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贸易与金融全球化

一、全球贸易的发展

不同地点的人们之间交换商品和服务，这一行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已经出现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开辟了贸易通道，其中距今两千多年开通的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东西方贸易要道，丝绸之路不仅仅联系它所经过的国家，而且，在它所经之处，经由地方贸易网络，商品被运送到西欧、东亚、北非、东非等外围地区，在这条贸易要道上，各地出产的水果、粮食、金属制品、香料、皮货、药材、珠宝、乐器等进行着交换，最有名的是产自中国的丝绸，因此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将它命名为“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长达7000多公里，两千多年前的商人以马车和骆驼为运输工具，商品从中国运抵罗马往往耗费一两年时间。如此长时间的运输提高了商品价格，古罗马市场上丝绸曾经一度比黄金还贵，一个国家的普通日用品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奢侈品。

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运输和交通工具的革新。1814年，史蒂芬孙制造出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车，1825年他建造的铁路正式通车。几乎与此同时，1819年，第一辆装有蒸汽动力的帆船成功进行了环球航行，用29天走完了三百多年前哥伦布72天的航程，从此，古老的依靠风力驱动的帆船退出了远洋航行。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发明人类历史上第一台发电机。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成功制造出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成功试飞了第一架以内燃机为动力的飞机。经过两次工业革命，铁路、远洋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代替了马车、骆驼、木壳帆船，货物运输的时间大大缩短，更多货物能够运输到异地被销售和消费，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也大幅下降。

此外，通讯技术革命缩短了交易时间，降低了贸易成本，由此，世界各国间的贸易总额加速上涨。通讯技术的革新速度快得惊人，其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1876年，贝尔发明有线电话，早期国际通话费用贵得惊人，以今天的价格计算， 20世纪初从伦敦到纽约的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需要300美元，而今天两地的通话费用不足1美分。1896年，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并且于1901年进行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通信实验。一百多年以后，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电报基本上已经被国际贸易活动所抛弃。

伴随着运输技术革新和存储手段的增加，长途运输的时间大大缩短，国家之间才有可能大规模地交换商品。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新兴资本主义提供了市场和原料，在此之前，亚洲对欧洲的贸易一直是顺差，欧洲从新开拓的殖民地掠夺贵金属以弥补贸易逆差。伴随着西欧国家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活动越来越密切，宗主国出口日用品，换回殖民地的贵金属、药材和香料。16世纪时，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向非洲出口的商品大约有四分之一来自已经沦为殖民地的印度。当欧洲、非洲、美洲、亚洲被纳入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世界贸易活动，当然是不平等的贸易活动。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国际贸易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不平等的交换结构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转变，凭借着先发优势，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含量高的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财富从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造成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局面。

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贸易总额增长率超过全球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1870—1914年期间，全球贸易总额以每年大约3.5%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大约是2.7%。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全球贸易总额增长率为9.4%，远高于全球经济增长率3.8%。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7%和3.2%。从1960年到1989年这30年期间，国际贸易总额翻了一番。1990年，国际贸易总额是世界经济总量的15%;2007年底，国际贸易总额（约25万亿美元）已经逼近全球经济总额（约50万亿美元）的一半。

19世纪早期，只有大约50个国家参与了全球贸易活动，而到1913年，155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贸易。贸易活动的发展，使得某些地方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贸易中心，货物和商品在这里交换，来自各地的商人在这里交易。这些地方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它们与其他地区建立了广泛而频繁的联系，如16世纪的威尼斯和安特卫普，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8世纪的伦敦，19世纪的纽约，20世纪的东京。

当贸易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时，它也促使了国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法律、国际组织的发展。为了便利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国家制度的人之间进行交易，对国际贸易进行监管和协调的国际组织应运而生，由这些组织所制定的贸易准则和国际法被普遍接受，相应地，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律不仅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它们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比如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部长级会议决定于2013年底之前取消一切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此一来，产自美国的低价大豆能够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农产品不再具有价格优势，我国目前已经由最大的大豆出口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全球贸易活动的增长，导致了全球市场的出现。在传统社会里，商品价格由本地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然而在全球化进程里，商品价格开始由世界范围内的供求关系所决定。某些商品的价格走势开始全球趋同，比如2007年国际市场上粮食和食用油价格持续上涨，我国国内市场上相应的价格也开始上涨，并且导致了2007年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达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国内通货膨胀情况严重，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二、金融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不仅仅体现为国际贸易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工业制成品和服务而非初级原材料，而且也体现为金融领域的全球化。

