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美术理论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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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古希腊时期·模仿说的建立

关键词:奴隶制与民主制共存 理性精神 神话文化 原始唯物主义自由辩论风气 雕塑的绝对地位

导言

古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13世纪—5世纪),相当于中国的青铜时代(西周)到南北朝中期。希腊极盛期为公元前5—前4世纪,许多重要人物和作品都出现在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时期。可以这样说,西方的各种观念都能在古希腊、罗马找到它的源头。

古希腊文明是由克里特岛文化和亚洲文化的传入兴起的。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中部,交通发达,与古埃及邻近。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移民把外域的文明带进了克里特岛,其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影响尤其明显。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叙述的英雄和诸神的故事,从地理位置到许多故事情节,有相当的现实基础,美丽的岛屿环境给史诗提供了独特的土壤。现存的克里特岛建筑和考古发现证明克里特人早就有了城市及其街道、里巷,建立了商业和政府机构,并且还有机械和手工业。古希腊宗教中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及其神话,是在克里特岛宗教及其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剧院的遗址和壁画中,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很早就有了戏剧和舞蹈,并且有了七弦琴、笛子和强化节奏的打击乐式的金属器具。克里特岛人曾以强大的船队占领了爱琴海和希腊大陆的一部分,加上后来移入古希腊的阿哈伊亚人和入侵的多里安人的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古希腊文明。他们占高筑城,形成了一个个既相互独立,又在文化和商业上相互影响的城邦。后因人口密集,又到海外谋求殖民地,希腊与各地的贸易从此不断繁荣。

雅典在众城邦中异军突起。雅典城邦最初实行君主政治,后来让位于贵族的九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随着经济的发展,由贸易产生的中产阶级与失去产业的农民联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各派别公推梭伦为首席执政官,实行改革。梭伦改革禁止债务奴隶制,准许平民参加公民大会,但平民参加的公民大会权力有限;还设立陪审法庭代替贵族最高法院,为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公元前506年克利斯梯尼掌握政权,削弱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以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作为公民代表资格,建立500人的公民议事会。公元前500—前336年是雅典的古典时代,特别是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时代,经过艰难曲折的抗击波斯人侵略的斗争,雅典人最终击溃了波斯人的进攻,建立了公民大会,并建立了由陪审团自己决定的民众法庭,由此逐步形成了希腊民主政治。

在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由于起了重大作用而形成它的霸主地位。雅典联合爱琴海各岛及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组成了一个同盟,到公元前450年,同盟最终变成了一个帝国。雅典由于不断向外扩张,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进而导致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严重的瘟疫等原因,雅典最终遭到了惨败,战争又使希腊人贫困交加。底比斯人和希腊人为求生存而联盟反抗斯巴达人,在公元前371年大败斯巴达人。此后10年,底比斯人称霸希腊本土,各城邦频繁混战。外强马其顿乘机攻入,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普二世占领了希腊的大部分城邦。公元前336年腓力普遇刺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了他的事业,不断向外扩张,一直征服到波斯等地。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整个中东,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病逝后,希腊分成了欧、非、亚三个王国。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征服了马其顿和埃及,结束了希腊化时代,进入了罗马时代。

频繁的战争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不同地区的文明的融合。加之地中海沿岸的交通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希腊文化获得了发展。希腊的文化不仅出自希腊本土,埃及等中东文化以及邻近其他地区的文化也被融入。希腊人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不同文化形式之间还相互影响,例如古希腊的史诗和悲剧之中包含着当时的宗教观念及其礼仪,城邦的神庙建筑和雕刻也体现着宗教的内容。希腊人的文学、艺术理想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希腊人的哲学观念脱胎于宗教观念,而对文学艺术的自觉意识又受着哲学思想的影响。例如公元前5世纪的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对希腊的模仿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德谟克利特的经验论方法,对于后世重视感性经验,特别是后来的经验主义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柏拉图的先验方法不仅有助于他本人文艺思想的形成,而且影响了后世的文艺理论。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思想也同样如此。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美学的演变历程,它们各自在后来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在希腊的全盛时期,民主政体对希腊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希腊,没有君临一切的专制皇帝,而宗教方面也没有作为宇宙唯一的主宰——上帝。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大致是平等的,宙斯不过是他们的首领,他们与凡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感情,这就为希腊艺术特别是雕塑造就了肥沃的土壤。希腊的祭神庆典和戏剧活动,也都有广泛的自由公民参与。

