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语言文字的系统

人类语言的起源，是人类喜怒哀乐的自然发声，以及模仿自然界比如动物吼声、风雨声、雷鸣声、海浪声等拟音语。发声、拟音达到交换语汇，成为语言的起源，就与民族的、社会文化的历史发生联系。因此，人类语言的历史，是发声变迁史、拟音变迁史，也是人种起源和民族的形成史。根据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考察，关于日本语言的起源，是与日本人种和民族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关，形成各种说法。

日本语言的起源，一种说法是：以日本民族起源于“神代”为依据，认为日本语也是起源于“神代”。但是，历史学家已充分论证日本根本不存在“神代”，此说法的立论毫无依据。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比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有许多弥生时代的倭语地名、官名和人名。因此，有些学者推测，在弥生时代以前已广泛流行倭语，在语言学史上被认为是日本的“祖语”。日本学者西田龙雄谈到倭语的祖型时就推断“记录上代日本语音韵、文法、语汇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就是倭语的传承体”（注：西田龙雄：《日本语的系统论》，收入《图说日本文化的历史》，小学馆1979年版，第237页。）。

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讨来说，这一“祖语”分出三个语言系统。也就是日本语的起源主要分为来自北方、南方和南北方重叠三大系统论。北方语言系统论认为，日本语来自土耳其、通古斯（内蒙）、准葛斯（满洲）的阿尔泰语言系；南方语言系统论认为，日本语来自琉球岛或南洋群岛的南岛语系；南北方重叠语言系统论则认为，是在南岛语系的基础上，以音韵对应为中心，重叠大陆语系而形成了日本语的。

（一）北方语言系统论，主张日本语来自土耳其语、蒙古语和准葛斯语混融的阿尔泰语，主要分布在中国从西到北的游牧民族地区。从弥生时代，即公元前3世纪，农耕技术从中国北部经朝鲜南部传入日本，日本开始了水稻耕作、机织和使用金属器、石墓、瓮棺等，随之传来具有阿尔泰语的文法体系，以及母音调和朝鲜南部语言。所以，当时日本语的许多语汇，特别是有关农业的语汇，与朝鲜语、满洲语、蒙古语等相类似。比如，当时作为表示氏族的单语ウヂ的发音，与朝鲜语的ul（族）的发音相近；同时与满洲语的ハラ（hala一族）、通古斯语的ウル（ur）、蒙古语的ウルク（uru—q）、土耳其方言的ウル（ur）等语根一样，都是表示亲族之意，而且都是表示父系的血缘关系，这说明弥生时代父权的氏族制已传入日本。也就是说，当时成为社会基础的单语，已经与北方亚洲大陆诸民族的社会组织制度混为一体而传入日本。

从母音调和与文法结构来考察，上古日本语与阿尔泰语系的主要语言，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不同点。就音韵学来说，阿尔泰语系是母音调和的，而上古日本语有母音调和，也有母音不调和。就文法结构来说，阿尔泰语系根据人称的不同，有语尾变化，但上古日本语则无这种变化。从语汇来比较，两者利用母音的甲乙对立的造语法则是相同的。特别是与同属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相比较，共同点更多。大概是因为日本是直接通过朝鲜半岛接受阿尔泰语的缘故吧。

另一个依据是，居住在北方的原住民阿伊奴人的语言，与朝鲜语、日本语在发音上是相似的，尤其是与日本语相同，由a、i、u、e、o五个母音组成，尽管阿伊奴语无清音和浊音之别，且郑重语的发音全部是清音，但在语序方面，两者的形容词在名词之前，副词、目的语、补足语在动词之前都是相似的，乃至助词的用法也几乎是一样的。这有力地证明了日本语与阿伊奴语是同一语系的。

（二）南方语言系论的依据是，绳文时代已存在具有音韵的南方系语言。弥生时代九州最先发达，并且从九州到近畿建立了新的文化圈，伴随农耕技术而来的南方人也带来其风习与文化，包括语言。比如，上古日本就存在着南方广为流行的母系制的结婚习俗、财产继承制度，这与以父系为中心的北方的文化风习是相对立的。与弥生时代文化的传播的同时，也开始出现语言史学上的日本“祖语”。

