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健康传播：一个学科领域的诞生

健康传播，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历史漫长而悠久，而作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独立的学科，它的出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在学科建立之初，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成为健康传播学科衍生的母体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健康传播学从这些学科中汲取理论精髓和研究方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健康议题的引入并逐渐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则是学科发展的自然趋向。

一、社会环境与学科背景

任何一个新学科的诞生都离不开孕育它的社会环境和学科背景，健康传播学的出现正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健康需求的变化，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科学和医学的发展，以及传播学自身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

1．社会环境

作为社会学与现代传播学的学科发源地，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将健康和医疗当作社会问题看待，并使用相应手段予以解决。早期的美国社会学研究具有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的传统，因此对健康和医疗等社会问题密切关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医学社会学成为美国社会学六个专业领域中的一个。

事实上，医学社会学的发展受到当时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在战后达到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与此同时，各种矛盾日益凸显，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作为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服务资源的提供和分配，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政府提出一系列应对方案，希望通过反贫困、教育补偿、医疗改革等措施改善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促进社会公平。在这一背景下，医学社会学，以及此后出现的健康社会学和健康传播学等相关研究领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2．学科背景

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学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在学科构成上更加多元和杂糅。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为健康传播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国外健康教育最早源自与学校有关的卫生教育。19世纪后期，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相继在学校中开设生理卫生课，“健康”开始被列为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此后，一些直接从事卫生和教育的学者逐渐明确地将健康与教育联系起来，通过教育指导人们对疾病的预防。美国是开展健康教育较早的国家。早在20世纪初期，健康教育一词以及健康教育的定义就已经在美国某些医学会议和机构中使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抗生素和其他特效药物的问世，以及外科手术的发展（如器官移植、冠状动脉搭桥等），使得美国卫生部门一度出现了过分强调生物医学方法的观点，产生了重治疗、轻预防的卫生战略，其后果导致美国医疗费用急剧上升。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逐步认识到由于不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疾病（如冠心病、肿瘤等）和一些社会疾病（如自杀、精神忧郁等），对人类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胁并非单纯依靠科学技术所能解决，健康教育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宣言》中将健康教育列为初级卫生保健的八项任务之首。

健康教育学在自身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非常注重从其他学科吸收营养。20世纪40年代，现代传播学在美国兴起并迅速壮大；60年代，传播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方法被引入健康教育领域。传播学与健康教育学的嫁接为日后健康传播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更确切地说，医学社会学是健康传播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学科根源。医学社会学家很早以来就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分别是医患关系和健康资源分配的社会结构问题，并习惯于将其置于更大的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其中较著名的学者有左拉（Zola）和克雷曼（Kleinman）。左拉（Zola,1966）的研究着眼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医患关系，克雷曼（Kleinman,1980）的专著《文化背景下的患者和医者》同样强调了文化影响在医患关系中的作用。

随着医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仅仅局限于“医学”已显不足，具有更广泛内涵的健康社会学逐步出现。按照研究取向的不同，健康社会学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社会学问题意识”推动而进行的独立的观察和分析，即健康的社会学研究；另一类是由“健康问题意识”推动而进行的应用性、联合性的教学和科研，即健康中的社会学研究。这一分类方法对于日后构建健康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影响巨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特有的社会环境促使美国社会推行了一场旨在促进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的所谓“人文主义心理学运动”（The Humanistic Psychology Movement）。这场特殊的运动突出了“治疗性传播”在心理健康促进方面的重要作用，对日后健康传播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传播学研究者的注意力。

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相关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借鉴上。社会心理学通过对社会互动、社会交往等人类最基本的沟通活动的研究，揭示传播行为的一般本质，从而为传播学提供了丰富的学科基础知识。符号互动理论、把关人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使用与满足学说等这些传播学研究中常用的理论范式，都与社会心理学有着重要的联系。

二、美国的健康传播研究

一般认为，美国是现代健康传播的学科发源地，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预防艾滋病运动”使健康传播研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播学界从隐性走向显性，众多学者和研究资金的投入使健康传播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标志性的事件，如第一个专业学术机构的建立、第一本专业书籍的出版、第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的研究计划的实施等。这些标志性的事件不仅作为学科研究的里程碑载入学科发展的历史，而且成为学科进步的阶梯。

