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早期儒学教育的兴衰

日本古代文化的发达，是与儒学教育的兴盛并行不悖的。奈良时代诸代天皇对儒学的造诣颇深，改变圣德太子以佛教思想为中心、以儒学为辅的德治政治思想，遵奉儒家的法治政治思想，以治国兴邦。《大宝律令》后的翌年，即大宝二年（702），恢复停止了32年的遣唐使，其目的，除了进一步吸取唐朝律令制的经验，具有政治性格之外，更重视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大大地增加了吸收文化的色彩。比如，山上忆良、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学者、诗人入唐，再一次掀起学习唐代文化的热潮。他们与唐代学者、诗人进行广泛交流，结成亲密的友谊，颇具浓厚文化色彩的象征意义。这些学者、诗人归国时，带回大量的儒籍，动辄数百卷上千卷。有的归国后，担任了儒学的教授。比如，留唐师从儒学者赵玄默的吉备真备，作为东宫学士，教授皇太子阿倍内亲王（孝谦天皇）《礼记》等儒典，以及恢弘儒学和道艺，讲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书道，先后受业学生达400人。同时，吉备真备为了振兴儒学，还完善祭祀孔子的释奠仪式。这些事实，不仅有力地说明当时汉籍的大量传入日本，同时也反映了其所具有的文化性格，对日本的儒学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平宝字元年（757）《养老律令》实施后，根据此令，改变迄今参照中国汉代以来的传统教育制度而设置的“学职”，以及调整天武四年（675）根据《近江令》设置的大学寮，相当于唐代的国子监，成为在八省之一的式部省（中央掌管文官人事的官厅）直辖的中央大学、地方则设置国学（注：国学，“国”古代日本地方行政单位，国学也就是地方学校。），作为传授学术、培养官吏的教育机关。大学寮以招收上层贵族子弟为对象，在录取的近500名学生中，庶民只有10名。课程设置，分明经（儒学）、明法（法律学）、纪传（诗学、历史学）、算（数学）、音（音韵）、书（书道）等，其中以明经为主，《孝经》、《论语》是必修课，其他如《礼记》、《左传》、《诗经》、《周礼》、《仪礼》、《周易》、《尚书》，作为选修课。儒家经典的教科书，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比如规定必修的《孝经》，必须用孔安国和郑玄注、《论语》必须用郑玄和何晏注，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的教育，彻底贯彻儒教思想和规范化，是为律令政治服务的。官吏录用，必须经国家考试。国家考试分秀才试、明经试、进士试、明法试四种。不管哪种考试，主要以考儒学经典为主，合格者才授予相应的阶位。汉文不合格者不能成秀才。

根据《养老律令》规定，每国各设一所国学，由地方最高的官厅太宰府主持，称“学校院”、“学业院”，掌管教授经业，学生以地方行政长官的子弟为对象，主要培养地方官吏。国学的毕业生，也可以进入大学寮。课程内容，大体与大学寮相近，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材。但是，地方国学财力不足，典籍匮乏，发展并不理想。比如，本来规定每个地方分设一所国学，但最后只在西海道（今九州）诸地设立直属于太宰府的府学，招收其筑前（今福冈县西北部）、筑后（今福冈县南部）、丰前（今福冈县东部）、丰后（今大分县大部分）、肥前（今佐贺、长崎两县部分）、肥后（今熊本县）六地的学生，从一个方面说明，此六地尚未能设置国学这一教育机构。比如，府库只藏五经，并无三史，诏令给国学赠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至奈良时代末期，地方府库尚无一部历史书，给教学和学习带来一定困难。又比如，菅原道真就任地方官赞岐寺时，慨叹国学庙堂释奠仪式所用的祭器短缺，礼仪不完备等等。从中可以窥见其时中央教育与地方教育的差距，以及其学术水准差异的一斑。

初时作为中央大学的大学寮，主要招收上层贵族子弟，就学状况并不理想。式部省招聘儒学教官也不如预期，地方国学师资尤其不足，给当时儒学教育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朝廷振兴儒学教育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他们采取了多项措施奖励儒学教育事业。比如，优惠学生或毕业生，支付卑姓者的衣食费用、给优秀毕业生授予田地和晋升官位，还让一些有学识的寺僧还俗，担任教官，乃至采取有才干者犯了罪也免罪的极端措施等，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为配合儒学的教育，在大学和国学设置的庙堂，效仿大宝元年（701）最初每年春（2月）秋（8月）两季举行的释奠仪式，举办祭孔活动，除了奏乐、供祭品外，还加上讲授儒学经典。神护景云元年（767）春季，称德天皇行幸大学时，也举行了这样的释奠仪式。从总体来说，奈良文化时代的儒学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儒学教育体系。奈良时代能编纂出《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怀风藻》、《万叶集》等文学史书、和歌汉诗集，是与这一教育体系的完成分不开的。