理性精神:理性追求是希腊文化的重要精神。希腊人培养思想,使自己不受制于热情、迷信及恐惧,而且从沉思和领悟中追寻人类生活里可获得的最平凡的幸福。贤哲的人而非勇士或圣徒才是希腊人生命的顶点和极致。德谟克利特曾说:“我宁愿(在几何学上)发现一项证明,而不要波斯的王座。”在希腊的科学、哲学等著作中,到处可以呼吸到一种宁静的沉思的空气。希腊理性精神的深入就是彻底的反思和怀疑,上天入地地追寻事物的终极真理。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而又彻底的求真知精神一直在激励着西方。古希腊人在似乎杂乱无章的世界中发现了逻各斯(即规律),并提出各种关于逻各斯的假定——“是”,然后让这个假定的所有细节在所有的层次上经受自己和别人的置疑,以考验这个假设是不是“真是”。这种彻底求真的精神终于孕育出了西方科学。直至近代,人类从没有如希腊人那样精密而又充满热情地研究自然界。

理性又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有数学理性、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等方面。逻辑理性是由诡辩派(智者派)所诱发的,由亚里士多德所奠基的,尤其是形式逻辑及其三段论法的创立,其逻辑学和柏拉图的理念直接会合,构成了逻辑理性的解释方式。正是凭借逻辑理性,亚里士多德在不作实验的情况下,构造了包罗万象的“物理学”,对小到原子、大到整个宇宙的几乎所有经验可及的现象做了全面的解释。

另外,几何研究和逻辑研究的结合,是古希腊逻辑理性发展的一大特点。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开始时就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后文又解释说:人们是由于惊异而产生爱好智慧(即哲学的原意)的心情。他们先是对眼前的事物感到惊异,逐渐对那些比较深奥的问题如日月星辰以及宇宙的产生感到困惑,自觉无知所以要研究它们以避免无知。显然他们追求知识不是为了眼前使用的目的。

奴隶制与民主制共存:古希腊是一种奴隶制与民主制共存的时代。奴隶制造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公元前6世纪,希腊社会逐步发生了从农业经济到工商业经济的重大转变,由此在原有的贵族奴隶主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之间形成了两大对立政党——贵族党和民主党。雅典政治是相对民主的,政府鼓励公民自由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体育比赛及文艺活动。与高度集中统一和专制主义的奴隶制相比,希腊的城邦奴隶制,特别在雅典相对来说较为民主(当然这种民主不包括奴隶在内)。雅典政府每年都要举办各种祭神节、文娱节,组织公民观看各种比赛和文艺演出,每四年还举办一次奥林匹克体育赛会,在观看悲剧演出时,不但不用买票,还能得到政府的戏剧津贴,因此希腊人都热衷于各种审美和文艺活动,这在他们的生活中不仅是一种娱乐,而且是教育、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有机部分。古希腊人对人体美似乎格外重视,他们十分懂得如何显示和欣赏人体的健美,以至可以赤身裸体参加体育比赛。

神话文化:从宗教发展的角度上讲,古希腊还属于多神教的发展阶段(宗教发展阶段为:万物有灵——多神教——一神教),古希腊的艺术,无论是文学还是造型艺术,神话人物都占据了形象主体的地位,在荷马史诗、悲剧、雕塑中都是这样。可以看出希腊文化明显处于多神论阶段,众神的平等地位也是这个时期宗教的特点。

古希腊人在这一时期创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史诗,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赫西俄德的《神谱》和他的诗《农作与时日》都产生在这一时期,所以这一时期又称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人们对希腊远古历史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由于没有任何其他文物可资考证,学者们普遍认为荷马史诗所描写的英雄时代和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情形都只是一种虚构。直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由于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和英国学者伊文思的考古发掘,荷马史诗描写的真实性才得以证实。

神话和美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说美学是审美意识的理论形态,那么神话则是审美意识的形象的直观表达。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而古老的希腊神话可说是世界上流传至今保存得最完整的神话,它以幻想直观的形式艺术地概括了人类童年时代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表达了希腊人最初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感情,至今仍有巨大的艺术魅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它“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希腊艺术的土壤”《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94页。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世界完全没有二元论的色彩。希腊人把各种事物都看做是同质的,例如神。他们认为神并不是一种只能在化身上显现自己而不能表现或发挥自己的全部神性的无形力量,相反,神的真身倒是人形,虽然向凡人显露真身可能是一种少有的恩宠。他住在某一个山上,或者住在某一个庙宇里。神的画像和雕像对希腊人来说,不是一种纯粹的象征,而是一种肖像;不是一种可以使人屈膝跪地想起冥冥中的上天的象征,而是住在地球上的某一个人的肖像,神的天性是看得见的。