1．20世纪70年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

1971年，美国心脏病学专家杰克·法奎尔（Dr.Jack Farquhar）和传播学者内森·迈克比（Dr.Nathan Maccoby）借助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力量开展了一项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促进运动，目的在于“通过降低体重、减少吸烟、降低血压和血脂水平，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发病风险”，这就是著名的“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Stanford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Program, SHDPP）。该“计划”将目标社区随机分为三组：一组仅仅接受来自大众传媒的单一“刺激”，反映大众传播的效果；第二组在接受大众传媒“刺激”的同时，加上人际传播，显示了双重传播的效果；第三组为空白对照组，并对传播效果通过田野调查进行评估。结果显示：第一组和第二组效果显著，与第三组相比有显著差异；而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差异不明显。研究者认为，在健康促进运动中大众传播加上人际传播的效果最佳，但大部分情况下仅有大众传播，效果同样很理想。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同时在美国、芬兰、澳大利亚、瑞士、南非和德国六个国家进行，其中美国部分主要在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罗德岛和马萨诸塞四个州展开。

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习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社会营销策略等理论框架。这些理论和方法日后均成为健康传播学重要的理论组成。这一历时5年（1971—1975）的健康促进运动是医学学者和传播学者的首度联手，是传播学研究方法在健康领域的首次应用。因而，美国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被大多数学者公认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

此后，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之投以极大的热情。为了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可，在传播学界赢得一席之地，1972年在一批对健康领域感兴趣的传播学研究者的倡导和努力下，成立了早期的“治疗传播兴趣小组”（Therapeutic Communication Interest Group）。该小组隶属于著名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成为其下属的众多分支机构之一。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的建立奠定了健康传播在学术领域的地位，创建了与其他学科对等交流的平台，向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一年后，该组织创办了第一份简易的专业文献集辑——《国际传播学会简讯》（ICA Newsletter），专门介绍健康传播的宗旨、研究领域和特点等，并刊登专业文章和资料，有效地扩大了健康传播在专业领域内的影响。

伴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一个矛盾凸显出来：治疗性传播针对的主要是与疾病治疗和预防有关的医学领域，而不包括诸如吸毒、性乱、避孕、延长寿命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为此，在1975年国际传播学会（ICA）芝加哥年会上，治疗传播兴趣小组的成员提议使用更为宽泛的名称——“健康传播”来涵盖这一专业传播领域的研究工作并获得通过。ICA“治疗传播兴趣小组”正式更名为ICA“健康传播分会”（Health Communication Division）。这是学术界首次正式使用“健康传播”这一提法。

2．20世纪80年代：走向成熟

在现代健康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专业书籍的出版问世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由传播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健康传播的专业书籍出版于1984年，书名为《健康传播：理论与实践》，作者是著名的传播学者格雷·克利普斯（Gary Kreps）和索恩坦（Thornton）。同年出版的第二部专著是由夏夫（Sharf）所著的《内科医生优化传播指南》。紧接着，诺索斯（Northouse）于次年出版了该研究领域的第三部专著——《健康传播专业人员手册》。三部专著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专业研究学者的写作热情，此后各类专业书籍和论文层出不穷，巩固和丰富了健康传播的发展。

及至80年代中期，健康传播研究者的队伍得到了迅猛的壮大，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为了适应学科的发展，美国传播学领域最大的专业团体——口语传播学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CA）于1985年成立了“健康传播委员会”（Commission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作为对国际传播学会（ICA）“健康传播分会”的补充。原先ICA“健康传播分会”中的许多成员同时加入了SCA“健康传播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发展非常迅速，仅仅在数年之后就在规模上超过了ICA“健康传播分会”，并升级为SCA“健康传播分会”。两者的交流与合作打破了多年来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少有往来的局面。

