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真与善——中间物的叙事伦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1918年，鲁迅已经37岁了。在这一年4月5日的日记中，他只简短地写着一句话：“云。晚钱玄同、刘半农来，夜风。”这一夜，应该就是发生著名的关于“铁屋子”争论的夜晚。约一个月后，《新青年》刊出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文中，鲁迅借狂人之口痛陈“仁义道德”的“吃人”本性，呼吁人们寻求“真的人”。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鲁迅沉默十年后的呐喊。1908到1918，整整十年，中国大地上演着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复辟的种种政治巨变。在这风云变幻的乱世，在北京这个政治风暴的旋涡中心，鲁迅沉寂于古籍整理之中。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这样谈论着拜伦：“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十年沉寂之后，他自省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是怎样黯淡的十年光阴，让鲁迅如此沉痛地告别了自己的青春。这个黑洞般的S会馆，这个诞生出中国现代文学一代大家的夜晚，就是出于这样一个对黑暗人生的反思：毁坏铁屋，如何对得起那些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之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在追求光明与在黑夜中沉睡偷生之间，我们能如何衡量和取舍呢？鲁迅初登中国文坛，就带着用整个青春岁月换来的疑虑开始了他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