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原始歌谣的产生
总括来说，日本古代神话、传说将“神的人格化”和“人的神格化”，“神人同一”，这成为大和民族神话和传说的重要内容。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原始神道的祭祀和教义的投影，深深地扎根在远古日本先祖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概念之中。换言之，远古大和民族的本土原始神道文化精神，育成这一时期的口头文学，而口头文学又凝练和提升了大和民族的本土精神，促成《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等神话、传说和部分歌谣在编纂态度上的某些自觉性。《古事记》就提出“到能烦野之时，思国以歌曰”，“思国”便是出于淳朴的村落共同体和原初国家的目的意识，但仍不具完全的自觉性。它们以神话形式表达“神代”以来神的地位，历史传说创作部分则受儒教影响，宣扬“圣帝”，重点述说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权威，以及天皇的正统性，略含道德性的意味。但是，更多的是受原始神道精神的支配，认为世上万事必须遵从神意，护神护国，成为日本古代文化意识萌芽期所表现的皇祖神意识和原初国家意识的原点。可以说，日本古典文献对神话和传说的归纳、取舍和结构都贯穿了这种目的意识。
日本的神话、传说本来是氏族制社会的口头传诵，显露了日本先民的生活感情和想象力，以及朦胧的审美意识。后来建立律令制社会，为适应大和朝廷的政治需要，经过修改、润色和整理才形成文字，纳入体系的结构内，作为大和朝廷承传的神话而载入《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典文献中。与《风土记》神话同时成为上古日本叙事性的最初表现，从而具有散文的要素，开始了日本叙事文学的时代。它们是日本文学艺术的宝库之一，也是润育日本文化的富饶土壤。
日本原始歌谣，从其生成的历程来看，最初是从一种对生活的悲喜的本能感动发声开始的，比如劳动的配合、信仰的希求、性欲的冲动和战斗的呼号，内容多为殡葬、祭祀，以及渔猎、农耕、狩猎、战斗、求婚、喜宴等与古代人实际生活密切结合，纯粹是一种原始情绪和朴素感情的表现。原始歌谣，未形成独立歌谣之前，是与咒语、祝词、神话传说相生的一种复合口头文学形态，同时也是一种诗歌、音乐、舞蹈的混合体。
据考古的发现，飞鸟古层的古文字的前文、后文，字数比较完整，都留下夹杂着类似原始歌谣用字的痕迹。但最早出现文字记录日本原始歌谣的，则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一书，记有载倭国的葬礼时“他人就歌舞饮酒”的文字，同时《日本书纪》叙述伊邪那美生火神后时被灼而退去，土俗祭此神之魂时，“用鼓吹幡旗，歌舞而祭”。这说明当时已有“歌”（うた）的习俗，在文艺诸形态未分化之前，古代的原始歌谣与祭祀的咒语、舞蹈等混同，与神话、传说共存，它尚未成为独立的歌谣，是一种最简短、最原始的口诵形式。
《古语拾遗》记载的原始歌谣，形式由单行构成，开始有声无义，用极其简单的句，形成歌节，比如：阿波礼（あはれ），即啊——哟！由“啊（あ）”和“哟（はれ）”这两个感动词组合而成，即随着劳动、战斗、信仰、性欲等冲动，发出或悲或喜的自然叫声，即发出一种本能的、无技巧的感叹词。在文化混沌时期，其他文学诸形态未出现前，只有这种实为感动词的“歌”（うた）的存在，这是上古歌谣之始源。也就是说，古代最初是通过对人和自然的感动，其后发展到对现实的接触→认识→感动的过程而产生的感叹。阿波礼用日语汉字标示“哀”字，最初是赋予它以悲哀感情的特定内容。正仓院古文书列举了用万叶假名写出的“春佐米乃，阿波礼”的例子，体现目睹春雨所感受到的“あはれ”的氛围，是一种极其纤细的哀伤感情的表现。还有与“哀”的感动相反意味的欢快喜悦的感动。比如《古语拾遗》记载天照大神从天岩户再现的时候，上天初晴，众神皆面露喜色，手舞足蹈，连续发出欢喜的感叹声：
