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东亚认同的意义与途径
一
东亚认同是指东亚人由于分享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并意识到相互之间存在某些共同利益而形成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的归属感。较高水准的东亚认同应具备下述特征：其一，应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意识、家族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一种在东亚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居住的人群由统计学意义的群体逐渐提高为社会学和心理学群体的结果。其二，应强调自身所在的群体共同拥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构成划分东亚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的和心理的边界；应通过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东亚人”且愈来愈因与“非东亚人”形成的对照而显现。其三，应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产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亚观念”或“东亚价值”，个人的行为思想倾向于与东亚群体的规范或期待趋一致。
东亚认同的构建因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东亚的前途和命运，对东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作为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东亚认同有利于人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建立相互信任关系，有时甚至能够将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区域内经济贸易深入开展。
其次，有利于东亚区域内国际关系的改善。高度的东亚认同是以区域内各个国家的人们相互之间更熟悉，更了解，拥有更多共同语言、共同理想和价值为基础的。在拥有较高水准的东亚认同的情况下，区域内各个国家的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相互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心怀善意，不大计较一些小的摩擦，主要通过对话的方式处理矛盾与争端。
第三，对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具有推进作用。“认同给东亚各国以集体身份，指引了各国以合作寻求利益的方向。”
一般说来，是指“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如果缺乏最低限度的区域认同，不同国家显然难以顺利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出让部分权利恰又是成功地开展不同层次合作的必要条件。例如：“欧洲统一是建立在欧洲主义基础上的，欧洲主义设想的建立则基于意识形态上‘我们是欧洲人’这种自主性的共同体。”
第四，提高东亚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比较成熟的地区认同作为一种在东亚区域内适用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能够提高地区的凝聚力；能够给予各国以集体身份，在客观上有利于或直接推动东亚各国相互支持、共同发展；能够使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世界舞台，从而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而如缺乏较高水准的区域的认同，东亚就是一个分割的和分裂的地区。在现今地区化或经济集团化潮流中，分裂的东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构建地区认同的基础或条件方面，东亚逊色于欧洲，却明显好于世界其他地区。
首先，东亚在地理上一边铺展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另一边耸立着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
其次，历史上与人类其他文明相对隔离以及比较温和的气候和风土，使东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该地区出现的文字制度，连同其道德观念，政治模式，社会形态，艺术倾向，文字形式及历史记载，这一切使东亚文化形成人类文明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分支。”历史上东亚文化圈也称“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圈内各国以汉字为通用文字，佛教为固定宗教，儒学为共同政治理念，政治体制上高度中央集权。虽然近代以前，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国家并没有融入“儒教文化圈”，但由于地理上和人种上的接近（基本上都属于蒙古人种），在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存在诸多与“儒教文化圈”相似或相同的方面。正像罗荣渠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东亚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文化圈”。“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第三，东亚的区域内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东亚大陆与周边的东海与南海海域形成了多边联系的网络。以中国产生和发展的以农耕技术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在地区内的传播为主线，这一时期东亚区域内在人口、技术、货物、文化等方面展开了比较频繁的交流，增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鸦片战争后，虽然传统的东亚经济圈逐渐解体，但在19世纪中叶伴随着“合作的”（cooperative）帝国主义的出现，在接连发生的贸易浪潮的推动下，对新港口日趋激烈的竞争，奠定了所谓的“条约港口体系”的基础，东亚从而以中国香港、马尼拉、上海、新加坡等大型港口为媒介，形成了广泛的贸易区域。