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忧乐观

忧愁与快乐是人生快乐与否的一种心理体验。究竟以何为乐，人们的看法却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忧乐观或苦乐观形形色色，概而言之有：《列子·杨朱》所反映的享乐主义思想；儒、墨家的“忧道不忧贫”、“自苦为极”的禁欲主义倾向；道家的不以苦乐而伤其身的忧乐超越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儒家忧道不忧贫，由道义看苦乐的思想。

《杨朱》篇所宣扬的生当行乐的人生理想和纵欲主义的养生论，赤裸裸地表现了门阀士族在西晋王朝灭亡前所持的醉生梦死、极端淫佚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它认为人生的唯一目的是：“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人生苦短，要及时享乐，而且要无所顾忌地大胆享乐，不必担心死后留下恶名，因为贤愚贵贱虽不同，死了都要同归于消灭，留下一堆腐骨。从其享乐主义人生观出发，它又提出了纵欲主义的“养生”观，认为追求“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肆情纵欲，“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这就是“养生”。在诸多的人生快乐之中，以酒色之乐为上。人生就是纵欲，不能纵欲，如同死亡；为了纵欲，可以不顾一切。因此，纵欲论者，必然是非道德论者。这种思想在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就反映了这种人生观。而且统治阶级和某些商人阶层不管嘴上说不说，在实际生活中则是按这种人生态度去做的。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人生观在中国思想上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对于这种人生观的实质，马克思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便变成了空话”。

道家的超越忧乐、安分自得的忧乐观，在玄学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阮籍认为养生有“五难”:“名利”、“声色”、“滋味”、“无常”、“喜怒”，免除这五难的根本在于“意足”。所谓“意足”，就是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一种“有主于中”的内心涵养；以物为足则永不会满足，人生的乐趣不在于对外物的占有，而在于自足，从内心寻找快乐。要“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养生论》）也即所谓“大和”、“恬淡”。向秀、郭象从物各独化的理论前提出发，得出了“性各有分”、“性各自足”、人各有命与遇的结论，必然引至安分顺命的主张。安命足性，各守本分，就能知足常乐。

那么，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如何看待忧乐呢？

第一，忧乐天下，与民同乐。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的忧乐问题不光是一种主体的忧乐心理体验，主要是一种社会道德关切，因此，孟子认为一人独乐不算乐，只有跟天下的人一起乐才是最大的快乐。孟子说：“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进而认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阳楼记》）这一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正是因为把自己的忧乐问题同天下黎民百姓联系起来，才使这个问题在中国语境中成为一个人生观与道德观的问题，而且这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正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的高尚情怀。如屈原的忧患与爱国精神，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意识，都是中国道德观的精华。墨子以自苦为极，言苦不言乐，似乎悖于人情，难以实行，但是他“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崇高精神，则值得大力提倡和发扬。

第二，安贫乐道，仁者不忧。

苦乐与忧乐既是一种客观的状况，也是一种主观体验。从客观的角度看，儒家以道义或者道义的实现为乐，而不以富贵荣华为乐，这就是所谓的安贫乐道精神。“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学而》）紧跟着这句话，又继续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的如下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鲜明地体现出儒家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孔子曾赞扬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生活极其贫困，一般人都难以忍受，颜回却非常高兴。“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就是指的孔子和颜回这种安贫乐道的忧乐观，即不为自己的处境不好而忧，却为能在困难条件下坚持道义而乐。这是一种很高的圣贤的忧乐道德境界。

具体来看，儒家圣哲以何为乐呢？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孟子是以家庭安祥，本人坚守道德、无愧于心，以及传道作为自己快乐的根源和内容。那么，荀子是如何看待快乐的呢？《荀子·子道》中说：“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道，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这就是说，只有君子即有道德的人才会有长久的快乐而无一日忧愁，小人则是有长期的忧愁而无一日之快乐。因为君子之乐无非是为自己得道或者将道贯彻在政治治理中，而小人之乐主要是为了得利，故得不到痛苦，得到了又怕失去，因此，天天都处于一种忧愁的状态中。

从忧乐的对象和客观内容的角度来看，儒家以道德、传道、社会善治为乐之内容和乐之源泉，这在古代社会自然是“君子”（有地位有道德的人）之乐，而非“小人”（无地位的老百姓）之乐，因为老百姓首要关切的是自己的生计和生活，因此“忧道不忧贫”恐怕只适用于少数衣食无忧的社会精英即“君子”。在当代社会的人看来，因道德而忧乐似乎更不能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以道德为唯一或中心价值的社会了。

