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批评”的本质

或许在有些人眼里，批评是没有本质的。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否认文学有本质一样，是否存在纯粹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问题。文学批评的兴趣越来越广泛，以至于忘却了自己的本职。在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越来越薄弱、越来越受到忽视的情况下，许多学者发出了拯救文学批评的呐喊。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伟大的作家与不朽的作品》中，将“文化批评”请出了文学批评的行列，发出了捍卫经典、捍卫文学的审美标准的呼声。从该书的第一篇《经典悲歌》和最后一篇《哀伤的结语》的标题中可以体会到，布鲁姆所唱的正是一首文学挽歌。在这部书的导言中，他哀叹道：“我们正处在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他将文学的审美价值放在最高位置，反对当前的文化批评对文学批评的戕害：“就对审美价值的伤害而言，从意识形态上捍卫西方经典与那些宣称要摧毁或‘破解它’的人的攻击是相同的。”他秉承王尔德、艾略特的关于文学经典是来自于前人所有作品的影响的观点，继续着“影响的焦虑”，提出“一首诗无法单独存在，但审美领域里却存在一些固定的价值”。作品的社会价值或许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会因为症状的消失而变得没有意义，而审美价值却是永恒的，这种价值来自于“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一种诠释性的相互影响”，“这些影响包含心理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文学经济学却不能确定美学最高权威的问题”，无法确定文本的经典性。他将那些把文学中的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的文化批评者称为“憎恨学派”，认为他们所做的“文化批评不过又是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审美和认知标准的最大敌人是那些对我们唠叨文学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所谓卫道者。”他认为文学经典本身就是一种贵族的、精英的，而“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因为“审美价值可以被认知或体验，却无法传达给那些无法抓住其感受和知觉的人”。

在《哀伤的结语》中他对当前的文学现实表现出深重的忧虑：“我在一所顶尖的大学教了一辈子的文学以后，反而对文学教育能否度过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此话若出自他人之口，恐怕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作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传人、“耶鲁四君子”之一的哈罗德·布鲁姆在解构主义的策源地、在解构主义风行30年后喊出这样的口号，就未免让人惊奇了。20世纪60年代，他对充斥在美国学院中的新批评所做的孤立的、封闭的纯形式文本研究有所不满，进而接受德里达的影响，可是在解构主义的硕果结遍文学领域的时候，他却发现恶果更严重:“如今学界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文化与艺术的冲突从未像当代一样尖锐和不可调和。文化研究几乎将艺术研究吞没殆尽：“为什么恰恰是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呢？”如此发展下去，布鲁姆预见道：“作为文学的一部分，批评不会消亡，但也不会留在我们学校里”；“今日所谓的‘英语系’将会更名为‘文化研究系’，在这里，《蝙蝠侠》漫画、摩门教主题公园、电视、电影以及摇滚乐将取代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

对文学及批评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不止是布鲁姆。“耶鲁四君子”之一、他的同事、真正的解构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希利斯·米勒，也对文学的未来十分悲观。与布鲁姆所不同的是，他是坐在自己制造的炸弹上升天的：他一边将文学送入坟墓：“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一边又洒泪相祭：“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在过去冷战时期的文学，还是现在新的系科格局正在形成的全球化了的大学，文学只是符号体系中一种成分的称谓，不管它是以什么样的媒介或者模式出现，任何形式下的大学院所共同的、有组织的、讲究实效的、有益的研究都不能把这种媒介或者模式理性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在现在。”

事实上，当代批评中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淡漠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翻开今天中文系学生的毕业论文，纯文学角度的批评难得一见；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也大多被文化研究的话题所占据。“文化研究”成为文学系的“显学”已是世界范围的景象。我们不会对美国大学文学教师这样的说法感到奇怪，“实在想象不出除了搞文化研究外，还有别的什么场合可以教文学——换句话说，文学文本就是最大限度地用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或理论的主题，与其他文化表述没什么两样”，因为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想法如出一辙。文学批评的衰落不仅导致了“美国大学生在选定自己专业的问题上对主修文学产生了怀疑”，而且也引起了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的冲击，使文学指涉“真实”的价值一步步地掏空。“倘若说当初是解构主义抽去了文学的思想、道德、情感的内涵，那么今天，一个反向的潮流又冲了过来，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声浪中，虽说强调了文学要同它这样那样的属性（民族、阶级、性属等）联系在一起考量，然而我们却看到，文学研究被进一步‘残片化’（fragmentation）的势头却有增无减。”1908年，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曾担心对科学的过度崇拜会损害人文学科：“我们发明了实验室社会学而生活在统计数字的梦魇中。语言不必因为它传达出绝对的人类价值，而只须裒集一些材料并且本身与自然有关就会引起我们的兴趣。随着这种僵硬的考订做派步步进逼，人文学科本身不再是人文的了。”1998年，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Neil L.Rudenstine）在全校毕业典礼上发出呼吁，号召要从教育的最本质意义的高度去认识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对人文学科加以保护。看来，白璧德的担忧不无先见之明，很值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反思。