这是日本现存的少数几首最原始歌谣之一，它的用语多为感动词，近乎一种咏叹的表现，是在无意识中发出来的无技巧的咏叹，是对日常生活悲喜的感叹和对美的感动表现，完全是单纯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古事记》的最原始歌谣，与上述《古语拾遗》的最原始歌谣一样，也只有最简单的意义，比如在描写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二神奉天神敕令，从天而降，他们神婚时，由于交欢的冲动，伊邪那美神先言“阿那迩夜志（あな にやし），爱袁登古袁（好男子を）。”伊邪那岐神后言“阿那迩夜志（あな にやし），爱袁登卖袁（好娘子を）。”
如果说，日本原始社会形成部落和氏族制，出现共同体的生活以前的感动，多是个体感情的表现，那么，这以后对心的感动还带有部落共同体的共同感情的表现性质，而且它不仅与宗教信仰、祭祀结合，而且存在于共同体的劳动战斗等集团生活中。比如《日本书纪》记载了鼓舞士气的战斗歌：“此其时矣，此其时矣，呼啦，呼啦，呼啦！此其时矣，男儿们！此其时矣，男儿们！”在《古事记》记录的著名《久米歌》中，天神的御子乃命赐80个武士以飨宴，对于80人设八十膳夫，各人佩刀，乃命膳夫道：“你们听见歌声，便一齐斩杀。”其时示知斩杀土云时歌唱曰：“忍坂的大土室里，住着许多的人，尽管有许多人，勇敢的久米男儿手执石柄大刀，不斩杀誓不罢休！勇敢的久米男儿此其时矣，现在就斩杀去吧！”
这两首原始歌谣都是战斗行为的感动表现，咏唱时声调高昂、激越，有助于将感情推向高潮，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战斗生活中涌起的充实的生命感。这两首讨伐时的合唱歌谣，与上述的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神婚和唱的歌谣，是属于最原始的歌谣之一。
据统计，现今留存下来的古代歌谣总数约三百首。原始歌谣大部分是属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歌谣，原始的歌谣直接由口头传承，记录下来的并不多。
原始歌谣已有音律，且带动作，它的形式不定型，句数也无固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歌谣渐次演进由五七音节组成句，出现短歌的最初形态，大量的歌以恋爱为主题。可以说，这一纯日本式的七五调的诞生，就在形式上以其朴素、短小的特色，以及没有构思雄大的叙事诗，也没有反映时代精神的思想诗而有别于汉诗，而且一律用大和语创作，形成短歌的雏形，作为民族的歌，其传统持续和传承了一千三百余年。当然，在七五调内里自然地潜藏着两股潮流，一是原初的生活感情（生产劳动、信仰、性欲），一是原初的审美感情（对色与光的审美感情），已经涌动着一股原初文学意识潮。
这股文学意识潮的涌动，催生了“歌垣”。据考，所谓“歌垣”最初带有原始的宗教性质，即神前游乐的性质。这既是一种宗教仪式，又颇具余兴的意味。它是以司万物生成的神作为中心意识，但后来逐渐向性欲的恋爱性质位移，成为“男女集合咏和歌，契交接之所也”。这时歌垣才成为上代的一种求婚仪式，即每年春秋两季，古代部落共同体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互相对歌和跳舞，选择自己的配偶，男女进行性欲的游乐之事。这是一种原始的性解放的仪式。最大的一次“歌垣”，集合男女凡230人。有的学者认为“歌垣”的原始歌谣，是从上述的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男女两神圣婚时所唱的歌开始的，但到了正式形成“歌垣”时，就将原始歌谣所具有的感叹声和反复部分联结起来，渐次形成独立的歌谣。它虽仍不完整，但都已初步形成原初短歌的形式。