二战结束后，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相继进入高速增长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主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内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日趋增强，现代意义上的东亚经济圈开始浮出水面。东亚地区内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为东亚认同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在世界范围推广、扩张西方发展模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霸权行径，东亚国家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完全围绕美国的指挥棒打转，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而应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走东亚特色的发展道路，且伴随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东亚人的归属感、认同感开始不断增强。如马哈蒂尔所说：“一种地区意识正在东亚出现，亚洲自豪感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烈。”
随着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不断增强，东亚人在自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还日益认识到东亚各国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约翰·奈斯比特于20世纪90年代周游东亚时，深刻感受到了他所接触的政府官员、学者、企业界领袖和新闻记者无不充满了自信。他写道：“今天，一股集体的亚洲意识正在兴起。……亚洲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亚洲人已开始重新发现亚洲，开始对亚洲充满信心，并以身为亚洲人为荣。”“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青年人都开始称自己为‘欧洲人’，而不是‘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当代亚洲的许多青年，也开始称自己是‘亚洲人’了。”另两位西方学者则这样评论道：“现在亚洲人的座右铭是：亚洲属于亚洲人。自从殖民主义统治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后（1997年，英国人撤离香港，1999年葡萄牙人离开澳门，为这个时代的结束画上了句号），精神上的非殖民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亚洲人要自己来解释什么是亚洲人、亚洲人对亚洲的重要性。在欧洲东方主义的位置上，出现了亚洲的亚洲主义。”
东亚人日益认识到他们之间拥有共同的历史传统、习俗规范以及无数的集体记忆。1993年，由13个国家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新亚洲委员会”在吉隆坡成立，以坚信“历史又回到了亚洲作为文明的发源地的时期”为前提，这个委员会连续为亚洲的复兴制定了两份宣言。据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于2003年7月至2004年4月所进行的题为“东亚青年间的对话”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被访问的一千多位中国和在华留学的日本及韩国留学生大都认同东亚文化是一个事实存在。他们认为：中日韩三国在历史上有着频繁的来往和长期的文化交流，形成了相对一致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传统文化，因而中日韩三国的传统文化中具有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在问卷调查中，受访大学生总体上都对“中日韩三国的传统文化同源”持较高的认同态度，表示“非常赞成”的为20.3%,“比较赞成”的为36%,“赞成”的为26.3%，合计为82.6%；而“不太赞成”的仅占11.4%。
东亚地区冠以“东亚”或“亚洲”的国际组织、学术机构、报刊、国际会议和论坛不断增多，则是东亚认同初步形成的另一个显著标志。进入21世纪后，东亚和东亚合作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共同研究的题目，成为大众媒介关注的话题。从1995年12月开始，在曼谷出版了一份亚洲人写给亚洲人的并且是英文的报纸：《亚洲时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了题为《亚洲的理想——挑战世界》的文章，不久又刊登了《新亚洲到来》。《远东经济评论》1996年第一期题为：《亚洲的亚洲化》，泰国《亚洲时报》的创立者桑迪赫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是亚洲的民族主义。”《亚洲百年，事实和杜撰》一书1995年在日本很快就成为畅销书。近年来，“10+3”，“东亚峰会”等政府间寻求合作的机制在不断扩大其影响，以“东亚”为名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国际会议与日俱增。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率先提出了“亚洲价值观”，其主要内容是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和谐，重视家庭，尊重权威，强调纪律和社会秩序。亚洲价值观是一种主张东亚的命运应该由东亚掌握的一种自主意识，一种将东亚整体作为思考、研究对象，将自身荣辱与东亚整体的兴衰紧密相连的区域意识。亚洲价值观还是一种行为规范和行动指南。1993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新亚洲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中宣称：“亚洲具有悠久传统和令亚洲人引以为骄傲的价值观念对于一个崭新的、更好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和富裕的亚洲来说，被看做是行动的准则。这个新的亚洲要向世界展示，人们可以在和谐中共同生存。”