原始唯物主义:希腊人认识自然从文化上讲是多神论的,但在哲学上他们是原始的唯物主义,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世界的本体是由物质作为根本的。

不同的哲学家强调不同的物质是本源。

水:(泰勒斯)泰勒斯是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约公元前625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学会了古代流传下来的天文和几何知识。泰勒斯创立了爱奥尼亚学派,企图摆脱宗教,通过自然现象去寻求真理。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

火:(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是爱弗斯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唯物哲学的代表。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赫拉克利特是一位难以研究的哲学家,甚至他在同时代的人中都以“晦涩者”而著称。他宣称万物始于火,万物由火生成,又复归于火。万物就“像火的燃烧和熄灭一样是不断变化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他最有名的格言是“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数字:(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活跃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城邦的一个著名学派。这是一个由300名贵族青年组成的进行数学研究和宗教修养的秘密结社。创始人是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其成员都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认为万物最基本的元素是数,数是非物质的东西,是先于人们的认识的。“数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则。”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才是万物的本原,在他们看来,数不仅有量的多少,而且有几何形状。数是独立于物之外的实质,是一切事物的总的根源。因为有了一个个的数目,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水、气、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

公元前5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被奴隶主民主派所解散,毕达哥拉斯学派分裂成了两派。一些人组成了宗教派,继续遵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神秘宗教教义和戒律,另一些人则形成了科学派,转向了科学研究。科学派在数学、天文学、音乐和医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虽然把“数”神秘化了,颠倒了数和物的关系,但他们把数学提高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人们深入揭示自然界的本质规律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子:(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奠定的原子学说是古代唯物主义的最高体系。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微小的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事实真相在井底”。后来人们借用这句名言,把储藏秘密、储藏真理的深处称为“德谟克利特之井”。

雕塑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造型艺术以雕塑为主,绘画由于材料的缘故大多已失传,只留下一些诸如瓶画、壁画的残画等,画家们只留下只言片语;大多的记载是美学家们对艺术的论述,对象主要集中在雕塑上,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雕塑家如菲狄亚斯、普拉西特莱斯、米隆等,著名雕塑家享有很高的地位。这点从一开始就与东方的雕塑在观念上拉开了距离。

绘画的地位不如雕塑还有一个原因:古希腊绘画在幻象的制造上很幼稚。当时的画家虽然知道相对地把远处的东西画小,近处的东西画大,但人类还没有发明焦点透视的原理,不懂得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将所描绘的东西按透视线有规则地递缩的道理。虽然当时的画家也懂得利用深浅不同的色阶来描绘物象上的明暗光影,从而使平面上的物象能够幻现出凸凹的立体感,但他们只能用深、中、浅三个简单的色阶来表现物象上的明暗关系,与后来发明的色阶丰富变化的油画相比仍然显得十分单调。古希腊在绘画上的幼稚状态实际上延续到希腊化时期。

事实上,连希腊化时期的艺术家也还不懂得我们所说的透视法则。……当时艺术家是把远处的东西画得小,把近处的东西画得大,可是远去的物体有规律地缩小这条法则,亦即我们可以用来表现一个视觉景象的那个固定的框架,古典文化时代还没有采用。事实上,又过了一千多年它才被运用起来。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62页。

古希腊雕塑也是以单体或群体的为主,对深度空间反映的需求很小。所以透视缺乏的问题并不明显。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公元前530—前470)认为虽然变化是万物唯一的常性,但它不是反复无常而是合乎规律的。他称这个规律是“逻各斯”(Logos)。因此,他认为人的智慧和世界变化的规律是相通的,唯有智慧的人才能认识“逻各斯”说出真理。赫拉克利特还认为人的身体是土,而人的灵魂是纯净的火,是人体中最热烈的部分。灵魂受潮人就入睡或失去知觉;灵魂全部潮湿,人就死亡;反过来最干燥的灵魂最有智慧。

赫拉克利特主张美在和谐。与毕达格拉斯学派不同,首先他认为和谐不是根源于非物质的神秘的数,而是作为“火”的各种变体的客观事物的属性,因此美是客观的;和谐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对立面斗争的结果。他说:“对立造成和谐。”《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页。

赫拉克利特比毕达格拉斯学派有所改进,他既肯定了美的客观性,又肯定了美的相对性,他曾说“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这就丰富了对审美现象的辩证解释。他也是持艺术模仿自然的基本观点:

