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和泰学术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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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科研活动

1928—1929学年度,钢和泰出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讲师。按照邀请的计划安排,这一学年中钢和泰总共应讲授两门课程:上半学年讲授《佛教神学》,下班学年讲授《大宝积经译释》。实际上,名为《佛教神学》的课程主要讲授基础梵文,同时也讲授一点藏文。对于钢和泰教授在哈佛大学讲课情形,最直接鲜活的材料当属李方桂先生游学哈佛时的记载。

大概就在钢和泰教授到达哈佛大学的同一个时候,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萨丕尔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和美国人类学会会长。他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美洲印第安民族及其语言、人类一般概念、文化和个性的关系。著有《语言论》和《萨丕尔选集》。和布龙菲尔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美国语言学家。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美国语言学会发起人,并任首任主席。曾任国际语音协会和丹麦皇家科学院的会员。在美国语言学史上,1933—1950被誉为“布龙菲尔德时代”。著有《语言研究导论》(1914)、《语言论》(1933)等。二战期间,编有《外语实地调查简明指南》、《俄英词典》(1945)。念完博士学位、需等待半年才能授予学位的李方桂先生恰好游学哈佛李方桂(1902—1987)在美求学四年取得三个学位:学士、硕士、博士。这在美国教育史应该说是极其少见的。李方桂完成学业后,之所以要等半年才能拿博士学位,是因为在做博士论文之前他根本没有申请博士候选人的打算。后来是因为萨丕尔认为他的论文可以申请博士学位,鼓励他去参加有关资格考试。即便如此,完成这一系列要求的时间对于李方桂来说也太快,在1928年2月就完成资格考试,而此前他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但他无法拿到博士学位,因为芝加哥大学规定,必须在获得博士学位的9个月前通过考试。因此,尽管李方桂已经完成全部学业,但他必须等到当年的11月或12月才能获得博士学位。于是,他的三位导师(勃克、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决定,给他申请一笔经费,到哈佛大学游学去了。参阅李方桂(2003):《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王启龙、邓小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8—30页及其他相关章节。,听过钢和泰男爵的梵文课。钢氏在哈佛教梵文,用的是自编的梵文教材,附有藏文。因此,方桂先生在学梵文的同时,也跟钢氏研习了藏文。这在《李方桂先生口述史》里是这么描述的:


我在哈佛没有选任何语言学课程。他们开的语言学课程嘛——语言学系主任叫什么来着?事实上他是印欧语语言学系主任,是个英国人。

是克拉克,瓦尔特·E.克拉克教授(Prof.Walter E. Clark)有关瓦尔特·克拉克(Walter E.Clark,1881—1960)生平,参阅第二章“游学之路”。。在哈佛有久负盛名的梵语研究传统,是由查尔斯·R.蓝曼(Charles R.Lanman)等人开创的。

所以我选了吠陀梵语(Vedic)。即早期梵语。我也跟克拉克的班级听课,还听另一位访问教授——斯特尔·冯·霍尔斯顿(Stael von Holstein)即钢和泰男爵。教授的课。我们开始读一些梵语佛经。书本是霍尔斯顿编的,附有藏语译文。所以,从那门课我也学了一些藏语。译文里有梵语、藏语,也有汉语译文。而克拉克只懂梵语,但他学过藏语。他学不会汉语。霍尔斯顿知道怎么读汉语,我读汉语,也学会读梵语和藏语。因此,我们这个学习小组非常有趣,三四个人中有两个是哈佛教授。我们一起继续学所谓的高级梵文佛经,学藏语等等课程。

在哈佛待了半年之后,我想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对哈佛校方说:“我想去欧洲看一看。”哈佛同意了我的请求。他们说:“好,如果你想走,就可以走,我们不强留你。”

所以,我从哈佛回到芝加哥,取得了我的博士学位,就到欧洲旅行去了:先到英国,后到巴黎,再到柏林。参见李方桂(2003):第30—31页。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这么几个情况:

首先,尽管哈佛大学早已有梵文教学的传统,但当时远未成熟,包括梵文教材的编写也未尽如人意,否则,钢和泰用不着自己动手编写梵文教材。可见,钢和泰的梵文教学对于哈佛大学发展时期的梵文教学研究多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或者示范作用。

其次,我们从钢和泰的著述和通信中,只发现用英、法、俄、德几种文字撰写的材料,没有发现汉文材料。也许会误以为他根本不懂汉语,其实不然,从李方桂先生的叙述中,明确说明了“霍尔斯顿(即钢和泰)知道怎么读汉语”,方桂先生跟他“学会读梵语和藏语”。可见钢和泰学识渊博,娴熟掌握若干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和文化宗教传统等。

第三,从上课的方式我们还可以看出,一如哈佛悠久的历史传统,这种小型的研究性课程都是讨论式的,老师只是起指导作用,学员可以自由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富有创建性的思想火化往往可以在师生之间的一来一往的“唇枪舌剑”中喷发出来。这始终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地方。

最后,参与钢和泰这门名曰《佛教神学》的梵文课的人本来寥寥无几,其中就有两位哈佛教授。可见,这门课的师生其实大都是饱学之士,钢氏开设的梵文课程对当时的哈佛人文学术是何等的重要,受到了学术同道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认同。