专业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学科研究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专业化、规范化必备的要素。1985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召开的“医学传播会议”（Medical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是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史上第一次重要的专业学术会议。次年，美国健康传播学界又成功地召开了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第一次由国际传播学会（ICA）与英国牛津大学合办，主题为“基础医疗保健中的健康教育”（Health Education in Primary Care）；另一次在加拿大西昂塔里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举办，主题为“医患传播”（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除此之外，国际传播学会（ICA）和口语传播学会（SCA）每年定期召开的学术年会也成为健康传播学者定期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80年代前后，美国健康传播专业研究机构的出现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类研究中心大多依托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进行健康传播研究。当今美国在健康传播研究方面实力较强的高校主要有：斯坦福大学、普渡大学、马里兰大学、密执根州立大学、肯塔基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南加州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等。每一所大学的研究中心都有一个或多个专家组开展各种科研项目。这种科研项目通常是通过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展开的。往往是传播学者与社会心理学者、社会学者、健康教育学者、公共健康学者以及医学专家等进行合作，共同研究。在美国，这类跨学科研究机构中著名的有：肯塔基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研究院、斯坦福大学疾病预防研究中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口与家庭健康署等。这些机构成为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中坚力量。

从研究人员的构成上看，主要来自四个领域。其中，高等院校医学院系的研究者和卫生事业机构的从业人员，即具备医学、公共卫生学教育背景的人员是现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主力人员，所占比例几乎达到一半左右。传播学研究者是从事健康传播研究的第二大群体，占总研究人员比例的25%左右；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研究者和来自综合性大学的研究者，两者总数约占25%左右。

8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健康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被提上了日程。早期的健康传播课程设置在一些研究型大学的口语传播专业中，如明尼苏达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南加州大学等。授课对象包括大学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此后，斯坦福大学、肯塔基大学、马里兰大学等著名高校也纷纷开设了健康传播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不仅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健康传播从业人员，也提升了这些高校在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能力。此后，健康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在美国高校中逐步推开。据美国全国传播学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全美各高校中约有20个主要的健康传播博士研究项目（可授予博士学位）和40个硕士研究项目（可授予硕士学位）。

80年代末期，美国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创办了自己的专业学术期刊。1989年创刊的《健康传播》（季刊）（Health Communication）是全美第一份健康传播学专业期刊。第一期创刊号上，首任主编汤普森（Thompson）约请了5位学界的专家学者就该领域的发展现状及未来研究方向撰写特稿。《健康传播》的创办一改以往健康传播专业论文没有属于自己的刊物、只能发表在各类会议纪要和综合期刊上的历史，成为该领域学术上走向成熟的标志。

3．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的发展

经过80年代的全面发展，美国健康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国际传播学会（ICA）、口语传播学会（SCA）等专业机构和设有健康传播课程的著名高校开展了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繁荣。1996年，全美另一份重要的健康传播研究专业学术刊物《健康传播季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创办。与1989年创办的《健康传播》相比，《健康传播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偏重于国际性、应用性研究，而《健康传播》的定位则偏重于理论性研究。

进入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对联邦研究基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以艾滋病防治为例，1995—199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不断增加开支，1995年为67亿美元，1997年81亿美元，1999年上升到97亿美元，五年总开支高达406亿美元。除此之外，大量私人基金组织的资金注入也成为90年代美国健康传播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

三、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研究

与西方学界的健康传播研究相比，华人社会的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晚。目前，海内外华人社会有几个较具规模的传播学研究组织，按成立时间的先后，依次为：（北美）国际华人传播学会（CCA），成立于1990年8月，首任会长李金铨；（北美）华人传播研究学会（ACCS），成立于1991年11月，首任会长陈国明；（台湾）中华传播学会（CCS），成立于1996年6月，首任理事长陈世敏；中国传播学会（CAC），成立于2002年6月，首任会长张国良。在健康传播研究方面，我国台湾传播学界（以CCS为代表）起步相对较早，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组织健康传播专题研究和探讨。作为中国台湾新闻传播学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台湾《新闻学研究》将1999—2000年的研究重点确定为“健康传播”。

