为例，可以进行下列的三重本体诠释。1.“常有欲以观其徼”是对于生命的方向（善始善终、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常有的角度的向外观照（外观）。2.“常无欲以观其妙”是生命存在的向内观照（内观），虚己忘我。3.“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反复操持“常有欲以观其徼”和“常无欲以观其妙”，达到生命存在的体性上的实现，则是“合主客的界”的“重玄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