早在1989年，解构主义刚刚引进国内时，李泽厚就在《美学四讲》中对解构之后的哲学与美学的前途表示了担忧，提出了一系列“美学拯救”的问题：“从现代美学史来看，表现论早已衰落，自我表现的浪漫时代早已逝去；代之而兴的符号论，也日益走近尾端。富柯（M.Foucault）对理性乃权力之狱笼的极力抨击，德里达（J.Derrida）将语言融解于具体时空的解构（deconstruction），使这个被作为理性符号的语言所控制、支配的世界，由双义、多义而无意义。那么，对这语言的哲学形而上解构中，从这个理性牢笼的解脱中，是否可以由隐喻、转喻而指向一个‘意在言外’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世界呢？以语言为最终实在的现代哲学正在崩毁之中，一方面分析哲学使所谓哲学成为技术学和律师学，另方面解构主义将多义的不确定的语言彻底消解。是否能从这个崩毁的哲学世界中走出来，提供一点正面的建设意见呢？是否可以从美学来着手这种建构呢？”可惜，20世纪80年代曾洛阳纸贵的“美学热”此时已近尾声，这种见解在当时根本引不起对解构主义刚刚产生兴趣的人们的重视。90年代后，学术界对学问和思想的关注远胜于对“审美”的关注，“审美”随之成了一个不再时髦的旧词，成为人人唯恐躲闪不及的过时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界接受解构主义20年后的今天，李泽厚的预言应验了——文化批评正在侵犯文学的审美力量。

近年国内文学研究界也开始了对文学批评的反思。在2002年9月举行的“2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与创新”研讨会上，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副主编吴炫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文艺理论处在危机状态。在学术界内外均漠视基本理论的同时，理论膨胀却呈加剧之势。西方文艺理论对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有效性、传统文论如何真正完成现代转换等问题或多或少都引起了学术界的理论焦虑。如何审视并解决这些被“悬置”起来的问题，吴炫认为需要寻找一个“现实基点”，要立足于世纪之交的文化转型和创作思潮这两个现实。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钱谷融先生也认为，由于我们过于重视理论批评而轻视了感受和鉴赏，我们的批评因而缺乏亲和力。不从感受出发，没有心灵的参与，远离作品本身的批评不仅不被一般读者喜欢，而且也与作家有了隔膜。

或许回到美学，回到审美，回到文学最亲切的“娘家”的批评，是今天的批评应当考虑的道路。

“文学性”的否认者们在指责“本质主义”的同时，自身也正处于“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听凭符号学理论而夸大文本的能指的不确定性，难免会有将一个平庸之作解读为不朽之作的危险。当我们赋予读者无限自由，任由读者对文本为所欲为，就真的能不受文本的限制而解释出无限的意义来吗？一千个读者的哈姆雷特真的就是文学中的哈姆雷特吗？当“误读”也合法和正确时，我们还能相信文学批评吗？或许本雅明的斩钉截铁更有道理：“对于批评家来说，判断的权威是他的同行们。公众从来不是，甚至作者的后代也从来不是。”伊格尔顿举出的这两个句子：“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和“你知道铁路工人罢工了吗？”难道会因为人们的“知识型构”发生了变异就认定后者是文学了吗？文学的本质在不断地认识和修正中，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一个恒定不变、客观抽象的本质。在没有给人下定义前，人就没有人性了吗？人性完全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一种先在的存在？文学性也同样，它本来就在那里，并不因人们发现它或没发现它而不存在；也不因人们说它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而改变。剥夺文学的本质，将是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毁灭性灾难。

纠缠在“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里，对解决文学生产问题没有太大帮助。与其将文学批评强行套入人文科学的理论框架中削足适履，不如回到文学的事实经验层面，回到朴素的批评上来。对于读者和作者而言，批评的功能是向读者说话，说出那些在作品中没有被直接明确说出的内容，引导读者领略作品更幽深处的风景。批评最朴素的职责正如勃兰兑斯所形容的那样：用火把来引导游人，使人们在黑暗不明的矿坑里看得出地下的财宝来。而且，批评家不单自己有这样的鉴赏力，还应该培养读者的鉴赏力。告诉读者作品的认识价值，只是在向读者灌输观点；而告诉读者作品好在哪里，是在培养读者的艺术感觉。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批评最需要的是文学的经验，而现在这种经验正在被话语和理论所侵蚀。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用关于文学的话语来代替直接的文学经验。”捍卫文学批评的权威性、恢复文学批评的正统，是今天当代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担负的使命。否则，我们只能像希利斯·米勒那样悲观地感叹：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