早在14世纪，佛罗伦萨的钱庄、银行已经遍布西欧各大城市，在西欧货币市场上取得了支配地位。16世纪，安特卫普逐渐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新的地区性金融中心。随着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英国的崛起，金融中心又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直到今天，伦敦依然是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它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国际债券交易总额占全球一半以上，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证券总额占全球市场的四成以上。

19世纪下半叶，随着通信技术的创新，尤其是电报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跨国金融活动的发展。1880年，欧美主要国家都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制，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与黄金直接挂钩，以黄金价格为基准，国与国之间维持着固定汇率。在金本位体系盛行的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汇率稳定，没有发生过升值或贬值波动，各国国际收支很少发生严重失衡。当时，并不存在一个多边性质的政府间协定，也没有一个常设机构来协调各国行为，但这一时期的国际金融体系却是相对稳定的。

但是，黄金不易携带，而且黄金产量严重落后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1914年前后，受战争影响，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于是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1929年经济危机后，古典金本位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各国汇率急剧波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为了重建国际货币秩序，1944年7月，45个国家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国际货币关系，尤其是对各国汇率政策实行监督，确立了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官价，美国承担各国中央银行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由此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会议第一次以世界性的协议明确规定了国际货币制度的规则和维护手段，也反映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支撑当前全球金融体系的三大国际组织都肇自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有效运作，维持了二战后世界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转，有利于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为战后经济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即只有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其他国家才能获得美元供应，但是长期的贸易逆差势必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减少贸易逆差，就会断绝国际黄金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减弱，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大量外流，加上美国陷入越战泥沼，财政赤字以天文数字的幅度增长，经济进入衰退期，美元强势不再。这些迫使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宣布放弃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官价，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其他国家也相继宣布实现浮动汇率制。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将石油价格提高4倍，引起资金从以美欧为首的石油进口国向石油输出国转移，这些石油输出国无法消费所获得的资金，于是大量资金被投到国际金融市场上。据估计，1974—1976年间，大约500亿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流动。1976年，各国在牙买加达成协定，宣布黄金非货币化，国际金融体系再次进入一个不受多边协定约束的动荡年代。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已经被电话、传真机、计算机、互联网络连成一个每天24小时连续不间断交易的市场，当伦敦市场关闭，纽约市场开始运行，接着是东京市场，这三大市场也是最主要的全球金融中心。

金融全球化的步伐比全球贸易的增长还要快。1960年至1989年，工业制成品的全球贸易总额翻了一番，而资本流动总额增长了4倍。这期间出现了两个趋势，第一是外国直接投资（FDI）持续增长，第二是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199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是167亿美元，到了2007年，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200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48.2万亿美元，全球股票总市值为50.8万亿美元，全球金融机构资产总量为190.4万亿美元，全球金融衍生产品总市值高达485.7万亿美元，后三个数值分别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05%、395%和10倍以上。1992年，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1万亿美元，2006年达到2万亿美元，2008年高达3万亿美元。交易额攀升源于资本流动性泛滥，加上80年代以来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甚至1美元可以放大到10倍使用。但是，迄今为止，统一的全球货币市场仍未形成，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进展显著。1999年1月1日起，欧元开始正式使用，欧元区各成员国原流通货币从2002年3月1日起停止流动，欧元区内部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目前欧元已经是19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货币。

三、全球金融危机

欧洲实行单一货币，目的之一正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全球金融市场呈现出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局面，虽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但是，欧美日等主要经济大国都实行浮动汇率制。就单个国家来看，浮动汇率制能够维护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浮动汇率容易引起汇率政策冲突。一国能够通过本国货币贬值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以牺牲他国利益的方式来维护本国利益。例如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时，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时间里，美元兑日元便迅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达20%。1988年初，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120日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日元升值对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浮动汇率还可能对正常的国际贸易活动造成不利影响。当某些国家的经济前景看好时，国际资本就大规模涌向那里；当这些国家因为资本过度流入而出现危机迹象时，国际资本又快速离去，造成这些国家经济失衡和金融市场动荡。据估计，目前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投机性短期资本超过7.2万亿美元。

