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段绳武先生

段绳武先生逝世两周年了，站在我们四个年头的交谊上，我实有腾出时间写一篇纪念文字的义务。

段先生是一个赤诚爱国的人，是一个彻底牺牲了自己以服务国家社会的人，凡是读过《协导》这个刊物的想来没有不知道的。我现在只说我们二人交谊的经过。

我自己本来只想关门读书，尽我一生的力量来解决几个高文典册中的问题，任是外边闹得天翻地覆，还可以正襟危坐。抱了这种心情，我哪能认识段先生。但是时代的急流究竟把我的趋向拗转了过来。民国二十年的春天，我为了寻访古迹经历了黄河流域诸省，古迹当然见得不少，但破产的农村尤其给我以深刻的刺戟，使我感到如此的中国不亡何待！就是那年的秋天，敌人攫去了我们的东北，这内病已深的国家又加上了砍断支体的外症，更使我感到栋折榱崩的危险，就觉得时代的责任已严重地压在我的肩头。此后淞沪抗战、内蒙自治、热河沦陷……不断的刺激来临，更使我想知道边疆的情形究竟怎样。靠了平绥路的交通方便，在民国二十三、四、五、六年中连到了四次绥远，就此和段先生发生了愈来愈深的关系。

当我初次到包头时，在城外看到一座面粉厂，心中诧怪，这个地方竟会有现代化的工业。问问人家，知道这是姓段的所办。当时不求深知，以为他只是当地的一个资本家而已。后来我们的禹贡学会在二十五年的夏天举行了一次河套的考察，到五原临河诸地走了许久，他们回来，才和我讲起段先生办理移垦的事业和成效，说他怎样有眼光，有计划，有魄力，使我深深为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就是这年的9月中，他到北平，来参观我们的学会，我才见到他，高个儿，大胖子，说话中处处表现出他的毅力和热情，我们真恨订交之晚了。

他告我，他所以要到河套开垦，是为卸了军职之后，漫游绥远各地，看见一处处的外国教堂，他们占有广大的田地，他们对于当地的民众施医施教，并表示种种的好感，取得了民众的拥护，弄得老百姓们只知有教堂而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就是打官司也不到县政府而到教堂去；他们又有枪械可以自卫，所以一处处的教堂就等于一个个的独立国。他看到这种情形，心想土地人民全非我有，长此下去如何得了，然而国内的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目光不出中原，哪有同志可以合作；唯有自己挺身而起，把家产变卖了，到河套开垦去，一方面可为国家开发资源，一方面也可为国家抵抗侵略。他拿出五原农场的照片给我看，使我对于他有更深切的崇仰。

从此以后，他每从绥远到北平总来看我，把三四尺长的黄河鲤鱼送来几十斤，我们一家人简直吃不完，邻近的亲戚朋友全送到了。他对我说：“移民垦殖是一件大事情，我不过开个头，做一回试验，立一个榜样而已。我们该结合一个团体，做长期的鼓吹和研究，绥远办好，伸展到宁夏，这才是成始成终的道理。”我赞成他的话，在二十六年四月中共同成立西北移垦促进会，做计划宣传的工作。这年的6月，就由这个会里办了一个大规模的旅行团，参加的有一百六七十人之多，教员也有，学生也有，新闻记者也有，公务员也有，分组前往察、绥、宁、青诸省考察。不料出发没有几天，七七事变就起来了，到八月中绥远就沦陷了，这些团员仓皇寻路而走，丝毫没有得着结果。

他自从到绥远垦地，常回河北省来招徕农民，替他们搬家。又在济良所里领出孤苦无依的女子，配作青年农民的媳妇，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中举行集团结婚的新式典礼。他嘱咐我们多送有新意义的喜联，又从我们办的通俗读物社中取去许多图画，使得这些新家庭的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花纸，好把民族意识、现代常识和新人生观都在无形中灌输给他们。

他对我们办的通俗读物表同情到极点，认为这是民众教育唯一的道路。他要自己场上的农夫和他们的家属全都读得，还要使西北的民众也都读得，所以他把我们社里一位最能写大鼓书的赵伯庸君请了去，又招了一位画故事图的孙之俊君，在他的计划和西北实际需要相配合之下，作成许多东西。现在还看得见的是《武训画传》，因为这一册是在抗战中翻印过的。在这一册书里，他是如何替武训先生写出了牺牲自己为大家谋幸福的心理，实在也就是写出了他自己如何牺牲了个人的享受而为大众谋幸福的心理。

绥远沦陷，他十年的经营都完了。他只身出走，恢复过去的军人生活，就任后方勤务部政治部主任，从事于伤兵的医疗和教育。他怎么尽心竭力去服务，我不在旁边，无法叙述。二十八年九月，我从昆明到成都，经过重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却知道我来了，忙托人接我到江北龙头寺，在一间木屋子里同住了一天。他派人引导我参观勤务部的印刷工厂，一进门去就看见许多的伤兵读物，有的写打胜仗，有的写捉汉奸，有的写敌寇的残暴，充满了杀敌致果的空气。他对我说：“想用私人名义办一个通俗书画店，把伤兵读物扩而充之，成为全国人民的读物。”他是怎样的不厌不倦去贯彻他的信念呵！我看他一面打针，一面处理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事，差不多说几句话就有一个电话来，因劝他为国节劳。他叹一口气，慨然答道：“中国事情所以弄不好，都为了人们只想悠闲地享受。必得忙死几个人，中国才有办法呢！”

我到了成都，也曾寄给他信，商量开办通俗书画店的办法，但他没有答复。我知道他太忙，也不敢望他的答复，只默默地祝颂他的糖尿病早痊而已。哪里想到，到了二十九年的七月，突然接到一通电报，竟报告了他的死讯！他确是实践了“忙死几个人”这句话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的话是替他说了。可是诸葛亮“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可以无虑，他的绥远的农场呢？他的孤儿寡妇的生活问题呢？

他常对我说：“自己是当兵出身，读的书太少。但唯其是当兵出身，转而务农，所以能懂得民众的需要。”自我们办了通俗读物社之后，期望得最热切的是他，发扬得最出力的也是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我现在一想到通俗读物，仿佛段先生这个影子就端端地站在我的面前。我难道为了中心的痛悼就停止了工作？不，不，鼓琴是生活的趣味，民众教育是时代的义务，趣味可以自由取消，义务是逃不了的。现在这时候，为了物资的缺乏，交通的困难，纸张印刷和发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一时的停顿是不得已的。到将来抗战胜利，我必以段先生之心为心，办一个“绳武通俗书画店”，来做他的永久的纪念。至于河套和宁夏的移垦，是我们西北移垦促进会的大目的，是不容忘记的。现在就趁他的逝世二周年纪念的机会，写出这一篇，作为将来实践诺言的信誓。

194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