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希腊文明与西方政治思想的起源

古代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人能够有此殊荣，并不单纯地因为他们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主要原因在于古代希腊文明独具的精神特质。

在古希腊文明之前，希腊半岛上就已经存在远古时代的文明，即米诺亚文明（the Minoan civilization）和迈锡尼文明（the Mycenaean civilization）。讲希腊语的诸部落大概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陆续迁移到这一地区的，他们当中包括爱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和多利安人等。这些部落从希腊半岛开始，通过征服与殖民，逐步扩展到西西里、意大利南部以及小亚细亚等地，并且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即城邦。各城邦之间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被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大约写作于公元前8世纪）所记载。但是，在相互交战的同时，各城邦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古代希腊文明，而荷马史诗本身便成为希腊人一个重要的、共同的文化源泉。也就是说，古希腊人虽然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希腊国家，但政治上的分裂却不妨碍他们享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另外，希腊人虽然分属于不同的城邦并且时常相互敌视，但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他们之间又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他们都把自己视为文明人而把其他民族的人视为野蛮人，这一点在古希腊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

与世界其他文明类似，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自然宗教（比如对牧神潘的崇拜和稍后的奥尔弗斯教等）也构成了早期希腊文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它们垄断希腊人精神世界的时间并不太长，虽然其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对希腊精神以后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等人的身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公元前8世纪之后，在荷马史诗当中得到清楚反映的对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已经成为古代希腊世界的共同宗教。在这种宗教中，诸神除了具有比普通人更为强大的能力之外，已经基本上被常人化亦即常识化和理性化了。神与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不复存在，而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其思想感情也都已经不在普通人的想象之外。从文明的发展来看，这样一种高度世俗化的、极具开放性的宗教，无疑为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发展保留了极其广阔的空间。

从另一方面来看，希腊人崇拜的奥林匹斯诸神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点，那就是虽然他们法力巨大、为世人所敬畏，但也并非无所不能。而且，诸神不仅根本没有丝毫普爱众生之情，反而喜欢通过恶作剧捉弄世人、甚至因他们的不快而迁怒世人。说到底，他们怀有与凡夫俗子完全相同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私心杂念。如果按世间的标准，他们多半只能被归入“恶徒”之列。这就是说，古代希腊宗教并不能在终极意义上保证世界的完满与至善，不能为普通人的生活提供可信的指导与可靠的保障，相反，神灵们似乎也如同凡人一样，从根本上说必须受制于某种更本原的力量。这样一种宗教信仰导致了古代希腊精神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质，那就是古希腊人对“命运”、“必然”等观念的强烈意识。在古希腊人看来，命运与必然同时作用于神、人与自然，而且无可逃避。这种意识构成了荷马史诗贯穿始终的一个主题，而其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史诗中关于俄狄浦斯王子杀父娶母的故事。王子的父母在他出生时得到关于他的悲惨未来的预言，为了阻止这一预言成为现实，父母将他抛至野外，而他自己被人救活后亦远避他乡，但最终预言中的悲剧还是一一实现。这种关于命运与必然的悲剧性意识，也许会使人产生对世界和人生的悲观与失望，但它却不至于让人感到世事无常，相反却有可能激发他们对自然与社会背后那种主宰一切的力量进行执著的探求。

实际情况当然不可能如此简单，但希腊哲人以“命运”和“必然”的观念为背景对自然界进行认识的结果，显然促成了古代自然哲学的产生。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ritus，约前540—前470）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火，它“按一定的尺度燃烧，又按一定的尺度熄灭”；而这里的“尺度”，指的正是某种永恒的规律，或者说自然的理性。赫拉克利特的这一表述可以被视为最早的哲学命题之一，因为宗教转变为哲学的标志，就在于人们开始相信，自然力能够为人类的理性——逻辑和推理而非神秘的直观——所认识和把握。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虽然自然力也许并不能为人们所控制，但它们却必须依从确定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与人类的理性之间又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人们通过理性对其加以理解并且用语言表现出来，这便是Logos。对世界的本质和起源的解释，构成了古代希腊自然哲学的基本内容。尽管在不同学者对这种本质和起源的认识各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信念是，世界起始之后，便会按照人类理性能够理解的规律运行。这种理性的精神，正是古代希腊文明的精华，而近代人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科学世界观的源头。

欧几里得几何学大概可以被算做是古代希腊理性精神在自然科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它仅仅从一两条简单的公理出发，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导出了整个理论体系，而由此得出的各种推论，就人们所能感知的限度而言，又与他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是几何学方法的魅力之所在。这种方法贯穿于古代希腊的全部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当然包括政治哲学之中。虽然在时间上后者的出现要晚于前者，但从其基本方法与内在精神上来说，两者却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一点也正是柏拉图对几何学大加推崇的原因。正如政治思想史学家恩斯特·巴克所说：“政治哲学起源于希腊精神中宁静清明的理性主义。希腊人不像印度人和犹太人那样沉浸于宗教的世界，也不以一种神秘的方式看待宇宙。他们牢牢地立足于思想的王国，……他们乃是在理性的光芒之下认识世界。”