自然不是借用相同的东西,而是借助对立的东西形成最初的和谐。因为艺术模仿自然,显然也是如此:绘画混合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颜料,描绘出酷似原物的形象;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形成一致的曲调;文法混合元音和辅音,由它构成完整的艺术。《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王大庆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毕达哥拉斯学派

在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前500)学派看来,美体现着合理的理想数量关系,美的本质就是数量比例的和谐。和谐产生于差异的对立。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所以他们更重视音乐。

毕达格拉斯学派把数的关系进一步推广应用到雕刻、绘画、建筑等艺术,认为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的比例”。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细微的差错往往造成极大的错误”。对于雕刻家、画家这类创造最美形象的人来说,“要学会在一切种类动物以及其他事物中很轻便地就认出中心,这不能凭初次接触,而是要经过极勤奋的工夫,长久的经验以及对于一切细节的广泛的知识”。《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页。据说希腊雕塑家波里克勒特就曾遵循毕达格拉斯的学说,写过一本叫做《法规》的书,其中规定了事物各部分之间精确的比例对称。毕达格拉斯派还认为:“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人的“身体美确实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对称”。他们十分注意审美现象的数学基础,力图为艺术家找出能产生最美效果的经验性规范。这对美和艺术的创造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这种形式主义的美学观点对后来的西方美学史有深远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学派利用数学关系来解释自然现象,他们从球是最完善的几何体出发,认为地是球形的,同时认为天体运动甚至音乐也应该服从数学规律。他们还认为宇宙按照贵贱和完善程度,分为三个部分,即地球和月层的下部分,以恒星为界的交界部分和诸神的住所。地球、天体和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宇宙中各种物体都作均匀的圆周运动,而天体的运动越慢,它们的地位就越高贵和神圣。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了太阳、月亮和行星作均匀圆周运动的假说,因为这种运动才符合神圣和永恒的天体的举止。天体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认为人的身体跟宇宙天体一样,都由数的和谐原则统辖,人的内在和谐可以受到外在和谐的影响,一旦人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相契合,就进入了艺术欣赏状态。他们的理论观点对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普罗提诺以及基督教美学和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家和美学家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艺术的功能上,该派认为艺术对人的心灵有净化作用。他们也最早提出用音乐治病的主张。

毕达格拉斯学派在哲学上是最早的唯物主义,在美学上也是模仿说的最初奠基者。

德谟克利特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70)接受赫拉克利特的“文艺模仿自然”的观点又有所发展,他说:“任何艺术……都不能不经过研究而获得。”这一研究首先是对文艺和美学对象的研究,认为文艺描写的对象不只是生物性的人,而是社会的人,是外形和内心同一的人,认为文艺应“仿效好人”、“好事”,要求文艺真实,反对虚假的描写。

其次是对作家艺术家主观条件的研究。他十分重视作家、艺术家的天才、灵感和语言,认为:“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诗人。”同时他意识到艺术创造和社会实践的联系:“如果儿童……不去劳动,他们就既学不会文学,也学不会音乐……”

在对文艺作品社会效果的研究方面,他特别重视文艺与审美的关系,提出求美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的观点:“动物只要求它所必需的东西,反之,人则要求超过这个。”谈到艺术的作用,他提出“快乐”说:“大的快乐来自对美的作品的瞻仰。”这种说法是文艺审美作用理论的萌芽。他还对“快乐”的内容作了思考,指出作家“不应该追求一切种类的快乐,应该只追求高尚的快乐”。

德谟克利特是西方第一个从研究自然过渡到研究社会,探求美和艺术的本质的哲学家,他提出“文艺模仿自然”,并对自然作了“人生”的解释,文艺不只模仿人的身体,而且模仿人的才智、行为和心灵。他提出追求和创造美“是一种神圣心灵的标志”。他的学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学家、美学家都有影响。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69—前399)出生于伯里克利统治的雅典黄金时期,死于雅典的败落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的30人僭主集团倒台后的时期)。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一名雕刻师,母亲为助产士。苏格拉底是一位个性鲜明、被人褒贬不一而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他一生未曾著述,其言论和思想多见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如《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苏格拉底最后因触犯了权贵的利益而被统治者以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让其饮毒堇汁而死。他长期靠教育为业,喜欢用启发、辩论的方式来进行教学。他在西方的地位有如中国的孔子,但却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是柏拉图哲学路线的创始者,重视伦理学,是道德哲学的创始人,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要用理性和思维去寻找普遍道德的人,他强调道德是由理性指导的,所以“美德就是知识”,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他认为人有三种美德:节制、勇敢、正义。三者兼备才是完美的人、高尚的人,而这三种美德的基础则是关于善的知识或理性。因此他也是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始作俑者,为此尼采曾骂他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元凶。