作为日本语形成的重要资料之一，还可以从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人体语来考察，南方民族的语言与上古日本语在人体语方面有着许多是形似的地方。比如，手（タ）、颜（カホ）、目（マ）、口（クチ）、舌（シタ）、肠（ワタ）、唇（ビル）、脐（ヘソ）、体（カラダ）等，还有一些在发音上同样是以母音为中心的，如目、口、颊、唇等。

这时期，也有人从北九州经南九州移居琉球岛、南岛等南洋诸岛，这样不断的语言交流和交融，同化新来者的语言，就自然产生与“祖语”稍有不同的语言。不过，当时的方言差别并不很明显。以此可以认为，日本“祖语”最早源于九州周边的地带尤其是琉球诸方言的语言体系，这是“祖语”的核心部，也是上古“祖语”时代的日本最早的语言状态。

（三）南北方重叠语言系统论，主张是来自北方、南方两语系交融而形成的重叠混同语。具体地说，是在南岛语的基础上重叠北方大陆语系而形成的。北、南方的住民的长期流动，带来不同的语言包括诸多的地方方言形成了重叠语言系统，这也成为构建上古日本语的重要基础之一。

美国语言学家斯韦隶（Swadesh）采用语言年代学的方法，通过日本语、朝鲜语和中国满洲语共同残存语的比例来计算，换成时间来推断，日本语和朝鲜语约在公元6000—7000年前、中国满洲语约在9000年前已经从日本“祖语”分离出来。据此作为探索日本“祖语”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斯韦隶只从来自北方语系统来推断，似乎没有将日本语的起源与日本祖先形成和文化起源进行交叉的研究。总之，上古日本语的形成，比较复杂，上述各种论说，大多是推测或假设，很难下准确的科学结论。不过，从上述三大语言系统来分析，它们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是切不断的文化历史联系的。

文字是文化、文明的基础，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日本文字的形成，上述“神代”说认为，在使用假名之前，日本就存在神代文字。13世纪镰仓时代的日本国学者、神学者卜部兼方在《释日本纪》中第一次提出日本自“神代”开始就存在固有文字。他写道：“假名文字，谁人所作哉。先师说出，汉字传来我朝者，应神天皇宇御也。于和字者，其起可在神代欤。龟卜术起自神代……无文字者。”于是，当时的神道者们以发掘的上古龟卜上所画的符号，就认定从日本“神代”开始已存在固有文字——“神代文字”。其后江户时代日本的国学者、神学者推波助澜，掀起一股“神代文字说”的热潮。到19世纪初江户末期平田笃胤的《神字日文传》进一步列举出47个“神代文字”来加以辩证。其同门伴信友在《神代字辨及假名本末》一文中，还论证平田这一“神代文字说”是朝鲜古代谚文的模仿文字。

语言是产生文字的基础，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形成，离不开语言的发达。根据考古学的精密考证，直至绳文时代的许多遗物，如土器、骨角器等，并没有一点文字的痕迹。这说明当时还没有足以将语言从听觉转向视觉的文字的技术。上述平田笃胤的所举的47字，实是日本近古以来用于庶民识字教育的“伊吕波歌”的数字。而且他们出示的“神代”的代表字体，来说明与朝鲜谚文相近，是一个音节分子音和母音，并以此推测朝鲜谚文是参考西藏文字而制作的。无论是从考古学还是民族学来考察，都无法证实日本的“神代文字”是由朝鲜传来的。可以说，没有任何确切的论据足以说明日本存在“神代文字”，以及日本文字是由“神代文字”演绎而来。可以说，从卜部兼方、平田笃胤等国史编纂者们提出“神代文字说”，都是从国粹主义出发有目的的伪造出来的，它并不具有学术的价值。日本学者杉本勉在批驳这种“神代文字说”时就指出：“主张汉字传来以前，就存在称为‘神代文字’这种日本独特的文字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这些所谓文字，几乎都是江户时代制造出来的，神代的往昔就存在，这毕竟是不可能的。假使日本已有固有文字，就没有必要像历史所显示的那样，何苦需要如此精心地吸纳中国文字，并花费很大功夫去使用呢？更没有必要去创造假名了吧？”（注：杉本勉：《语言与表现》，收入《了解日本事典》，社会思想社1971年版，第791页。）