9世纪平安文化时代前期，为了适应国情，进行学制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减少算道生，增加明法生的定员。特别是从明经道划分出来，专门增设文章道，强化汉语、汉文的熟习，以便学生更自由地阅览儒典，更好地把握儒学的精髓。比如，延历十七年（798）规定，选修明经者，首先要会《诗经》的读音；选修史学者，首先要会《史记》的读音等，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汉文和文史的教育，而且加强了大学的教养素质，深受贵族及其子弟的欢迎，从而成为当时大学教育的根基。为此，大学规模扩大，约于贞观年间，9世纪后半叶，明经道的规模最大，学生达400人；其余的纪传、明法、算三道，学生各20人。其时，没有学生专攻音、书学科。大学寮的课程设置，确定为明经、纪传、明法、算等四道。

大学寮的毕学生，经过国家考试，取得博士，经过“方略试”合格，再取得秀才，方能进入仕途。所谓“方略试”，是当时朝廷录用官吏的一种考试形式。在律令制下，是秀才考试的一种科目，一是试题涉及国政的根本问题，二是考生需要用汉文来书写答案。地方国学则改变了奈良时代由于教官不足，数地只设一所国学的局面，一地设一所，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一时期，除了“官学”——官办的大学寮和地方国学之外，还新兴了“私学”，类似中国的私塾。吉备真备的二教院、石上宅嗣的艺亭院、和气广世的弘文院等是“私学”的先驱。空海留唐期间，目睹中国唐代京城长安每坊有闾塾，每乡有乡学，受到启迪，于是参照唐朝的闾塾、乡学的教育体制和学习本国“私学”的先驱者的经验，于回国后的天长五年（828），开办的综艺种智院，但以教授佛学为主。其后，先后创办的“私学”，有藤原冬嗣的劝学院、桔嘉智子的学馆院、在原行平的奖学院等，像菅原道真这样的大学寮教官也在私邸讲学，“门徒数百，充满朝野”，盛况空前，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私学”。由此，教育领域兴起了私人讲授儒学等中国典籍之风。“官学”、“私学”并举的教育形式兴盛，日本古代儒学及儒学教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进入了全盛期。

儒学的全盛，维持到10世纪平安时代中期，开始走向式微。从大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在政治上，以藤原家族为代表的豪门贵族兴起，以皇室外戚的地位独揽朝政，推行“摄关政治”（注：摄关政治，10世纪至11世纪，平安时代的一种政治体制。其时上层贵族藤原氏以皇室外戚的地位，垄断摄政、关白的职位，独揽朝政。），削弱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律令政治面临危机，原有的官吏教育和培养体制走向崩溃，失去了政治需要和支持的基础。在文化上，自9世纪后期平安时代前期，朝廷接受时任右大臣的学者菅原道真的建言，停止派出遣唐使，中日文化交流中断，逐步削弱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完成了从“汉风化”到“和风化”过渡，实现了本土化。从具体教育体制来说，上层贵族藤原氏摄政后，为加强其政治势力，取消了迄今的国家考试制度，上层贵族子弟不必上大学寮也可以直接升官晋爵。同时作为“官学”的大学寮，忽视明经道而重视文章道，儒学不长而闲于文藻者，照样可以取得秀才，也照样可以晋升官位，由此作为以教授儒学经典为中心的明经道的学生人数大减，生员不足，由文章道取而代之，占绝对优势。即使讲授儒学经典，也采用了训诂学方法，而忽视哲理方面的探求，加上大学寮教官走向世袭化，世代相传，近亲繁殖，教学水平大大下降。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治承元年（1177），在太上天皇指使部分贵族打倒平氏武士政权的事件中，京城一场火灾将皇城毁于一旦，大学寮也自然消失在大火之中，此后也没有重建，儒学教育也就彻底失去了立足之地。从此，日本早期的儒学及儒学教育便逐渐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