苏格拉底一生都以神的使者自命,他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在雅典街头教人道德和传授知识。在政治上,他反对民主政治,拥护贵族政治,后来被民主派处死。他关心的主要是道德问题而不是美学问题,但将道德问题与美学问题结合起来,实现了美学从自然哲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

苏格拉底在欧洲哲学史上最早提出唯心主义的目的论,认为一切都是神所创造与安排的,体现了神的智能与目的。提出了“自知自己无知”的命题,认为只有放弃对自然界的求索(因为那是神的领域),承认自己无知的人才是聪明人。最有知识的是神,知识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

其美学思想的中心是把美、善和有用混为一谈,认为人的一切活动(包括审美活动)都要从遵循一定的目的的基本观点出发,把功用或合目的性看做是美的基本前提。他在探讨美和善的关系时认为,有的东西如德行,从同一观点看,既是美的,又是善的,因此他得出判断美的标准就是“功用”的结论,即有用即美,无用即丑。

他哲学的中心思想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全部欲望,因此哲学不应该研究自然,而应该研究人类本身的灵魂。他的“艺术模仿自然”不是模仿人物的外形,而是强调描绘出人物“精神方面的特质”,即人物的“心境”、“神色”和“感情”。苏格拉底幼年学过雕刻,对艺术很了解。他强调画家和雕塑家要把人物高兴和忧伤、高尚和下贱、慷慨和鄙吝、谦虚和骄傲、聪慧和愚蠢的“心境”与“感情”恰当地表现在他的“神色与姿势上”,让它像活的一样。还提出如何创造“美的形象”问题:“如果你想画出美的形象,却又很难找到一个人身体各部分都很完美,你是否从许多中选择,把每个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使全体中每一部分都美呢?”从中可以看出早期典型化理论的萌芽。

他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绘画的基本美学观点:1.首先提出绘画要表达人的精神,“绘画的任务——表现活生生的人的精神与他们最内在的东西”。2.如何表达,那就需要将每个人最美的部分集中起来。艺术要追求完善的人体美。3.艺术不但可以模仿美,而且可以模仿美的性格。

柏拉图

导读:《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生于雅典贵族的家庭。父母两系都可以追溯到雅典过去的国王或执政者。早年受到很好的教育,特别是文学和数学。20岁开始做苏格拉底的学生,学了8年(公元前407—前399),一直到苏格拉底被当权的民主党判处死刑为止。老师死后,他跟他的同门弟子离开雅典继续讨论哲学。不久又游历埃及,在埃及学了天文学,考察了埃及的文物。公元前396年回到雅典,开始写他的对话体著作。到公元前388年,他离开雅典去意大利,应西西里岛塞拉库萨国王的邀请去讲学,由于得罪了国王被卖为奴隶,后由朋友出钱赎回,当时他已40岁。回到雅典创办他著名的学园授徒讲学,同时继续写他的对话。写出12篇规模较大的对话如《斐多》、《会饮》、《斐德若》和《理想国》等。在学园讲学41年。他一直梦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每次都失望。他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所受的是贵族正统教育,所以对民主党有仇恨。公元前399年,他心目中真正哲学家的模范、正义象征的老师苏格拉底又被民主党以亵渎神和诱惑青年罪判死刑;使他更增强了对民主党的仇恨。他少年时代,正值雅典危难之秋。五十多年的战乱,在伯罗奔尼撒战役中,雅典被斯巴达打败成为属国,国内的民主党与贵族党斗争一直很激烈。他晚年的时候,在斯巴达的支持下贵族党复兴,但只是昙花一现,柏拉图非常失望。

除了《苏格拉底的辩护》外,柏拉图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是在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等人的矛盾统一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朱光潜认为理解柏拉图的对话有些困难:第一,大多数对话中苏格拉底是主角,他自己始终未上场,人们不知道哪些代表他自己,哪些代表苏格拉底。第二,对话里充满了苏格拉底式的幽默,经常装傻向对方请教,并模仿诡辩学派来讽刺对方,到底哪些是讽刺话,哪些是真心话,一般读者很难分清。第三,许多对话没有最后结论,而且充满矛盾。

柏拉图的著作涉及政治、伦理、教育、哲学、文艺等问题,散见于各篇对话,集中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主要有《伊安篇》、《高吉阿斯》、《理想国》和《法律篇》。中译本主要有朱光潜节译的《文艺对话集》。另有《理想国》和《柏拉图六大对话集》等中文译本出版。

