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自2005年底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博士生开设了一门叫做“重返80年代”的讨论课。它的目的，是想调整单纯“课堂讲授”的生硬形式，通过讨论，让博士生直接参与到研究80年代文学的工作中来。
但是我注意到，关于80年代文学的认识、评价和结论，已经被固定在大量的文学史教材和研究论文之中，很多后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从那里面“拿来”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也许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所谓的“历史”是必须先被“固定”下来，才成其为“历史”的，否则后面的人们都无法与之对话。但这样的结果，也会造成把那一代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对文学史的看法，强加在今天的研究者身上，让他们以为这就是自己所发现的“80年代文学”。我们会以为，二十多年前的文学是一成不变的，尽管今天的历史语境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80年代文学”却是纹丝不动的，我们的生活观、文学观，不都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定型的吗？
“80年代文学”是一个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紧密配合并形成的文学时期和文学形态。在“改革开放”这一个“认识装置”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变成被怀疑、被否定的对象，由此影响到对过去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现象的“重评”，如“浩然重评”、“文革文学重评”等；与此同时，被看做“十七年非主流文学”的作品和现象，则被“回收”到“80年代”，例如“人的文学”、“感情”、“审美”、“人道主义”、“文学遗产”等等。怀疑、否定、回收的过程，也就是“80年代文学”之兴起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文学”被看做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历史性超越”，是一种“断裂”，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型”。然而，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权威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另外，1985年还被看做是“80年代文学”的又一个分界点。又例如，与1985年前文学相配套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因为对新时期历史叙述的积极参与，所以被认为是“国家文学”的一部分；1985年后，“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先锋话剧”、“第三代诗歌”和“新写实小说”等取代“伤痕文学”等而占据“新时期文学”的大部分地盘，成为“主流文学”，于是这时候的文学被认为是真正到了“自由”、“自觉”和“文学自主性”的时代。1985年后的“80年代文学”，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很多人都相信，促使“80年代文学”发生深刻转型和变革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文学的“去政治化”，另一个是“纯文学”的提倡。久而久之，以上“80年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它的高度“共识”和“成规”就密布在研究者的周边，既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根据，同时也对进一步的研究造成巨大的障碍。
必须承认，历史认识的获得，往往都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摸索、认识“80年代文学”的过程同样也会如此。这种历史认识和感情，应该受到后来研究者的尊重。对“80年代文学”的重新研究，正是从这个“尊重”的起点上开始的。对我来说，很大程度上有一个“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双重角色，在我写文章以及参与讨论的过程中，它们一直纠缠着我，疑惑、清醒、矛盾、冲突时常产生。而对参加这一讨论的同学们来说，他们大多数是“80后”博士生，最为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将熟悉的“80年代”重新“陌生化”和“问题化”。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清晰、有力和不容分说的“知识”多少带上一点点“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单刀直入和直接攻取的阻力和难度。之所以会在一次次讨论中出现争论，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问题，影响到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在大学教学大纲中变成“文学场域”的“80年代文学”。在它的“文学知识”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冒犯”的学科危险，被目为“奇谈怪论”的可能性，一直在研究工作中存在。这就需要我们既在本学科的“想象共同体”内设计问题，探讨研究的方法，同时，也应把这一“共同体”作为自己讨论的对象。但是，其中的分寸怎么把握，问题的讨论是否每次都具有有效性，是否有利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没有答案，需要观察一个时期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这套丛书共包括三种。《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是本丛书主编程光炜的个人著作。《重返八十年代》一书中的文章，出自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之手，他们的慷慨支持，大大扩充了这套丛书的学术含量。承蒙《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海南师大学报》以及《新华文摘》等杂志的支持，《文学史的多重面孔》一书中的多数文章，已在上面发表。
本丛书的设想在2007年春天即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雅秋博士提出，经过和她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下来。由于她的理解和辛勤工作，丛书被列入出版计划并得以问世一直比较顺畅。另外，我的博士生陈华积和硕士生虞金星参加了二稿的校对。在此向各位老师和同学一并表示感谢。
程光炜
2008年1月14于北京森林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