古代希腊世界的政治实践也为政治哲学的产生提供了非常适宜的土壤。古希腊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城邦政治的发展。城邦的规模都不大，通常以一个设防的城市为中心，再加上四周范围有限的农村地区构成。以雅典为例，在其全盛时期，面积也不过2000平方公里，总人口（包括公民、奴隶和外邦人）大致只有三十万左右。城邦这种政治形式，除古代希腊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时代也曾经出现过，比如古代的两河流域和罗马，以及近代的意大利等，但只有在古希腊，它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城邦伴随了古代希腊文明的始终。虽然希腊人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明，但直至被异族所征服，他们都一直以城邦这种政治实体相互分割，并且在各个城邦之内展开他们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希腊各城邦在统一的文明背景之下相对独立的发展——它们之间当然有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而且学者们实际上也常常从一个城邦迁居到另一个城邦——，对文明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至于希腊政治为何并未发展为帝国这种在古代世界更为常见的统治形态，人们提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在各种可能的原因中，希腊人特有的城邦观念，即他们对城邦这种政治形式的忠诚，显然是一个首先必须考虑的因素。在希腊人看来，城邦乃是人类自然形成的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虽然他们对帝国这种政治结构并不陌生，但却绝不希望把这种政体加于自己的身上。古希腊各城邦之间虽然不乏战争与掠夺，但几乎不存在对领土的扩张。在思想家当中，就连古希腊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政治体制问题最出色的研究者亚里士多德，也因其执著于城邦这种政治形式，而对环绕并且威胁着希腊世界的帝国政治结构采取了一种近乎视而不见的态度。

古希腊人对城邦的忠诚，集中体现于城邦的公共生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的核心位置。作为一位希腊城邦的公民，他一生中最为关注的并非物质生活的富足。对经济活动，希腊人普遍采取一种轻视甚至是蔑视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物质财富的意义仅限于维持生命的延续，至于生命本身的目的却绝不在于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在于通过政治参与、成为城邦公共生活的一员。在这样一种精神和文化背景之下，通常刺激着古代国家从事征服与扩张的财富因素也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当雅典领导的希腊城邦联盟击败了波斯帝国的进犯，而雅典的国势也因此臻于顶峰的时候，它也的确曾经企图乘势在城邦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军事性质的帝国，但这一尝试却以痛苦的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其他各城邦对自己独立地位的无比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雅典从根本上缺少征服和扩张的动力。

除观念因素外，希腊半岛的地理环境对古代城邦政治的产生及其独特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希腊半岛以山地为主，少量适于农耕的狭小的平原和盆地不仅十分贫瘠，而且被群山分割，彼此之间交通非常不便。这种情况导致了以下两个结果：首先，各个相互隔离的小农业区分别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单元；其次，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农业社会普遍存在的领土扩张，因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小从而对希腊人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同时，由于最初的希腊城邦大都建于沿海地区或者海岛之上，便利的海上交通使得商业成为一件比农业更为自然和有利可图的事情，而各城邦也几乎都通过对外贸易解决因农业产出不足导致的粮食供应问题。不过与近代商业不同，由于生产和交易规模所限，古代商业本身并不存在扩大本国领土或者寻求殖民地的动机。虽然伴随着希腊文明的发展与各城邦人口的增长，希腊人也会到母邦之外开辟新的殖民地，但这只不过是缓解人口压力的一种措施而已。殖民地同样以城邦的形式组织起来，与母邦之间除了保持比较密切的日常交往之外，在政治上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

在政治体制方面，希腊各城邦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演进过程，即从王制到贵族制再到民主制，当然，各城邦演进的速度并不相同，而且在某一特定时期，一个城邦具体的政治结构通常是这些因素（即政体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的组合。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城邦狭小的领土范围和数量较少的人口是政体演进必不可少的前提，而城邦内部的党派斗争则是这一进程的基本动力。古代希腊城邦内部的党派之争往往采取非常激烈的形式，失败者一般会被处死或者流放，这是城邦政治中不那么带有理想色彩的一面。党派之争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阶级斗争，但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阶级色彩，因此这种斗争的结果也就逐渐地改变着城邦的阶级构成，而总的趋势则是城邦政治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

政制演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从王制过渡到贵族政治，虽然各城邦完成这一过渡的具体时间尚不十分清楚，但到公元前8世纪时，除斯巴达之外，几乎所有城邦都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贵族政体。有的城邦尽管保留了国王的头衔，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力，更多只是作为宗教性的象征。在贵族制的最初阶段，城邦一般由一个被称为元老院（Gerusia）的机构统治。元老院的成员来自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贵族家庭，他们同时也是大地产的拥有者，所以又被称为土地贵族（Eupatridae）。随后，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新兴商业贵族的权力和影响力开始不断扩大，并且导致了城邦内部新旧贵族之间一系列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推动着城邦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社会财富形式的变化导致了权力结构的变迁。

