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的历史定位与艺术探索

1932年5月1日《现代》杂志创刊号在上海出版，现代书局发行。月刊，半年为一卷，每卷6期。编辑人为施蛰存，发行人为洪雪帆。[1]历时一年后，自1933年5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1期起，书局老板决定，邀杜衡加入，与施蛰存“通力合作”，共同参与编务。[2]卷末“编辑人”项下始署名为“施蛰存 杜衡”。出至1934年11月1日第6卷第1期后，施蛰存、杜衡因故“自动辞职”，退出编辑工作。1935年3月1日出版了第6卷第2期“革新号”，因“读者的需要”，《现代》由“文学杂志”改为“综合的文化杂志”。[3]编辑人改为汪馥泉。发行人由洪雪帆（病故）改为汪长济。但仅出了3期，至1935年5月1日第6卷第4期，即告停刊。由“革新号”起的最后3期《现代》杂志，多刊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章，已非纯粹的文学刊物，所载新诗仅4首，也与此前发表的诗歌作风不同。因此，本文所考察论述《现代》杂志的新诗，是自创刊号起，到第6卷第1期为止，历时两年零九个月。

施蛰存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4]其实不然。仅就诗歌而言，他创办的《现代》杂志，以他的热心倡导，戴望舒、杜衡等众多友人的积极参与，聚合与造就了一批年轻的诗人，在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提倡与养成，乃至整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形成与发展中，都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

将近三年时间里，在已经出版的31期《现代》杂志中，发表新诗的作者共88人，发表新诗作品231首，刊载诗论和新诗批评文章15篇，发表外国象征派、现代派诗译作83首，揭载评介外国诗人的论文、翻译的外国诗论和译诗附记12篇。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现代》杂志上，先后出现发表5首诗作以上的作者有：陈江帆18首、李心若16首、戴望舒15首、金克木13首、艾青（莪伽）11首、施蛰存（安华）10首、李金发10首、宋清如8首、玲君8首、林庚7首、杨世骥6首。其中，女诗人宋清如的诗作，更接近新月派风格，与《现代》发表的多数诗风相距较远，其他均可属于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诗派。在此发表诗歌不到5首，而在30年代现代诗潮中成就显著或产生影响的，还有何其芳、徐迟、路易士、曦晨（李广田）、侯汝华、南星、林英强、番草、金伞、钱君匋、欧外欧、吴奔星等。新月派诗人朱湘也在这里发表了颇具现代派风格的诗，显示了他参与新的艺术风气探索的努力。[5]当时，系统关注和研究《现代》杂志所载新诗的评论者说：“以戴望舒先生为代表”的“这派诗是现在国内诗坛上最风行的诗式，特别是从1932年以后，新诗人多属此派，而为一时之风尚。因为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明显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上”。他又称此前《新文艺》杂志上的诗为“现代式的诗”，说明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并举出《现代》十位代表性诗人：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莪伽（即艾青）、何其芳、艾青、金克木、陈江帆、李心若、玲君，分别进行了概略的评述性的探讨。[6]当时为清华大学学生的该论者，对于围绕《现代》杂志出现的这个新兴起的现代派诗潮，所做的这些颇具历史眼光的总体评述、流派命名与个体分析，大体上是与当时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