从仁者不忧的主体心理体验与调节的角度讲，说人的忧乐心理调节主要依赖于道德，如果你真正掌握了仁义道德，心胸坦荡，一心一意为天下百姓，就不会产生忧愁的消极心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忧乐观仍然是有意义的。即使在现代社会，人们内心仍然有道德的追求，道德的、精神的幸福是内在的、长久的、深刻的幸福，而外在的物质享受、功名利禄虽然也可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体验，但如果失去了道德的内在价值，则不会给人带来一种灵魂安慰、心灵和谐的长久幸福感。据《列子·仲尼》记载：“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闻之，果召回入，问曰：‘若奚独乐？’回曰：‘夫子奚独忧？’孔子曰：‘先言尔志。’曰：‘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这段记载很生动，即使是圣人也有忧愁不高兴的时候，但重要的是要有心理调节。颜回真不愧为孔子所喜欢的第一高足，他首先用弹琴引起老师的注意，以快乐分解忧愁，当老师叫他进去问话时，他及时回答说，乐天知命就能达到不忧。这是说，一个仁者能以天下为己任，能够了解天道人命，自然就不会有忧愁，这正是“仁者不忧”的境界。儒家这种仁者不忧的思想，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也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由于其心胸比较宽广，可能就会化解一些不愉快的情绪，而达到“仁者不忧”的境界。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虽然主要是指有道德的人襟怀坦荡，但有时也指一种心理状态，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君子胸怀坦荡，才能够有快乐之心情，而小人则因为患得患失而心理忧愁郁闷。

第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一思想认为人的忧愁与快乐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充满着辩证性。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如果人经常遭受种种磨难而受到锻炼的话，可以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意志力。正如俗话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反，如果总是处于舒适安逸的环境，吃喝玩乐，玩物丧志，就会一事无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正如李惺所言：“能受苦是大安乐”（《药言》）。吃亏和受苦都能变成福，变成快乐，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忧乐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时逆境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正如司马迁在其《报任安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因此，我们要“乐不以忧而废，忧不以乐而忘”（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快乐时要居安思危，不要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忧愁时要看到希望，要有信心，相信未来会更好，以坚强自己的意志，这样最终忧会转化为乐。

第四，知足常乐，超然自处。

这种思想主要是由道家提出的，老子说“知足者富”（《老子》三十三章），这是说知足就是一种富有，也就是一种快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一般认为，似乎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其实，人们的欲望与节制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需要与欲望是人的本性，也是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最终动力，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和奋斗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人们的需要遵循着不断递升的规律，是永远不可穷尽的，人的欲望的满足总是相对的。人的欲望是人们奋斗的动力，同时也是痛苦的根源。为什么痛苦？就是因为欲望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这就会产生佛教所说的“贪”这一“三毒”之一。哲学家叔本华曾经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他说，人一生下来，为什么不笑而总是哭呢？这就是因为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有欲望的，而且因欲望不能满足而痛苦。正是因为欲望及其不能满足或未完全满足是产生痛苦的原因，因此，人们只有知足才会常乐，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一种很有道理的思想方法。实际上这种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可能不利于人们奋发有为，建功立业，但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心理调节原则，却是很有道理的，并为很多中国百姓所接受，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甚至构成中国国民性的一种特质。

有很多俚语名言都表现出这种知足常乐的国民性，如“安步当车，无罪当贵”，“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等我回头看，还有挑脚汉”（《增广贤文》）。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心理在历代各类人物那里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就连为人们所熟悉的豪放词人辛弃疾亦是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一生都在积极进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这是何等的豪情壮志！但是，在他的诗词中，却又有为数不少的作品透露出另外一种情调：“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水调歌头》）一方面，人们可以从这种思想中找到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等消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让人获得一种不为得失所累的旷达心态。这种旷达心态从忧乐观上来说，不正是一种化忧为乐的积极心态吗？

庄子的忧乐观更是哀乐不入于心，也就是说哀乐都不能对其平静、超然、逍遥之心造成干扰。“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面对使人哀乐之不同境遇，心情不为之移易改变，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这是一种最高德性。要做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因为“四肢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庄子·田子方》）这就是说，生死之变也像昼夜交替一样平常，那么，得失祸福之事就更不足介意了。看，这是一种多么超脱的忧乐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