1．健康传播研究的两种取向

对于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萌芽，有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一种观点从公共健康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健康教育研究应该被视为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从而将“健康教育或健康促进研究中一部分与传播学相关的研究内容”全部纳入健康传播的研究范畴。标志性的事件，是1987年全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的召开。另一种观点从传播研究的角度入手，认为传播学研究者的加入，以及以“传播学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课题的开展，是中国大陆在传播学意义上的健康传播研究领域得以发端的必要条件。标志性的事件，是2000年9月《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一文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期刊《新闻大学》上的发表。两种观点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对健康传播不同研究取向的选择。前者是公共健康研究取向，后者是传播学研究取向。事实上，作为一个交叉研究领域，健康传播研究正是建立在多重研究取向的基础之上。对于任何一个健康传播问题，单一取向的研究都是不充分的。因此，“健康教育或健康促进研究中与传播学相关的研究内容”理所当然地属于健康传播研究的组成部分。

在公共健康研究方面，1987年，我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传播学理论，提出了传播学在健康教育中的运用，并探讨了宣传、教育与传播的关系等问题。1989—199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政府第四期卫生合作项目启动，工作重点是通过逐级培训健康教育和妇幼保健人员，从而向广大农村妇女广泛传播关于母婴保健知识的通俗性读物——《生命知识》。在这一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首次提出并确立了健康传播的概念。1992—1993年，各地一部分医科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和师范院校尝试开设“健康传播”课程。1993年，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编写了一套健康教育专业教材，其中之一就是《健康传播学》，成为第一本健康传播方面的专业书籍。1996年，由米光明、王官仁主编的《健康传播学原理与实践》出版。

我国健康传播专业机构的组织形式是以各地卫生系统中的卫生宣传机构为基础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部分卫生宣传机构改称健康教育馆、所、处、科（室）等。1986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接管《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主办，并相继开辟了一系列与健康传播研究相关的专栏，如传播学研究（1990）、健康教育传播、传播健康教育（1996）、健康传播研究（1999）、健康教育传播研究（1999）、健康传播学研究（1999）等，为20世纪末中国大陆健康传播研究的起步开辟了一块田地。1991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成立“传播研究室”，专门从事传播学在健康教育领域应用方面的研究。1994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牵头发起“全国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首次由卫生、广电、农业等多部门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大众传播为主要手段的农村健康教育活动。

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省一级的健康教育所（馆），承担本地区的健康传播工作。大、中城市乃至一些县、区也先后建立了健康教育机构。各级卫生防疫站普遍设立卫生宣传科室；各地妇幼保健院（所）成立健康教育科；各级各类医院也都安排了专/兼职人员承担本单位的健康教育工作，一个初具规模的健康传播网络逐步在全国卫生系统中得以建立。

在传播研究方面，自2000年《新闻大学》发表《论健康传播兼及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展望》一文之后，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等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上相继发表，并逐渐增多。2006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系列丛书一套，首次推出国外健康传播学译著《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2008年2月，专著《健康传播与社会》正式出版。

随着健康传播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近年来以健康传播为主题的各类专业学术会议逐步兴起。2003年11月，“中国健康教育与大众传媒论坛”在北京举行，首次开创性地以健康传播作为论坛研讨的主题。2004年11月，“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挂牌成立。2006年10月，“首届中国健康传播国际论坛”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积极推动下召开，成为中国大陆首个定期举办的健康传播国际学术论坛，为开展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搭建了平台。2007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华语健康传播论坛”召开，成为另一个定期召开的高水平健康传播学术论坛。