他的论著主要集中在《文艺对话集》。其学说以“理式”为中心。

柏拉图的文艺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他是从一个假设的先验本体出发来建立他的哲学体系的,也是从这个先验本体出发来阐释他自己的模仿论的。在柏拉图心目中,万物有一个本源,这个本源就是理式,理式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的“道”的东西,它体现着万物之为万物的本质。柏拉图的模仿说正是奠定在理式论的基础上的。

在美与理式的关系上,他认为最高的美是对理式的模仿。美是先天就有的,“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它”就是理式,见《大希庇阿斯篇》)。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

美是模仿,这一看法在柏拉图之前就有,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人都提到过艺术模仿自然,但在柏拉图这里,艺术只是一种摹本,是一种简单的、被动、忠实的抄录。现实世界是由模仿理念而来,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的知识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在他的《理想国》中谈道:艺术是一种模仿,但不是对理念的模仿,而是对理念的影子——现实事物的模仿。他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他用“床”作为例子,有三种床,一是神造的理念,二是木匠造的实物,画家模仿的是实物。因此画家笔下的床与理念的真实隔了两层。模仿者只能得到影像。因此柏拉图十分轻视绘画。他认为画家只是“外形制造者”,绘画只是一种对“外形的模仿”,画家就像用旋转的镜子的人,只要用镜子照就可以了。

在柏拉图这里有两种模仿,一种是简单的临摹,一种是通过灵感进行的模仿。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把人分为九等,第一等人是“爱智能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这种诗人是大诗人,“诗神的顶礼者”,凭神灵凭附得到灵感的人把天国所见到的永恒的理式表现出来。而第六等人是“诗人或是其他模仿的艺术家”。就是那种匠人,对一般的事物的一般模仿,有技巧,没有灵性。在古代希腊中,艺术还包括手工业、农业、烹调等手艺。这些技艺是被人所看不起的。柏拉图所谓真正的模仿,是一种对永恒理式的回忆,光靠技艺的精湛是不能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柏拉图对模仿的歌颂和攻击是不矛盾的。他歌颂的是神灵凭附的灵感,他攻击的是根据技巧对一般对象的临摹。

他认为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理智、意志和情欲。理智使人聪慧,意志发为勇敢,情欲应加节制。三者各按其本分行动而各尽其天职,才能实现“理想国”。而文艺属于情欲,不利于培养“理想国”的统治者,因此必须对文艺实现严格的审查监督制度,所以要把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但他并不否定文艺的作用,反而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因为他认为文艺关系到统治者的教育问题,所以要监督诗人在他们的诗里只描写善和美的东西。要防止他们模仿罪恶、放荡、卑鄙和淫秽,这会对青年们的心灵产生坏的影响。

他提到图画是利用错觉产生魔力。

他第一次提出“形式美”的概念:“形式美所产生的快感是不夹杂痛感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快感来自美的颜色和美的形式——形与色的美,它们所产生的快感似乎同步于生理上的快感。

我说的形式美,指的不是多数人所了解的关于动物或绘画的美,而是直线和圆以及用尺、规和矩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这些形状的美不像别的事物是相对的,而是按照它们的本质就永远是绝对美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8页。

他同时还提出“天才论”和“灵感论”。柏拉图对灵感的解释是“神灵附体”、“迷狂”和“灵魂回忆”。

灵感说包括三个方面:灵感的源泉,灵感的表现和获得灵感的过程。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神的诏语,“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诵诗人又是诗人的代言人”。灵感的表现是迷狂。他认为世间有四种迷狂:预言的迷狂,教义的迷狂,诗兴的迷狂,爱情的迷狂。这第三种迷狂是由“诗神凭附而来的”。

灵感的获得过程是灵魂对真善美理式世界的回忆。他认为有两种艺术,一种是理式的模仿的模仿的文学艺术,一种是完善的灵魂对最高理式回忆所产生的文学艺术。后一种因为“代神说话”才涉及灵感。在理想国中有存在的必要。

柏拉图灵感说的价值在于:首先,确认灵感是文艺活动中存在的特有现象,优美的文艺作品就是灵感的产物。其次,他看出了理智和灵感的区别,前者是科学的思维形式,后者是艺术创造的思维形式。认为单凭理智创作不出优美的艺术作品。再次,他看出了文艺创作与技术制作的区别。指出艺术创作不只是凭技艺,而是凭灵感。最后,强调灵感是人的不朽灵魂“见到尘世的美”而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揭示了艺术创造离不开现实美的触发,但又不停留在对现实美的摹写上,而是努力创造有普遍性的理想美的形象的过程。