传统的金融危机往往由生产过剩和国内金融政策不当引起，然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国际信贷越来越活跃，一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资本，由于国际汇率和利率调整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引起发生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生活水准下降，这被看成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十几年来，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大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且越是发展迅速、经济充满活力的国家，对国际流动资本的吸引力越大，越容易发生危机。其中，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回归不久的中国香港，当时我国正致力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也促使我国学术界开始关注金融危机，认真考虑经济全球化的后果。

90年代以来，墨西哥为了遏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稳定汇率政策，即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基本稳定，仅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稳定汇率政策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风险，每年流入的外资高达250亿至350亿美元，然而墨西哥的生产和外贸出口并没有显著增长，经济增长率仅有2%，进入墨西哥的外资仅有20%被用于直接投资，大部分外资被用于增加消费，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7年的9.4%增至1993年的31%，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在230亿美元的高水准徘徊（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使得墨西哥经济严重依赖外资，一旦外资流入减缓，就会引发危机。

1994年2月至9月，美国为了降低本国经济过热而大幅提高短期利率，短短8个月内6次加息，促使国内游资向国外扩张。墨西哥经济在90年代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和发展潜力，被认为是新兴市场的代表之一，加上墨西哥的高利率政策，使其成为国际游资的目的国。与此同时，墨西哥大力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制，国际游资能够自由进出墨西哥。

1994年，墨西哥政局不稳，先后发生农民起义、执政党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遇刺身亡、执政党与反对党暴力斗争等事件，造成市场恐慌，国际游资纷纷撤离，进入墨西哥的外资开始减少。1994年底，280亿美元的政府短期外债到期，而墨西哥政府无力偿还，投资者信心遭受严重打击。为了阻止资金外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在社会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一决定引起投资者极大恐慌，外国投资者疯狂抛售比索抢购美元，导致比索兑美元的汇率在随后三日内暴跌42%，整个墨西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仅20日和21日，墨西哥外汇储备就锐减50亿美元，仅剩下30亿美元外汇储备，墨西哥政府不得不于22日宣布放弃稳定汇率政策，政府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听任比索贬值。比索贬值使得投入墨西哥股市的外国资本蒙受损失，恐慌情绪加快了而不是放慢了资本外流的步伐，到1995年3月3日，墨西哥股市指数比起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累计下跌48%，股市下跌幅度甚至超过了比索贬值幅度，这反过来又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致使危机愈演愈烈。大批银行和企业因支付困难而濒临倒闭，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上一年度下降6.9%，失业率上升一倍，通货膨胀率超过50%，实际工资下降了20%。据估计，墨西哥因此而损失达45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此次危机部分抵消了过去10年来墨西哥的经济改革成果。

为了渡过危机，墨西哥政府一方面紧缩公共开支，降低工资水平，降低国内通货膨胀水平，推广就业计划，努力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向国际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援助。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刚刚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稳定的比索有利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稳定。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不能得到缓解，则美国每年在墨西哥的销售额将减少100亿美元，不利于本国出口和就业，因此当时的克林顿政府从美国340亿美元的外汇稳定基金中提出200亿美元帮助墨西哥政府，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商业银行的援助，共计53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稳定了汇率和投资者信心，到1995年底，墨西哥经济开始走出危机。

三年之后，又一场金融危机在东南亚爆发，后转移到东亚，涉及国家之多、过程之复杂、破坏程度之强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997年6月，国际炒家大幅抛出泰铢，泰国政府被迫动用外汇储备进行阻击，但是泰国只有300亿美元外汇储备，无力抵挡资金雄厚的国际炒家。于是，7月2日，泰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14年来实行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当天，泰铢兑美元的汇率下降了20%，随后波及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和股市轮番暴跌，货币贬值达30%—50%，仅汇市和股市下跌带来的损失就在1000亿美元以上，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10月下旬，国际炒家将目标对准中国香港，10月18—28日，香港恒生指数跌去三成，市值减少1517亿美元，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多年来实行1美元兑7.8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11月，国际炒家暂时放弃香港，转向更加有利可图的韩国。11月17日，韩元兑美元汇率大幅下跌，此后短短一个月内跌去一半多，11月20日，开市半小时内，韩国股市狂跌10%，此后一个月内韩国股市跌幅超过20%，大企业集团纷纷宣告破产，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韩国金融危机波及了与之经济关系密切的日本，日元贬值近30%，日本在韩国的投资收益降低甚至破产，导致数家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纷纷破产或倒闭。

