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如《规训与惩罚》、《癫狂与文明》、《性史》等等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对人的解放、人道主义和自由的许诺背后掩盖着的由排斥、监视和规训机制构成的权力关系的有力揭示。而这些承诺恰恰又是整体性的“新时期文学”得以建构的基石。因此，如果我们从福柯的“话语”意义上理解“新时期文学”，对这一话语与特定权力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就变得不可回避。

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新时期文学”以“伤痕文学”拉开序幕，而“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是刘心武发表于1977年11月《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班主任》刊发后，功能相当于今天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连播了这部小说，名不见经传的刘心武因此成为“伤痕文学之父”，成为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都无法忽略的经典作家。然而，文学史对这部作品的价值却始终缺乏有效的阐释。今天的读者似乎很难理解这部描写“极左政治在青少年心灵中留下伤痕”的作品为什么在当时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震动。因为在《班主任》前后，写“文革”伤痕和苦难记忆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其思想与艺术似乎也不在《班主任》之下，为什么恰恰是《班主任》以及与《班主任》类似的作品才能获得殊荣呢？

其实，《班主任》引起的轰动，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紧密相连。这部以班主任张俊石为正面一方，青年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为反面一方的故事，彻底颠覆了“文革”的政治理念。青年的位置与“文革”的政治理念有关。文化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经济革命，按毛泽东的理解，旧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中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革命者。在文化革命中，革命的主体是一代新人。革命的目标是造就一代新人，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以在“文革”中，作为旧的政治经济结构依附物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受冲击。《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而那些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尤其是将谢惠敏这样的“革命青年”塑造成反面人物，更是对“文革”政治的全面颠覆。对这一点，一位日本研究者看得非常清楚：“如果《班主任》揭露的只是小流氓宋宝琦，即使它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肯定也不会引起人们那么大的注目。《班主任》之所以在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之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是因为它描写了谢惠敏。”

日本评论家显然注意到了刘心武旧作中的谢惠敏形象。刘心武1975年12月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是一部描写少年英雄故事的典型的“文革”小说，讲述了小学五年级学生方旗带领一帮小伙伴以北京胡同为战场与阶级敌人、旧资本家郑传善作斗争的故事。写《睁大你的眼睛》的时候，刘心武对方旗这样人小心红的“革命少年”充满了敬意和赞美，但在不到两年后发表的《班主任》中，方旗却变成了谢惠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惊异的转变。

并不是所有同时代的读者都没有意识到《班主任》的这种革命性的意义。在数量众多但语焉不详的评论文章中，评论家张炯的一篇发表在非文学刊物上的文章今天读起来却显得一针见血：“这样的人民教师，正是一代新人的典型，是在红旗下、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象张俊石，包括尹达磊这样的人民教师的大批涌现，生动地说明了二十八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状况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也雄辩地证明十七年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和致力于造就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战略决策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班主任》对人民教师的歌颂，也就是对‘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的一个有力的回击。”

除《班主任》以外，《醒来吧，弟弟》是刘心武在1979年颇为轰动的另一篇小说的标题。小说中的哥哥“我”是个虽经劫难但信念不变、理智清明的知识分子，主人公“弟弟”则是在“文革”后因政治理想破灭而满腹牢骚、精神颓丧好像有点玩世不恭的前红卫兵。哥哥唤醒弟弟是为了使弟弟从黑暗中清醒过来，摆脱迷惘情绪投身“新时期”的最大政治——火热的四化建设。刘心武的这一类获得了巨大成功的政治书写深刻反映了70—80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权力关系的变革。

连爱情都不例外。张洁发表于1979年底的短篇《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一部引起了广泛社会反响的作品。女作家钟雨离婚后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和一个具有强大精神魅力的老干部发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这篇并没有直接涉及‘伤痕’主题的小说，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小说引起了许多讨论，涉及爱情与婚姻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伦理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论争各方引经据典，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女主人公终其一生爱一个“老干部”对这部小说的轰动和影响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集中地体现出这种性权力的转换的还是“五七作家群”笔下的“反思小说”。那些灾难叙事反复叙说的是那个“九死不悔”的“高大的男人”的光彩，反复渲染的是这个男人高洁的理想、人性的尊严和道德操守的坚定，然后就是政治权力与性权力失而复得之后的苦尽甘来。性权力常常是政治权力的隐喻。对性和权力之间的这种隐秘关系作了最有效的揭示的作品莫过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主人公被政治去势，政治的缺失通过性的缺失体现出来，而在意外获得政治认同之后，主人公丧失的性能力迅速得到了恢复。“新时期文学”中知识分子政治权力的回归常常通过这种性与爱情的故事来加以体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2期上的小说《眼镜》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在工厂的简单然而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小说是一个名叫魏荣的车间女工以第一人称讲述的自己的爱情故事，铸造车间党支部书记许珍鼓励“我”去爱车间里的一个名叫陈昆的技术人员，这是一个绰号为“眼镜”的知识分子。但一开始“我”对“眼镜”实在爱不起来，后来在书记的不断启发和鼓励下，渐渐发现了“眼镜”的种种可爱。于是“我”终于情窦初开。小说写的是“我”的心理发展过程。小说从头到尾只出现过一个“爱”字，而且还是“爱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爱“陈昆”，所以这与其说是一篇爱情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为知识分子平反的小说。被打倒多年，失去人格尊重的“臭老九”们，从这样的小说中感受到一种“身份”失而复得的喜悦与满足。“新时期”的“眼镜+爱情”取代了“十七年”时期闻捷诗歌中的“奖章+爱情”。同样的“爱情政治化”，表现的却都不是“爱情的位置”，而是不同的“权力”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