上海学者俞新天曾用“胎动”一词形容目前东亚认同的状况。的确，虽然东亚认同已经崭露头角，呈现出诸多令人欣喜的气象，但另一方面，目前的东亚认同尚处在初步形成阶段，程度有限，水平很低，许多构成要素还都拘囿于民族国家的疆域之内，或缺乏与东亚以外的地区相区别的比较鲜明的界限、整合程度较弱。许多东亚人远远没有像欧洲人那样明晰地认同东亚，较为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东亚人，“东亚”更多的还是一个地理的和人种的概念。东亚人有关东亚是一个荣辱与共的意识还十分淡漠。许多东亚人并没有感受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的共同体关系。现今的东亚是一个经济发展现状和前景都看好的地区，却在区域合作方面表现逊色，现有文化和思想不能为区域合作提供较为充分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现有的东亚认同不能提供足够的内聚力和凝聚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东亚认同的构建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不同、宗教的多样性等，都构成制约或限制性因素，而东亚部分国家实施的带有偏离东亚的发展战略，东北亚民族主义的复兴和东亚青年一代对西方的向往，则是现今东亚认同构建过程中亟待克服的障碍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东亚一些国家的从所谓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依旧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离东亚、靠拢美国的倾向，而美国在多数情况下扮演的却是分割、分裂东亚的角色。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国家的安全保障主要由美国来提供，导致这些国家难免对东亚有些离心离德。日本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目前日本的战略是不惜以牺牲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为代价投靠美国，“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寻求和扩张自身的自主权和主动权，通过主动为美国在东亚承担其更多责任途径谋取政治军事上的强大，最终实现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对峙和抗衡、建立以美日为主导的地区秩序。”这对东亚认同的构建带来了最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东南亚区域意识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相反，东北亚主要国家以民族国家意识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呈现上升趋势。这种民族主义与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纠缠在一起，严重地伤害了东北亚的邻国关系，加大了中日韩三个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和距离感。日本政要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甚至声称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最终只是给那里带来了好处，意图将民族耻辱美化成民族荣誉，激起了中国人民和韩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日本极端分子1996年在中国钓鱼岛上设立灯塔，曾导致北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中国人异口同声的谴责。现今，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上依旧存在着压制、内讧、分歧，而日本与韩国的“独岛”（日本称竹岛）争端升温，则导致韩国民族主义的再度高涨。
民族主义“时常伴随着在行动上对其他群体的反感或蔑视”。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民间对对方的坏印象和反感不断增长。2002年和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分别作了两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两年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不亲近感显著增加”。对于“你现在对日本是否抱有亲近感”问题的回答，第一次调查感到“一般”的占47.6%，第二次调查则降至35.5%，降低了12.1%；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者，由43.3%猛增至53.6%，增加了10.3%。日方的类似调查显示日本人对中国的反感也在增加。如日本内阁2004年10月《外交问题舆论调查》表明，对中国“没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人达58.2%，比上次调查上升10.2%，同时也创下此项调查自1978年开始以来的最低点。2005年由朝日新闻社所作的世论调查则表明，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数由2000年10月的47.2%上升到2005年10月的63.4%。
一些东亚国家在自我定位方面还存在动摇。1970年，美国学者奥尔森指出：“日本远在一个世纪之前即跃入西方技术文明的行列。一百多年来，他们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西方思想和西方事物方面。他们大多数人对亚洲是冷淡的。”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表明，许多日本人愿意选择瑞士为另一个祖国。到了90年代，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依旧观察到日本并没有真正把自己看做亚洲国家：“日本在考察世界的时候，时而以东方为立足点，时而以西方为立足点，时而又以东西折中的接触点为立足点。”韩国虽然认为自己是东亚国家，但却又时常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与西方接近或相同。“韩国几乎不再使用汉字，而是普遍使用韩国文字，英语教育越来越得到强化，这些趋势正表明韩国想脱离东亚的传统，编入西欧文化的热切愿望。”