钢和泰的另一门课程《大宝积经译释》,上课形式与《佛教神学》相似,但估计参加听课的人除了某些哈佛学者之外,还有不少哈佛学生。这门课程的实践性很强,实际上是讲课者研究心得的传授和对学生研究能力的培训。讲授内容是钢和泰十分熟悉的,他多年致力于梵、藏、汉佛经的对勘研究,而这方面《大宝积经迦叶品》是他研究的重点之一,自从上世纪的1918年来中国之前就倾心于此,并矢志不移,到了中国之后,他的梵、藏、汉对勘研究巨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即钢和泰(1926·1):(专著)《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其实在1922年左右就已经完成,只不过是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过程花了好几年时间,直到1926年才出版而已。因此,讲授《大宝积经译释》对于钢和泰来说,可谓信手拈来。他这门课一定吸引了不少哈佛师生。

有趣的是,钢氏虽然学识渊博,但他对哈佛的那一套考评制度并不熟悉,以至于在最终给学生打分时,当时的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蔡斯教授(同时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不得不援之以手,致函加以指点。在第一学期快结束时(1929年1月18日),蔡斯教授致函钢和泰,也是关于钢氏在哈佛大学的教学问题,具体就钢氏在哈佛所任课程的考试安排给予介绍和解释:


我亲爱的男爵:

本尼狄克特(Benedict)先生对我说,您将给参与您课程学习的人进行的考试还有些不清楚。这主要是我的失误,因为我的确没有制定我们必须遵守的规定。选《中国语21》和《大宝积经引论》(译者注:即《大宝积经译释》)的人应该参加一次笔试,分数送到办公室。如果阁下对如何进行这种考试有疑问的话,我想克拉克教授即瓦尔特·E.克拉克教授,时任哈佛大学印欧语语言学系主任。会给您提供帮助。

注册选《中国语20》者——阿克尔(Acker)、西克曼(Sickman)西克曼(Laurence C.S.Sickman),又译席克曼、西克门等。1930年被哈佛燕京学社选派赴华留学,1935年返美。在华留学期间,钢和泰是其导师之一。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曾任密苏里美术馆东方艺术馆馆长。主要著述有《中国的艺术与建筑》(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1971)(与Alexander Soper合著)等。、槟翰姆(Bingham)以及Lee等先生应该参加一次正式的笔试,阁下要根据您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的印象在注册办公室发的空白记分表上登分:如果学习非常令人满意,就给A分,如果不是最好,但又确实不错的给B,如果成绩平平,就给个C。如果我说的这些话,对阁下给这些学生打分多少有些用处的话,我将非常高兴;此外,我相信克拉克教授也会给阁下一些建议。

至于下半学年的安排,我将继续把《中国语21》作为一门半学年的课程,藏语那门课程将公布为《中国语23》。这样就有可能让那些选这门课的人在学年末参加藏语的笔试,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可以承受这个考试了。

如果这些不是十分清楚,请随时告知。

您诚挚的朋友,

蔡斯


不过,从信中内容可知,钢和泰实际讲授的远远不止原定的一学年两门课程(《佛教神学》和《大宝积经译释》)。原定的两门课程在上半学年就讲完了,同时还讲授了《中国语20》和《中国语21》,选修前者的人还必须参加正式的笔试。而下半学年的课程安排则是,继续讲授《中国语21》,同时开设《中国语23》,后者其实就是讲授藏语。


除了教学活动之外,钢和泰这次赴美肯定也为他在哈佛的科学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钢和泰始终认为,北京是他唯一适合做学问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他能够寻觅到研究资料的最佳场所。事实上他此次赴美之前在北京期间搜集了大量文物和文献资料。但是,由于在北京经济上拮据,他难以将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出版。因此,钢和泰一定会充分利用此次赴美的机会,尽可能带上他在北京搜集到的资料,在美国寻求出版。其中,人们最为熟知的就是两卷本的《两座喇嘛教神殿》。

《两座喇嘛教神殿》(Two Lamaistic Pantheons)分卷I、卷II,此书的材料——数百尊佛教雕像和画像都是钢和泰男爵在北京故宫喇嘛庙里发现后逐一拍摄下来的,钢氏赴美讲学时带上它们,以便寻求出版。此书后来是以“哈佛燕京学社丛书”(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onograph Series)之卷3和卷4出版的,1937年哈佛大学出版时钢氏刚去世不久,导言和索引署名为“哈佛大学梵文研究威尔斯讲座教授Walter Eugene Clark”,作者署名之后注明“根据已故钢和泰男爵搜集的材料”。实际上这部作品的基础工作是钢氏做的,严格说来,应该合署为“钢和泰、克拉克著”。从现有材料看来,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哈佛大学语言学系主任、梵文学者克拉克在整理出版此书,始终是在钢和泰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

另外,据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钢和泰研究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出,钢和泰在哈佛期间,带上了他在北京的研究资料,继续进行他始终情有独钟的梵、藏、汉佛经对勘的研究工作,有好些成果至今完好无损的保存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遗憾的是,其中大多没有整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