柏拉图的灵感论对后世的浪漫主义产生了广泛影响。

柏拉图的学说对后世欧洲文化的影响深远,文艺复兴时期,在意、法、英等国研究柏拉图之风盛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甚至在佛罗伦萨建立了柏拉图学园,培养了许多柏拉图的信徒,这些信徒深受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的影响,大多信奉“理式说”。在启蒙主义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中,柏拉图的影子也随处可见。在启蒙运动中,德国的启蒙运动的先驱温克尔曼就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赫尔德、席勒、施莱格尔和雪莱等受柏拉图的影响也很明显。19世纪以后,西方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大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哲学美学、尼采的“酒神精神”说、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艺术的催眠状态说,弗洛伊德的艺术起源于下意识说、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等,都或多或少与柏拉图思想有联系。

亚里士多德

导读:《诗学》(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公元前384—前322)出生在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他从小就培养了研究医学、解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趣。17岁时,亚里士多德赴雅典,就读于柏拉图的学园,在那儿学习和研究了20年,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吕克昂学校,从事教学、研究、著述约13年,其学派被称为“逍遥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物理学、政治学和美学等方面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不仅是他之前的希腊哲学和科学发展的集大成者,而且成为西方学术多门学科的创始人。马克思说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也认为他是“最博学的人”。亚里士多德一生著述极丰,主要著作有:《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论灵魂》、《政治学》、《伦理学》、《诗学》、《修辞学》等。

《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总结当时希腊文艺的丰富实践和辉煌成就写成的一部论诗和关于如何写诗及进行诗评的专著。全书现存26章,可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5章)谈模仿艺术的分类和诗的起源;第二部分(第6—22章)论悲剧;第三部分(第23、24、26章)论史诗及悲剧的异同;第四部分(第25章)谈对诗的批评及解答。

他的美学观点是从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开始的,虽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氏认为模仿实物只是模仿的模仿,并不真实;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本质就在实物之中,在他看来,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之中,除了个别事物之外,不存在什么一般的“理念”,人们只能看到个别的人、个别的马和个别的房屋,并不存在什么一般的人。如果每类事物之外都假设一个与之相应的理念,理念就会变得无穷多,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本体”,消解了事物。因此对于实物的模仿不仅能反映本质,而且“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所以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他有关悲剧的著名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就是从模仿说角度出发的,在《气象学》一书中他也曾说出“艺术模仿自然”的话。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对模仿的定义有了不同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现实世界不再是影子,它具有独立自足的真实性,柏拉图思想中那个无法证实的理念世界被亚里士多德毫不留情地取缔了。更重要的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艺术不仅仅是模仿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模仿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艺术比现实更真实;同艺术所显示的可能世界相比,现实世界反而显得偶然而不合情理了。

亚里士多德所用的“模仿的艺术”一词与柏拉图不同。他把职业性的技艺与今日称之为美的艺术加以区别,称史诗、戏剧、音乐、绘画、雕刻等美的艺术是“模仿”或“模仿的艺术”;柏拉图则将两者都看成技术制作,认为只有来自神的灵感的艺术才与技术有区别。亚氏认为一切美的艺术都是“模仿”,不承认有来自神的灵感的颂神艺术和模仿艺术的区别。他认为只有具体存在的事物才是“第一实体”,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离开具体存在的所谓“理式”。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模仿就不是对事物的被动抄录,而包含了对事物的理想化的加工改造。在这种意义上,模仿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创造的意思。也许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主张模仿能够给人以快感。

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观点:

1.模仿说。他认为模仿是人的本能。

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形象。(其原因也是由于求知不仅对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一般人亦然,只是一般人求知的能力比较薄弱罢了。我们看见那些图像所以感到快感,就因为我们一面在看,一面在求知,断定每一事物是某一事物,比方说,“这就是那个事物”。假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所模仿的对象,那么我们的快感就不是由于模仿的作品,而是由于技巧或着色或类似的原因)。模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做出了诗歌。(第4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首先,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从孩提时候起就具有模仿的本能,人是通过模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把模仿和求知活动联系起来,也就是把艺术的起源、创作同认识、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将艺术纳入人类理性认知的领域。这涉及对艺术功能的认识。其次,模仿能给人以快感。亚里士多德具体列举了三种情形以资证明。第一种,事物本身看上去会令人生厌,如尸体和讨人嫌的动物形体,但以此类事物为原型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图像却会引起人的快感。这是模仿的艺术将现实中的丑转化而成的审美快感。第二种,人们可以通过观看艺术形象学到东西,并进行推论,如认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是某人。这是满足了人的求知欲和使人体验到惊诧之情而产生的快感。第三种,是由作品形式方面的因素,如技术处理、色彩等而引发的快感。