近年来虽然东亚的凝聚力在不断上升，但许多东亚人，尤其是年轻人依旧向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生活方式。日本学者明石康指出：“越是发达的国家，年轻一代越有超越东亚，亲近西方的倾向。东亚与西方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似乎命中注定要处于劣势。年轻人爱听摇滚乐，爱看好莱坞，爱吃麦当劳，爱穿牛仔裤，在东亚各国和地区几乎都一样。”韩国学者李晋吾也注意到：“由于因特网（电脑，英语）及新自由主义的热风，东方的思维和东亚文化正处于最恶劣的危机之中。东亚缺乏竞争力，所以应该被淘汰，一切都是英语的标准化时代，东亚的价值处于令人失望的逆境之中，这就是现实的严重性。”
三
加强区域文化交流合作，是强化区域共同文化心理基础，构建东亚认同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尽管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举措都能有效推进东亚认同的发展，但文化交流合作对东亚认同的构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东亚认同的程度差，固然与二战后的一个时期里，东亚被分割成两大阵营，在政治上处于冷战状态，在经济上相对隔绝有关，也与这一时期东亚各个国家之间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沟通和理解过于缺少有关。
目前东亚主要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低迷，凸显了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性。文化交流合作固然可以通过中央政府进行，但多数情况下，其主角是地方政府，企业，学校与科研机构，文化、艺术、体育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NGO）。从而，文化交流与合作虽然受政治影响，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绕开政治，规避政治分歧和冲突。在两国政治关系处于良好发展时，文化交流合作可以蓬勃发展；在两国政治关系不好时，文化交流合作可以大力发展。在政治关系失和的情况下全力发展文化关系，不但可以避免两国关系的彻底恶化，可以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回旋余地，更可以以文化交流促进政治关系的改善，最后达到以民促官，以下促上的效果。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化交流与政治经济交往相比，没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双方易于接受，往往能产生特殊的效果。”中日文化交流在两国恢复邦交以前，就起到了为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铺路开道的先行作用。
文化交流合作能够有效地增进区域内各种文化相互融合和相互影响，使原来仅仅属于东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拥有的精神财富变成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民族、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从而增大东亚知识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的容量。而较高水准、具有较高凝聚力的东亚认同需要区域内大量存在并增长的共同心理、共同立场、共同语言、共同知识、文化和价值提供支撑。历史上，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儒教文化、佛教文化在东亚各国得到广泛传播。现今，“孔孟之道”已经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人们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大量留学生到中国学习，通过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日本社会的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也使中日文化结成了亲缘关系。鉴真东渡，则对佛教在日本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的情况同样如此。通过文化交流合作，不同国家的文化能够传播、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不仅一国文化可以在另一国扎根，逐渐演变为另一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区域文化也因此出现融合趋势；不同文化之间的相激相荡，更是新的文化产生的重要机制。
文化交流合作能够使古老的东亚文化圈获得新的生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共同回忆集体记忆、发现共同利益和现今生活中的共同点。冷战期间，日本和韩国的文化几乎与中国文化相互隔绝。但坚冰打破后，长久尘封在历史中的集体记忆被迅速唤醒。一位日本大学生在听了一位北大教授讲授的有关中日文化关系的课程后，在学习心得中写道：“以前总以为中国是地理上很近，而心灵上很远的国家。听了这些课，才知道，我们日本文化的各种样式，都融汇有中国的文化。当我们再一次陶醉于自己民族文化之中时，我同时感受到了对中国文化的亲切感。”一位韩国学者访问中国之后感慨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与中国大陆没有什么联系，但建交以后就给人以比欧洲和别的地区更加亲切的感觉。这是因为韩中两国之间具有文化的共同性。”此外，文化交流与合作更可以增进新的情感，创造新的集体记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并非因为时间近才存在，而是因为它是群体共有的思想。所有的交往，包括体育运动会和青年文化活动，都在建立新的集体记忆，使参与者把自己置于群体的角度，接受它的旨趣，采取它的反思倾向。这将会从根本上培育集体认同。