2．中国台湾的健康传播研究与教育

两种研究取向并行发展的现象，在我国台湾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公共健康研究取向”与“传播学研究取向”成为台湾健康传播研究的两大方向。从研究特点看，台湾的健康传播研究在传播学领域与公共卫生领域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基本上，公共卫生界视传播为工具，将传播作为一项可以引发受众知识、态度与行为改变的变量加以研究，且行政导向明显；传播学界则将传播视为一种“提供健康维护与健康促进的核心社会过程”，其功能在于创造、搜集、分享健康信息，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传播的“过程”与“动力”，以及对健康传播过程中的“权力”与“权利”意识的反思等方面。从研究人员的构成看，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医护人员或教育推广者是主要成员，新闻传播研究者的参与程度相对不足。有研究者对台湾1994—2005年的健康传播相关研究进行检索分析，发现：在包括健康传播、健康教育、卫生教育等在内的广义健康传播研究中，96%来自教育、卫生、护理类专业研究者的贡献，仅4%左右来自新闻传播学界，且各自处在单一学科的研究领域之中，跨领域的研究尚未切实展开。总体研究方向仍侧重于医药卫生与教育倡导方面，公共卫生及护理期刊是研究者投稿首选的两类期刊。

台湾的健康传播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高达九成的研究着眼于本地的健康议题，多以单一时间点的断代议题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传播媒介的关注方面，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或大众传播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效果比较。研究的应用属性远较理论性为强。

从研究议题的变化上看，1980年之前的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较多关注公共健康知识与健康政策的传递，如新医药与新疗法的普及、家庭计划生育等内容是当时的研究重点。进入80年代，台湾健康传播研究开始注重理论的应用与发展，议题设置理论、涵化理论等逐步在健康传播研究中显示出理论指导意义。此外，大众传媒在健康传播中的影响作用和效果受到关注，并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20世纪90年代之后，台湾健康传播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除了从特定的健康议题或疾病议题（如艾滋病、控烟、禁毒、心理健康、全民保健、瘦身减肥等）入手进行的重点研究之外，也有针对特定传播媒介或特定理论的应用研究，如互联网健康传播、健康社会营销研究等。与此同时，健康传播研究中对健康议题的思考更具人性化与权利意识。

健康传播教学方面，总体而言台湾尚起步不久，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这类课程主要开设在高等院校的传播学系所或公共卫生与医护系所中，多为专业研究所或大学部高年级的选修课。其中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高校有台湾慈济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等。

1999年台湾慈济大学申请设立传播学系，“并决定将未来传播学系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放在可以结合医学与传播学的健康传播上”。2001年，台湾慈济大学“在以人文为本的博雅、通识教育的理念下开展健康传播教学”，设立健康传播、媒介素养两大专业领域，成为台湾传播学界第一个与健康传播相关的科系。同年，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成立媒体组，尝试将健康传播教学体制化。目前，台湾在健康传播教学与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机构有：台湾慈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台湾世新大学新闻系与口语传播学系等。

【关键概念与要点回顾】

古代健康传播可根据其传播方式、传播载体和传播主体的不同，大致分为几种类型。其中，按照传播方式的不同，分为人际传播与文献传播；按照传播载体的不同，分为语言文字传播与非语言文字传播；按照传播主体的不同，分为官方传播与民间传播。

现代健康传播在走向系统化、专业化、多样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传播内容的更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人类疾病谱的变化所导致的对人类健康关注点的位移。另一个更新来自现代文明社会的新科技和新环境所产生的新的健康问题。二、“生物—心理—社会”健康模式的提出从理论上确立了健康传播多维延展的新模式。健康传播从以往单纯传递健康知识和健康技能的简单模式，过渡为集传播健康知识、健康心理、健康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模式；从以往单向的教育、传授模式，过渡为双向的传播、互动模式。三、在新的健康传播模式带动下，社会营销策略、娱乐—教育策略等一些新的传播策略得以运用。

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健康传播研究属于专业传播研究的范畴，在学科构成上更加多元和杂糅。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的角度为健康传播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范式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其中，健康教育学、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对健康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前后，现代健康传播研究萌芽。1971年的美国“斯坦福心脏病预防计划”（SHDPP）被大多数学者公认为现代健康传播研究的开端。

【对话与思考】

1．古代健康传播主要有哪些方式？怎样合理分类？

2．从传播的角度看，文人从事健康传播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试举例说明。

3．现代健康传播有哪些新的特征？如何看待健康传播的模式转变？

4．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健康传播学的学科源泉有哪些？

5．健康传播研究的“公共健康取向”与“传播取向”，两者的异同体现在哪些方面？谈谈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