1998年初，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拒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印尼盾兑美元将保持固定汇率，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美欧国家的一致反对，印尼盾狂跌70%，波及其他东南亚货币，直到4月8日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达成新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金融风暴导致印尼政局不稳，5月，执政30年的苏哈托总统下台。

1998年8月，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五成。8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入市挽救港币，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在外汇市场上，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币，香港特区政府就动用外汇储备购入港币抛出美元；在期货市场上，国际炒家估空港币，香港特区政府就将所有卖单照单全收，仅8月28日就动用790亿港币；在股市上，香港特区政府大量购入蓝筹股股票，仅8月27日就注入200亿港币，将恒生指数拉高88点。在两个星期的托市行动中，香港特区政府投入的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收购了香港多家公司的股票，占股市总市值的4%，一年之后，这些股票为政府带来717亿港币的盈利。经过此次阻击战，港币兑美元成功保持在7.75水平以上，成为危机所到之处，唯一没有出现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炒家的目标又对准了俄罗斯。与此同时，发生金融危机的韩国资金撤出俄罗斯投入本国市场，加剧了俄罗斯危机的程度。1998年上半年，俄罗斯总统与总理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局不稳，投资者信心不足，截至1998年9月2日，卢布贬值70%，俄罗斯股市较年初下跌85%，后来干脆停业，政府宣布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大约700家银行破产，而当时俄罗斯共有大约1500家银行，整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陷入破产境地，国内居民存款损失一半，通货膨胀严重，近1/3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

俄罗斯金融危机又进一步波及欧洲和拉美。从东南亚到东亚再到俄罗斯，投资者的信心大受打击，纷纷撤资以规避风险。例如，140亿美元从与俄罗斯同为新兴工业国家的巴西撤走，导致巴西外汇储备从700亿美元降到500亿美元。德国是俄罗斯最大的债权国，俄罗斯的欠款主要是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俄罗斯金融市场崩溃自然也冲击了德国等国的股市。

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每个国家情况各不相同，需要具体分析。但是这次危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进程的风险和负面影响，提供了鲜活的教材。首先，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有可能冲击甚至冲垮国内金融市场，当国内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时，这种冲击尤为致命。其次，国家政局稳定，财政实力强大，有利于减缓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面临经济全球化，国家的作用越发重要。第三，一旦发生危机，很可能会波及其他国家，因此需要各国协调行动以降低破坏程度，未来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监管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第四，相较于墨西哥危机的表现，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那么积极地帮助亚洲国家渡过危机，开出的援助条件相当苛刻，因此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这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中也是存在国家利益的。

四、经济全球化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由此导致了生产要素跨国家流动，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表现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增加，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跨国公司越来越活跃，推动了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出现。