事实上，根据文献的记载，也证明了日本原初没有固有文字。早于我国《隋书·东夷传》中写道：倭国“无文字，唯以刻木、结绳为手段，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于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807）斋部广成的《古语拾遗》序文也说明：“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这足以证明上古日本没有文字，先人所见所闻，是靠口头（语言）相传，来支撑其时的原始观念文化和历史积累的。比如上面谈及的咒语、“言灵信仰”就是主要依靠语言，保存过去的记忆、文化遗产和历史经验。

日本最先出现的文字是汉字。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很早就传到日本，从出土的文物可以引证这一点。从弥生时代中期、约公元1世纪初出土的铸造货币，上面铸有“货泉”二字，这是迄今最早的日本记载着文字的遗物。（注：大野晋：《假名文字·假名文的始创》，收入《讲座·日本文学史》第2卷，岩波书店1958年版，第4页。）也可以说，这是日本邂逅汉字之始。日本之传入汉字，还可以从远溯公元1、2世纪的遗物和相关文献来论证，《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的建武中元二年（57）后汉光武帝赐印绶给委（倭）奴国王的金印，同时九州志贺岛一个农民于1748年在开垦时挖掘出土的一尊刻有“汉委奴国王”几个字的金印，可加佐证。此外，在奈良天理市东大寺山古坟出土的环头太刀背上刻有“中平□□五月丙午，造作文刀，百练清刚，□□□□”等字样的铭文，铭文中的“中平”，即后汉灵帝的年号，约公元2世纪末。在山梨县西八代郡鸟居原古坟出土的铜镜上刻有“赤鸟”的年号，这是3世纪的东西。此后，在古坟出土中的诸多铜镜中，还刻有一些汉字的铭文。比如，在奈良县北葛城郡广陵町新山古坟出土的“方格规矩镜”，镜背上就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半图案化的十二支文字。根据日本学者考证，当时上古日本人只将这些汉字当作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图案，很美，但对其意不甚理解，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文字，更不用说会读、会用了。但是可以说，这是汉字与日本的最初的邂逅，只不过没有普及罢了。

《古事记》、《日本书纪》正式文字记载，汉字初传日本是始于应神朝。但应神天皇时代的年份不确切，有的史学家认为是3世纪后半叶起，应神十六年是公元285年；有的史学家则认为是4世纪末、5世纪初。《古事记》记有和迩吉师上贡时，献上汉籍《论语》等。《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还让王仁（即和迩吉师）教授其菟道稚郎子儒家经典，以个人传授的方式讲解大陆学问，这些书籍的传入，便成为日本汉字和儒学的起源。11世纪平安时代后期大江匡房也曾说：“我朝始书文字，代结绳之政。即创于此朝，应神朝。”

更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其后陆续传入汉籍和大陆各种技术，大量传入汉字，同时也逐渐产生日本人自己所记的汉字，最古老文章是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太刀背上所刻的铭文：“作刀者名伊太□书者张安也”，且其中含有难以解读的地方，同时出土的还有从朝鲜半岛传来的东西，所以也有的学者质疑是外来人（指汉人）所记的铭文。还有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的人物画像镜铭上共有日本最古的金石文48个字：“癸未年八月十日大王年男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斯麻念长奉遣开中费直秽人今州利二人等取白上同（铜）二百旱，作此竟（镜）”，作者是开中费直，被认为是初期使用文字比较活跃的人物，制作年代是约公元五六世纪，比如“意柴沙加”（おしさか）即“忍坂宫”、“开中”（かうす）即“河内”等，其中“し”表记“柴”字，实为“紫”之误。很明显，这是古坟时代本地人所记的。

通过汉字来书写日本语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还可见《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所记的一字一音的地名、官名和人名。地名如对马（ツシマ）、末卢（マツラ）、伊都（イト）、邪马台（ヤマト大和）；官名如卑奴母离（ヒナモリ）、尔支（ニキ）、弥弥（ミミ）、弥马获支（ミマワキ）；人名如卑弥呼（ヒメコ姬子）、台与（トヨ）等，都是试用汉字表记，即舍弃汉字的表意性，而只利用其表音性，当时称“倭文”。由此可见，这时期日本人开始自由地运用汉字，使用日本固有的语言来读汉字，即“训读”。可以认为，这是万叶假名表记的雏形。从这里可以推断，当时日本人虽然借用了汉字，但他们仍然是混杂着用日本语来思考和表记的。