随后，歌垣也逐渐摆脱原来的意义，从单纯的求婚转化为一种明显的风雅行为。比如《风俗歌》的古代歌谣是：《古今和歌集》的近似内容的一首是：前者显然尚未获得独立的文学的生命，但从其内容和形式来看，它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后者这样一首歌。这首歌已将上述歌垣的原初短歌的感叹声和反复部分的联结进一步提升，正式形成一种定型的短歌，而且这原初短歌已使古代歌谣咏颂的主题从神、自然物，以及神与自然物的关系，渐次转向人与神、人与人际关系，努力作为一种带个人感情的表现，具有一定的抒情歌的性质。歌垣的原初短歌起源于纯粹的日常生活，从农耕神事的颂歌到种田除草、赏花、游山的咏唱，歌词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民间的性质更加强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盂兰盆歌”曰：“种田歌”曰：
这两首歌都是根植于大众生活的广袤土壤中，是个人感情的自然流露。7、8世纪飞鸟、奈良时代，原初短歌作为抒情歌的发展，逐渐进入朦胧的文学意识的形态。在这里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古事记》、《日本书纪》已开始接触到歌的感兴和语言表现问题，比如提出：“聆是歌，则有感情而歌之曰”等。它们的内容主要由宗教生活和共同体乡土生活的需要产生，试举在古代歌谣和原初短歌中占有一定比重的思国望乡歌为例：这是《古事记》的倭建神东征，从三重到了能烦野的时候思乡而作的歌。此时大部分歌已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歌谣，向原初短歌连续演进，酿造出初期的万叶歌。
以《古事记》的八千矛神的歌话与《万叶集》正述心绪歌作比较来看，《古事记》的八千矛神的歌话中，八千矛神将求婚于高志国的沼河比卖，到了沼河比卖的家里，乃作歌道：“八千矛尊神，在八岛国里找不到妻子，在远远的高志里，听说有贤淑的女人，听说有美丽的女人，跑去去求婚，走去去求婚，大刀的系带还没有解，外套的衣服也没有脱，在姑娘睡着的门板上，站着推了来看，站着拉了来看，青山上怪鸱已经叫了，野鸟的雉鸡也叫了，家禽的雄鸡也叫了，可憎呀那些叫的鸟，把这种鸟都收拾了吧！急走的带信使者，这事情就是这样的传说吧。”（注：引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周启明译本，全书部分引文出自有关中译本，不另注释。）《万叶集》的正述心绪歌中的一首歌曰：“到异国他乡，寻找美满的婚姻。大刀的系带，尚未来得及松解。啊，天色已经黎明。”
从上述这首歌谣和原初短歌，就可以发现两者的连续与非连续的关系，前首歌谣唱出到高志里求婚，大刀的绳索还没有解，怪鸱、雉鸡、雄鸡已叫，即天已黎明，这是一篇大长歌，使用了重复叠句；后首歌咏颂异国结婚行，大刀未解已黎明，它们都是抒发了求婚之夜的心境和叙述当夜的情状，定型在七五调上。从诗歌发展史来说，它反映了古代歌谣完成了向短歌形态的过渡。其标志是：
（一）已经完全超越于原始情绪的流露和朴素感情的表现，向个人抒发心情的方向发展，抒情的空间更为广阔，初步确立了抒情歌的性格。同时将歌词独立于舞蹈、说话物语，古代歌谣与原初短歌完全分离，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独立的抒情文学形态，已具韵文的要素。
（二）已经从混沌的形式，发展到均整的形式，每句构成的音数定型化，形成原初短歌的七五调。开始为五七句，添加七音一句，即成为五七七形的“片歌”；五七句，反复二句，即五七五七形的“混本歌”。最后形成三种基本形态：（1）二句片歌并列，即五七七五七七形的“旋头歌”，也称“双本歌”；（2）五七反复二句添加七音一句，即五七五七七形的短歌；（3）五七反复三句以上，又反复五七最后添加七音一句，即长歌。在长歌的最后添加数首短歌，此乃后世称之为“反歌”的始源。
（三）已经使形式与内容相适应，从上代歌谣到原初短歌，创造了许多新的内容，直接表现古代民族的生活内容。因此，古代歌谣就开始分为二大类，一类是个人的歌谣，包括恋歌、挽歌、思乡歌、咏物歌等；一类是被称为民族的歌谣，包括战斗歌、酒宴歌、问答歌等。
古代歌谣最后通过咏歌的内部变革，以短歌形态为主体，完成了日本诗歌的形式——和歌的形态，于奈良文化时代，产生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764—769），开始了抒情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