为了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保护资金、技术和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国际经济组织积极行动起来。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世界各国达成了多个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包括《全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全球基础电信协议》、《全球信息技术协议》等等，在其成立的第一年，世贸组织就受理了62件世界贸易争端诉讼案件。它还推动世界各国做出减税承诺，当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被降低，可以预见的是国际贸易和交易的长足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另两大国际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负责监管和协调全球金融体系，当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危机时，这些国际组织就帮助它们实行经济改革，调整产业政策，推行更加开放的国家经济体制。当然，这些做法有时会引起争论。大量实例表明，受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的非洲和拉美国家虽然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国际债务和贸易赤字却在上升，政府预算中用于支付利息的比重成倍上升，社会状况出现恶化迹象。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革命缩小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和时间距离，降低了远距离交易成本，全球24小时不间断的实时交易已经实现，资本能够以空前的规模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以获得最多的利润。当经济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传递时，收集与分析经济信息的过程更加透明。目前，全球主要股票、期货和利率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特别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流动性的统一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很多时候，国家做出的经济决策能够有效调节本国经济，并进而对其他国家造成示范效应。另一些时候，国家本身就是国际贸易和生产的重要调节者，国家控制和决定着进出口总额、关税、国内市场开放程度，此外，国家还缔结和签订许多国际协议和参加国际组织来调节本国经济活动。为了降低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世界各国需要制定并遵守一致的贸易规则，经济制度和利益不同的各国，通过国际贸易被紧密联系在一起。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欧美国家开始进入严重的滞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困境，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被否定，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反对国家干预和经济管制、主张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潮，也成为美英两国推行全球一体化时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89年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和1991年12个欧洲国家共同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者为今天欧洲联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顺应新自由主义的要求，从90年代起，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转向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和自由化，如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国内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由世界市场来决定本国工资和商品价格、减少用于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开支等。以关税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平均关税水平在40%左右，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降低到4%左右，发展中国家下降到12%左右，国际贸易的成本被大幅降低。但是，以国家为单位参与的世界贸易组织，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其目的不在于公平交易，而是促进资本自由流动。但新自由主义也受到批评，原因之一就是它忽视社会公正，由它所引导的经济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和一国范围内贫富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动荡不安。

五、质疑经济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部分西方学者曾经用翔实的数据试图证明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只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建构的美好神话，这个神话至少有两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全球化带来统一的全球市场；第二，全球化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从而提高个人生活水准。

1．“全球市场”神话

质疑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学者几乎都是左派学者。他们认为，所谓的统一的全球市场更多地受到一国国内政治的选择和决定的影响，不同国家之间，商品价格的差别很少会由全球市场来决定，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统一的全球市场，相反，国家间的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加深。出于某些原因，只要有可能，国家能够在非贸易部门选择高工资和低效率。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其国内财富严重依赖国际贸易，但是，日本的某些制造业部门虽然在全球数一数二，相比之下，因为政府过度干预，它的金融机构和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却是出了名的低效率。东京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过度干预金融市场，企业不顾自身的经营成本和还贷能力而过度借贷，同时，政府对银行实行保护政策，承诺大金融机构不会破产，这种保护反而造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迅速膨胀。当1992年日本经济进入长期的衰退期和低迷期后，从1994年起，超过50家金融机构发生倒闭和挤兑风潮。此时，日本政府决定改变过去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实行优胜劣汰机制，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任由经营困难的金融机构自行解决问题，这又严重削弱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信心，反而导致股市暴跌、金融机构资产大减，并进而影响了东京的金融中心地位。

经济全球化的两个重要指标是贸易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水平。汤普森用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对比某些经济发达国家1913年和1993年的贸易水平（见表2-1），又用国民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相关系数，来比较2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金融一体化水平（见表2-2）。

表2-1显示，二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受到严重破坏，进入长期的缓慢恢复期，直到1993年，法国、日本、荷兰、英国等国的贸易水平都没有超越1913年的水平，德国和美国稍有超越。

衡量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一个指标是，国内投资相对独立于国内储蓄，换句话说，二者的相关系数越低，则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程度越高，相关系数越接近1，国际金融一体化水平越低。从表2-2可以看出，直至80年代，国际金融一体化水平都没有超过一战前的程度，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才有所提高，但远远没有达到全球一体化的水准。各国金融体系仍具有强大的相对自主性，而这一点，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想法相差甚远。

新自由主义试图证明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再重要，然而，表2-3比较了某些发达国家在1960—1995年期间，政府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反而发现，政府的总支出越来越多，说明政府将大量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方面，按新自由主义的假设，这意味着政府干预将不可避免地损害国际竞争力。但是，并没有什么经验证据表明政府高额财政支出与不良经济运行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更不用说因果关系了。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跨国公司将摆脱国家疆界的限制，成为自由的投资者。然而，事实却是，除了少部分例外，用资产份额、所有权、员工、管理方式、研发机构的地点这些指标来衡量的话，大量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仍然以母国为基础。而且，绝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了高工资、高税收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相对而言，进入工资和税收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少，生产的全球化远未实现。