公元前621年雅典的德拉古（Draco）改革是典型的新旧贵族之间的妥协，它在保留旧贵族地位的同时，使商业贵族能够参与城邦的立法过程。但是，德拉古的改革并未平息城邦内部的冲突。虽然商业贵族因其分享政权的要求得到了满足而被招安，但普通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境况却由于雅典对一系列战争的介入而日益恶化，他们中不少人甚至因为无力偿还债务而沦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从公元前6世纪末开始，新旧贵族之间的冲突开始让位于贵族与平民的冲突，著名的梭伦改革就是为解决这一新的矛盾应运而生的。

梭伦（Solon，前638—前559）被称为雅典最伟大的立法者，他的改革开始于公元前594年，其内容几乎触及雅典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为解决雅典面临的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梭伦废除了一切公私债务；在政治上，他扩大了雅典原有的立法会议（Ecclesia）的社会基础，并且设立了一些新的政治机构，如公众法院和另一立法机关四百人大会，以满足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的要求。与德拉古改革一样，梭伦改革的目标也是希望在冲突各方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因为他所信奉的基本政治原则，是“无过，无不及”。因此，在赋予普通民众以政治权力的同时，他又对其政治要求进行了诸多限制，并且设法为旧贵族保留了部分特权。梭伦原本以为，只有使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平衡才能使改革得到最广泛的支持，但实际结果却是他的改革遭到了各方面的不满，梭伦自己最后也满怀失望地离开了雅典。

无论如何，梭伦改革还是被视为雅典民主制的开端。梭伦之后，雅典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其最终结果是导致了雅典政治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克莱斯提尼（Cleisthenes，前570? —前507）改革。克莱斯提尼本人就是雅典民主力量的领袖，他的改革彻底摧毁了旧贵族的权力基础，即废除了雅典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四大部族。同时，为了防止少数人反对城邦民主制度的活动，克莱斯提尼还制定了所谓的“陶片放逐法”，使公民可以通过投票把他们不欢迎的政治煽动者驱逐出城邦。可以说，到克莱斯提尼时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得到了完全确立。

雅典民主的鼎盛期是伯里克利执政时期。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前429）为雅典的民主消除了最后残余的贵族制因素，使城邦的所有公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为了让贫穷的公民也能够参与政事，他甚至为担任公职者提供津贴。这一时期，雅典的国势也由于战胜了斯巴达而上升到顶峰。在战胜斯巴达之后为纪念阵亡将士发表的演说辞中，伯里克利对雅典的民主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他的词句也与雅典的民主一道成为千古绝唱。“我们的政体不曾抄袭邻邦的法律，相反成为别人摹仿的典范。它的存在为的是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利益，因此它被称为民主制。我们的法律为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正义而不论其私人生活上的千差万别；在人们的社会地位方面，成就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无论阶级还是财富都不能成为个人事业的障碍。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那么他并不会因其卑微的出身而受到任何影响。我们在政治上的自由扩展到日常生活之中，……但个人生活中的这一切并没有使我们作为公民无视法律。我们的保障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它告诫我们服从管理者和法律，特别是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无论它们已经明载于法典还是只表现为惯例，后者虽不成文，但打破它总会给人带来恶名。……在雅典，·53·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但我们时刻准备应对一切挑战。虽然我们的习惯养成于闲暇而非辛劳，我们的勇气得自于自然而非人为，但我们却也不惮风险。我们无须刻意卧薪尝胆，但在必要时亦不惧畏途。因此，比起从来不曾从艰苦中脱身的人们来说，我们具有双倍的优越。”

伯里克利赞美雅典民主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与它的邻邦斯巴达作对比。在他看来，雅典人自由而又服从纪律，善于享受生活而又不乏勇敢，可以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完美生活的典范。尽管这种赞美并不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对民主政治本身，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会做出多少不同的评价。而且，雅典的民主制及其社会政治生活也正是从伯里克利时代开始由盛而衰，以至陷入深刻的危机。导致雅典走向衰落的，除了它最终被斯巴达战败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制之下无穷无尽的党争。

看起来，伯里克利的赞美之辞未免还是太理想化。激烈的党争至少表明，雅典民主制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与纪律、个人利益与城邦利益的统一。当然，党争不仅仅是利益之争，同时也是观念之争。民主制的发展在解放了各种利益的同时，也释放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人们不论出于何种背景，都会对城邦的政治生活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传统与习俗、甚至城邦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都有可能遭到质疑。各种政治观念的出现及其互相之间的竞争，把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从而为系统的政治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因为“政治哲学产生于理性对人统治人的正当性提出疑问之时。”当然，这种思想的竞争并不完全是自由的，雅典民主制最大的悲剧是苏格拉底之死。雅典以民主和自由相标榜，但最终她却不能容忍一位哲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古代希腊其他城邦的政体演化、社会政治生活以及人的政治观念的变迁都与雅典类似，只是不如雅典那么全面和深刻。换言之，在雅典上演了一出最完整的古代希腊政治的活剧，而正是这一特点，使它在希腊诸邦中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哲学的摇篮。以苏格拉底之死为标志，自由与秩序、理性与习俗这些政治生活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已经在雅典人面前不可回避地提了出来，等待学者和政治家予以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