文化交流合作不但可以使人们发现地区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的精神纽带或联结，还能有助于人们发现区域内各个国家在经济贸易关系方面存在的相互依赖。例如，中国人会发现日本有许多中国产品，日本人也能发现中国有许多日本产品，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日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文化交流和合作不但能够有效地增进东亚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更能够帮助人们发现对方民族传统和民族性中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从而增进人们作为亚洲人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加大东亚的吸引力和内聚力。许多韩国和日本游客参观了中国的故宫、颐和园、长城、秦始皇兵马俑后，都对古老而璀璨的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到崇敬，并因此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中国人到了韩国和日本后，也对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几近一尘不染的城乡环境感到心悦诚服。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亚邻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开展，来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开始超过中国到外国的留学人数，其中大部分学生来自东亚国家，就是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例证。
文化交流能够增进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培养互信与友谊，消除隔阂与敌意。在最低限度上，文化交流合作能使当事人相互熟悉，所谓“一回生、两回熟”。据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至少对于人类来说，“生的”总意味着“不安全的”、“值得怀疑的”甚至是“危险的”，而“熟的”则意味着“安全的”和“可信赖的”和“可靠的”。如果交流与合作能够取得成效、成绩甚至成就，则更能够拉近当事人之间的心理距离。2002年4月在北京举办的“栗原小卷电影作品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栗原小卷女士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富有正义感的表演艺术家。这次展示的由栗原女士主演的《清凉寺钟声》等一些影片都涉及了一个重大主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残酷和罪行。栗原女士说：“我们有责任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并把这段历史告诉下一代，永远不要有战争。”她还说：“我祝愿日中两国永远和平，永远友好。”显然，这样的交流对于修补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是大有裨益的。“文化交流，是心灵的交流。”通过文化交流，可以超越语言的障碍，在相关国家人民的心灵上架起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桥梁。例如，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彼此很容易沟通和理解。例如，昆剧东渡，使日本观众看到这个古老剧种的旺盛生命力。有的日本观众说：“昆剧的音乐非常美，非常吸引人。我感到它与邦乐有相似之处，同时它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虽然剧情简单，但它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又例如日本的“狂言”剧，尽管台词是日语，但是由于贴近生活，感情相通，中国观众完全能够理解。
文化交流合作可在诸多层面以多种形式获得开展，而下述诸领域的交流合作能够对东亚认同的构建起到更为有效的作用。
其一，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学术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最有发展空间、最富有前景，并能够产生最大影响。东亚知识分子在构建东亚认同方面负有重大历史使命。他们不仅要为“东亚联合”和“东亚合作”提出各种根据、理论、计划和设想，还负有思想文化的提高与创新，从而为东亚合作提供精神上凝聚力、亲和力和向心力的职责。这一切，仅仅依靠学者在各自国家各自为战显然是难以完成的，需要走出国门，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者之间通过访问、合作研究、召开国际会议等方式开展广泛交流合作。作为社会精英，学者还有引领知识发展方向、左右舆论和世风的作用。他们的立场和观点，直接影响着东亚各国人们的精神状态。学者还是东亚各个国家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理应通过文化交流合作的途径，将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成就在东亚区域内加以传播。总之，东亚认同的最终形成全赖学界的努力，而跨越国界的交流合作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在某一地区内精神文化纽带的形成是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追溯精神文化纽带形成的历史则是后代子孙强化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自1978年中国大陆启动现代化建设以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的学者有关儒教文化与东亚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日渐深入，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对东亚认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如陈廷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共同利益是东亚区域意识形成的直接动因，那么这场对东亚各国共有文化精神的讨论则是为之建筑深层心理和情感的基础。”东亚众多学者在规模巨大的“儒学热”的影响下，召开和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术会和纪念会，出版多种文集和刊物，既昭示了东亚人对东亚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怀之情，也有力地加强了东亚人对东亚文化的认同。通过研究和讨论，东亚学术界基本上认同了“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及其成就，并提出了东亚共同经济圈建立于共同的文化——儒家文化地基上，儒家道德是东亚人共同的意义之源，儒教是东亚人的心灵皈依之所等观点，目前已经成为东亚认同的重要内容。杜维明指出：东亚人把东亚经济的“成功因素”归功于儒家思想，是长期感到被西化压制的东亚人的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或“归属感”的表征。