2007年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之一《世界是平的》是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第一个神话的最佳注解。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2000年之后，全球化进入3.0时代，之前1800—2000年是2.0时代。3.0时代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从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化转变为各个人种参与其中的全球化，新一轮的全球化正在取消国界，对任何国家而言，坚持自由贸易的好处将超过实行贸易保护所带来的短期利益。在之前的另一本畅销书《理解全球化：凌志车与橄榄树》（1999）里，弗里德曼曾经天真地提出“预防冲突的金拱门理论”，声称“没有哪两个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彼此打过仗”。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9年，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轰炸南斯拉夫，交战双方的城市里都开着麦当劳。

2．“全球增长”神话

针对这第二个神话，存在着更多经验证据进行反驳。经济全球化已经将全球分化成两极，一边是美国、欧洲、日本、10个新兴经济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其中仅美国就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28%、全球货物贸易量的12.5%、外国直接投资的11%，另一边是贫困和动荡不安的广大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占世界人口1/4的工业化国家拥有世界财富的85%，西方七国集团占世界人口的11%，却拥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3，仅一个纽约城所耗费的电力就超过了西撒哈拉非洲所有国家的总和。过去40年来，全世界最穷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而全球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却增长了3倍，南半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北半球的17%,49个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10%，其占有的财富却不足1%，每年的总产值只占全球经济收入的0.6%。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年392.88美元），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两倍（每人每年785.76美元）以下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6%。全球最有钱的三个富翁——美国的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和墨西哥的卡洛斯·希利姆·赫鲁——拥有的财富总和超过150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最贫穷的7亿人或全球最不发达48个国家所拥有的财富总和。

对于富国和穷国而言，从全球化进程里获得的好处绝对是不一样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报道过：

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里，富国降低关税的幅度比穷国小。自从乌拉圭回合以来，他们还找到新的办法来固守他们的市场，最显著的是对他们认为“便宜得不公平”的进口货物征反倾销税。在发展中国家最有竞争力的几个部门，像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富国特别厉行保护主义。结果……富国对于从穷国进口制造品所征的关税，平均比对从其他富国来的进口货所征的关税高四倍。……富国如果肯把市场再开放一点，到2005年，穷国每年就能多出口7000亿美元。……世贸组织的134个会员国里，有29个国家没有派代表驻在日内瓦总部。更多国家几乎没有能力把提案交到世贸组织去。

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在全球化年代，每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逐渐加大。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干脆将某些生产和工作环节（如呼叫中心、软件设计、商务支持等）外包到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本国制造业和某些传统产业的工人失业，失业率上升，从而加大本国贫富差距，传统的终生就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临时性的弹性工作、灵活就业和兼职工作。1974年至1983年期间，大约有800万份报酬相对较高的工作丧失，其中大多数在欧洲，与此同时，亚洲和拉美的就业岗位迅速增加，目前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这四国的劳动力占全球劳动力市场的45%。

表面上看，虽然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资本输入，解决了就业问题，但是“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未有效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数据，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22∶1，占我国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社会财富倾向于流入高收入群体。

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的差异，在很多国家里，财富更容易聚集在“外来的”少数族群手中，如西非的黎巴嫩人、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菲律宾的华人、南非的白人、俄罗斯的犹太人等。在这些国家里推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往往造成的结果就是处于贫困的多数族群嫉妒和仇恨富裕的少数族群，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是种族灭绝大屠杀，比如1991年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屠杀克罗地亚族，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杀死80万图西族，1998年印尼排华骚乱致使2000多人丧生。

真正从全球化中得到好处的是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里的少数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付出了贫困、失业、社会解体、环境破坏等代价。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万人中，有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发展中国家有2500万人发生农药中毒，500万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美、日、欧消耗了世界2/3的纸制品，所使用的木材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发达国家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矿产、木材、水源等资源，为本国经济和本国人民谋取福利，牺牲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发达国家进口初级原材料，出口高级制成品，从发展中国家谋取了高额利润。关于非洲的数据表明，非洲从发达国家每吸收1美元投资，就会因为开放市场和资源而损失1.5美元。

以公平贸易为旗号，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发达国家以国民待遇，消除发达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障碍，拒绝这一要求的国家沦落到世界体系的边缘地位，最终被整个国际社会忽视；答应这一要求并据此开放市场的国家，在左派学者看来，最终将成为发达国家的依附者，引起社会不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