史诗、悲剧、戏剧、音乐、舞蹈、绘画等都是模仿,模仿是所有艺术样式的共同属性。他举了荷马和恩培多克勒的诗作为例,两者虽然都用格律来写作,但前者是模仿的,可以称为诗;而后者确是自然科学的论著。

在他看来所有的文艺都是模仿,因媒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艺术,比如色彩(绘画)、形态(雕塑)、节奏(舞蹈)、音调(音乐)、语言(诗)。因模仿的对象不同,有喜剧和悲剧,悲剧是倾向于把人描写得比现实中的更好,而喜剧则把人描写得不如现实中的人。因模仿的发生状态不同,有史诗、抒情诗和戏剧。

2.他虽然主张模仿,但不主张绘画按事物的本来样子模仿,而赞成按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应当比真实更美。他提出画家笔下的人物应该比真人更美,他在《诗学》中说:“像宙克西斯所画的人物(或许是不可能有的),不过这样更好,因为画家所画的人应当比真人更美。”

3.首次提出性格刻画的重要性。在《诗学》第15章中他讨论了性格问题。他说:“诗人应该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他们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他还论述到性格有四个特点:一、性格应是善良的;二、性格要符合人物的身份;三、性格的刻画要逼真;四、性格应该前后一致。而且他提出:诗人在表现性格有缺欠的人物时,应像优秀的画家那样既追求逼真,又要把他们用艺术“美化”成“好人”,因为这是由悲剧的模仿对象所决定的。他谈道:波吕格诺托斯与宙克西斯都是著名画家,但前者善于刻画“性格”,而后者的绘画没有“性格”。

4.在艺术的作用上,他认为首先是教育的功能,通过传授知识培育理智德行,在谈到悲剧的作用时,认为是一种Katharsis(卡塔西斯)作用。关于Katharsis有几种解释,一种认为是“净化”,一种认为是“宣泄”,朱光潜认为:“可知‘净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翻译家罗念生认为其作用就是借悲剧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使观众的太强或太弱的感情达到适度。还有人认为这个词应该理解为一种“陶冶”。

Katharsis是艺术经由审美给人一种“无害的快感”。通过净化使人得到精神享受。

怜悯界定为一种痛苦的感觉,其原因是由于人看见一种足以引起破坏或痛苦的灾祸落到不应受难的人的头上,并且认为这种灾祸也会在最近期间落到自己或亲友头上。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化、哲学和美学的奠基人。他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成果。但他的继承是以批判为基础,以创新为目标的。在方法论上,他在批判柏拉图“理式”说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的“四因”说“实体”论,并以此为基石提出了和柏拉图有根本分歧的“模仿论”。他摒弃了柏拉图的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对客观世界进行冷静的科学分析。他还将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结合,多视角地研究文学。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构成西方推崇认知推崇客观的理论源泉。

本讲小结

(一)总结古希腊的艺术观,最重要者当属“模仿说”,因为这种对象表达的观念直接影响了西方艺术两千多年。也就是说它奠定了西方艺术的基调。

(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是在柏拉图的模仿说基础上完善但又与前者有明显的不同,柏拉图的模仿集中在对“理式”的模仿上,而亚氏的模仿以现实世界为主。他们都认为模仿的高下与道德品格联系,也就是说与“善”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点上古希腊的大师们的认识是很接近的。而且当时美与善都是在一个大范畴中的。

(三)古希腊大师们认为模仿自然是重要的,但必须将自然对象(人)理想化。

(四)古希腊的艺术理论在认同美在于一种和谐这点上具有共同点。

(五)亚里士多德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他也是西方美术理论的奠基者。

(六)在论及艺术作用方面,柏拉图的“理式”论,虽然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模仿论那样影响明显,但实际上对欧洲文化潜在的影响不可低估,其学说直接对中世纪的艺术理论有着明显的影响。他的天才论和灵感论对后世的浪漫主义思潮甚至表现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

参考书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思考题

1.概括叙述古希腊的艺术观。

2.在中国画论中有无与模仿理论相似的理论,它占有什么位置?

3.亚里士多德的模仿理论和柏拉图的模仿理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