之所以运用纯体汉字来传达纯粹的日本语，乃因为日本语是单纯音节结构，使用表音的汉字比较方便。但汉语一语为一音节，而没有活用动词、助动词等，日本语则是多音节的语言，可以活用动词、重复多次用助动词。两种语言的结构和性格是不同的。因此，用汉字只能表音，解决语言与文字的矛盾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上。

日本借用汉字是从表音汉字开始，发展到使用表意汉字。作为最初的日本文字——万叶假名，就是纯粹借用汉字来表记日本语的。这一点，从公元5、6世纪以来的一些遗文、文献等资料中，尤其是以圣德太子为中心的现存日本最古文献《推古朝遗文》包括公元596年的《伊豫道后温汤碑文》等21篇遗文中，已经运用汉字与万叶假名混合书写的表现法，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在探索着采用正式汉文书写或夹杂和文书写的状况。还有一些铭文，比如《元兴寺露盘铭》，原铭现已无存，但根据《元兴寺缘起》的记载，铭文这样写道：“大和国天皇，斯归侵麻宫治天下，名阿米久尔意斯波罗岐比里尔波弥已等”，落款日期为丙辰年，类推为公元596年。又比如，《法隆寺金堂药师佛光背铭》中的铭文如下：“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与太子而誓愿贱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不堪者，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及东宫圣王大命受赐而岁次丁卯年仕奉。”等九十个字，内中“大御身劳赐”、“欲坐”、“作仕奉”，以及法隆寺五重塔内部木版上写有的“奈尔波都尔佐久夜已”等，都已不是汉字的常格，而是用汉字表音来表现，训读汉字，语序也与汉文不同。从这一文字的演进中，可以发现文字日本化的过程。

这些文字，很明显已经突破汉文的规范，企图使用表意记日本语，其中一些汉字已具有与汉字原义全然不同的和式意义，语序也已形成与汉文句法全然相异的和式句法。这种表记文字形成的前提条件是训读汉字，已不是完全使用汉字的原音。也就是说，推古朝（593—628）日本文字虽基本上用汉文体，但部分用了和式语序，开始形成变体汉文，这已经超越纯粹用汉文表音法的初级阶段，也就是日本文字形成的第一阶段。在这个基础上，除固有名词以外，都借用汉字的音读、训读（注：音读，按汉字的读音读汉字及汉文；训读，以日本固有语言读汉字。）的表记法。比如，在《万叶集》里的不少歌中就采用这种一字一音表记法，“万叶假名”也由此而来。同时，《柿本人麻吕歌集》中的非略体歌，以及平城宫外的遗迹、奈良盆地南部藤原宫遗迹、飞鸟诸宫遗迹等出土的用墨书写木简，都是混合使用表音汉字和表意汉字，即完成了音读、训读的交相使用的表记法。

也就是说，到了6世纪末7世纪前半叶的飞鸟文化时代，日本文字采用了汉字、表音汉字和万叶假名“三种文体并存”的表现方法，开始逐步迈向文字和风化，演进到了第二阶段。另据《朝日新闻》最新报道，2006年在大阪中央区难波宫遗宫发现了被认为是公元7世纪中叶的一片木简残片，上面用墨写有“皮留久佐乃皮斯米之刀斯”十一个万叶假名的文字，这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第三阶段，以汉字为母体，经过长期借用汉字和使用万叶假名，将一字一音的万叶假名用法，逐渐省略笔画演变为“省文”，进而专用同一字体，便于公元8世纪末至10世纪的平安时代初中期，先创造了片假名，后又简化汉字草书创造了平假名，最后完成了日本本国文字的创造。如果简单列出日本文字演进程式的话，那就是从汉字→万叶假名→片假名→平假名的演进过程。现在片假名主要用于表音和外来语，平假名在书法、和歌创作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们与汉字，同为日本文字书写的主体。经过长期的发展，日本文字的普及，形成了日本民族文字的个性。可以说，日本文字是在“汉字文化圈”中形成和确立自己独特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