在追寻东亚世界共同文化渊源，发现东亚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存在的固有联系方面，还有许多需要东亚各国学者戮力同心才能圆满完成的任务。例如，除了儒教文化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也都在历史上曾经对东亚许多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通过共同研究和弘扬上述宗教文化传统，明显有助于东亚达成对东亚价值体系的认同乃至心灵上的皈依感，从而使东亚认同“成为一种与历史传统展开的、指向一致的、具有文化深层和共同心理素质基础的地域观念”。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之间在朱子学研究、阳明学研究、福泽谕吉和鲁迅研究都曾进行过学术交流与对话，沟口雄三、孙歌等人关于“知的共同体”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韩学者共同合作，围绕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东北亚合作等课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三方对话和交流的共同话题有所增加。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就“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建设问题也多次开展学术方面的交流。此外，有关“东亚意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全球化”等题目逐一被纳入东亚学者共同讨论范围。对一些相互之间存在分歧的历史问题开展合作研究，更能达到形成共识的效果。2005年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共同编著并在三国同时出版的《东北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在许多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其二，文化艺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伴随现代化的深入，以影视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日益超越国界，对增进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日本影视艺术大受欢迎。近年来，日本电视剧在韩国也取得一定市场，但“韩流”在中日两国更是滚滚而来，在韩国，“汉风”也日渐强劲。韩剧在中国许多电视台轮番上映，收视率居高不下。韩国影视双栖名星裴勇俊的追星族遍布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日本。日本女性因喜欢裴勇俊而掀起一股学习韩语和韩国文化的热潮。韩剧在日本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对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日韩之间的排斥情绪有所化解。日剧和韩剧取得的巨大成就，还表明亚洲人开始崇拜自己的偶像，而不是西方的偶像；亚洲的各种文化开始相互欣赏、相互融合。此外，影视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还不仅仅限于电影和电视剧的引进与播放。近年来，东亚还出现了跨国家和地区合拍电影、电视剧的情况。如在日本受到欢迎的香港导演王家卫导演的一部新作中，主人公就是由木村拓哉主演，香港的著名女影星和韩国的著名女影星也在片中亮相，外景场地选在釜山，而且是50年后的釜山。
当然，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的内容远远不止于影视艺术，诗歌、音乐、舞蹈、戏剧、绘画、书法、图书馆、博物馆、文物、考古、新闻、出版、摄影、文学、曲艺、民俗，以及教育、体育、卫生、宗教、建筑等都应包括在内。
其三，大众层面的文化交流合作。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迄今为止，东亚各国之间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文化交流合作的开展情况十分有限。实际上，要将“东亚”由一个地理概念上升到一种具有高度心理认同的文化概念，最终可能需要通过东亚各国之间不断深入开展民间文化交往才能完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企业、学校、市民团体或NGO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旅游是大众层面文化交流的最为重要的方式。旅游的最大特征是参与的广泛性——各行各业男女老幼都能参加——和商业行为和文化行为的有机结合。也因此，旅游在拉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距离，增进相互了解、理解与信任方面，能够收到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并对消除政治关系恶化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方面起到积极作用。2005年，中国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达4680万人次，其中，接待韩国游客354万人次，日本游客339万人次，在中国入境旅游客源国中分别居于第一、二位。2005年中国出境旅游3100万人次，成为亚洲第一大客源市场，比2004年增长8%。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官金明坤说，韩中日三国虽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合作发展旅游产业可以更多地增进理解，化解矛盾。由于三国地理位置邻近，区域内人口总数近16亿，旅游合作的前景广阔。此外，近年来，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的旅游交流与合作也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尤以中国赴东南亚国家的游客的人数增长得最为显著。未来，东亚国家不仅在扩大旅游交流的方法和途径、开发旅游产品的数量和种类等方面大有可为，更能够在提供入境便利，加强旅游信息交流、旅游教育培训，建立并加强多边和地区合作机制等方面开展交流与合作。
除旅游外，东亚各国的民众还能够在插花、盆栽、园艺、茶道、书法、装潢、广告制作、饮食与料理、服装设计、工业美术与商业美术、建筑等方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