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济发展范畴界定

一、经济发展的概念

（一）经济发展的基本内涵

所谓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过程，不仅仅是指国民财富在规模上的增长，还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逐步高级化，民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改善，文化水平的提高，分配的公平化，充分就业，人均寿命的延长，等等。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有三大方面：一是国民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和扩张，例如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的变化；二是社会、经济结构性转变，例如城乡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的深刻变化，并逐步走向合理化；三是社会、经济质量的改善，例如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增长注重效益性、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等。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含多重目标。这些目标并不具有天然的相容性，在有些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所有社会的发展最少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目标：

书书书第一，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它们的分配。第二，提高生活水平。除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外，还应提供更多的工作，更好的教育，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所有这些不但用来增进物质福利，还用来产生个人和国家更大程度的自尊。第三，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选择范围。这种奴役和依附不仅与其他人和民族国家有关，而且与无知和人类痛苦的力量有关。”

（二）发展观的动态考察

随着发展中国家建设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发展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发展观同样经历了不断修正和嬗变过程。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先后形成了以下四种发展观：

第一种，发展就是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曾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同看待，把财富增长速度视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基本尺度。部分发展中国家曾经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强调储蓄增长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力求国民生产总值赶上发达国家，从而忽略了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的发展。为了筹集工业化建设资金，它们有的大举借债，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有的采取了高积累政策，导致人民生活水平降低，造成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差距悬殊、政局动荡不安。经济学家将这种状况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

第二种，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同步进行。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肯定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上，更多地注意到发展过程中质的变化，认为发展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虽然这时的发展观没有考虑到后代发展空间问题，但它比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更全面和成熟，表明人们的发展观开始由单一性、片面性向多元性和全面性转变。第三种，发展要追求合理性和可持续性。20世纪70年代，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南北差距的扩大、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出现了。人们逐渐认识到，虽然经济有所增长，但是社会问题并不可能随之全部解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就业等之间的关系，甚至会因为增长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例如，有些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却出现了资源消耗过度、污染严重等问题。1972年，国际环保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人类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从而更加深化了。一方面，经济学家将收入分配、消除贫困和满足基本需求引入发展范畴之中。如果人均收入提高了，但贫富差距在扩大，就不能说经济实现了发展；如果人均收入提高了，但收入低于能够满足最低生存需求的人口数量没有减少，也不能说这个经济实现了发展。另一方面，将“人民有能力做什么和处于什么状态”引入发展范畴之中，从人的能力扩展角度审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扩大人们的选择余地，而不仅仅是增加社会财富。

第四种，发展既是以人为中心，又是社会综合发展。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引起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因为工业化造成了全球范围的生态失衡；现代化农业增加了产量，但也存在巨大风险，大量化学物质的使用，不但导致土壤肥力下降，而且化肥、农药的残留物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危害；人口增长过快对土地等自然资源构成压力，出现了严重的土地肥力和森林退化。因此，环境污染不再是发达国家独有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后劲与环境质量、自然资源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健康的环境质量能够使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布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该报告更加注重人类发展指数。与传统的发展观不同，人类发展指数超越了经济方面，在经济与道德、效率与公平、工具与目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部的关系上，力求沟通、平衡与和谐。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长期存在着经济、环境和社会不协调发展问题。经过长期探索，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将其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它包含如下要点：第一，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第二，发展是协调的，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方面相协调。第三，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资源永续利用，保证代代持续发展。第四，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本，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惠及子孙后代。

二、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增长与发展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存在区别。经济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包括增长在内的全面的经济现代化过程，特别是经济、社会结构的高级化过程。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国民经济量的动态变动过程，主要是指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商品、劳务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量增长和人均增长表示。

其次，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同时得到经济增长的支持。没有国民财富的增加，没有人均收入的增长，减少贫困人口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就会成为奢望。事实上，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有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收益在这个经济体中的全体人口中分配，不能保证贫困人口的减少；国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不一定同时也是结构转换的过程，因此，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如果由于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原因，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出现了长期的两极分化，这表明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局面。经济发展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的质量、结构和制度的根本性变化。

（二）增长及其衡量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1978至200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9.4%左右。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在经济起飞时期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率和新加坡（9.5%）相近，高于日本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较高的增长率使经济总量快速上升，1978年，GDP达到3645亿元左右；1986年，首次超过1万亿元；1995年，突破了5万亿元；2004年，达到了15.98万亿元；2005年，达到18.31万亿元。钱纳里的研究结论是，人均GDP在200至4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初始阶段；在400至15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中期阶段；在1500至3600美元之间为工业化后期阶段。按照这种划分，我国已步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消费需求看，城镇居民已从以家电消费为主进入住房、汽车、旅游、教育、保健等多个消费热点并存的阶段。这种消费具有带动面宽、持续长的特征。农村消费尚处于从温饱向家电消费的过渡期。由于农村人口众多，消费扩大对经济增长推动力较大。从外贸看，我国贸易依存度上升较快，1990年为30.0%, 2005年为63%。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从1985年的47.60亿美元，上升至2005的638.05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的大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准确地判断哪些产值属于哪个国家，变得更加困难。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数量概念时，人们多倾向使用GDP指标。GDP指标对反映经济增长的状况和程度是有意义的，但有四个缺陷：一是难以真实反映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在进行比较时，要考虑核算体系和统计口径的差异，并将不同货币单位的GDP数值按照汇率折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通常是美元。但汇率只能反映贸易品的价格，而无法反映非贸易品的价格。二是不能反映社会问题及其变化状态，例如社会保障问题，甚至还会掩盖收入分配差距等重要社会问题。三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成本，特别是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等。四是不能说明民众实际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弥补这一指标的不足，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两个新指标：一个是综合发展指标，包括16项内容，反映得比较全面；另一个是联合国开发署在每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使用的人类发展指数。

三、结构转变是发展的内涵

推动结构转换是发展的内涵和方向。“对于单个人来说，发展往往是内在的。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则是结构的变化。所以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都把结构的变迁作为发展的方向。”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城乡人口结构

尽管我国城市化尚处于初期阶段，但城乡人口结构已有所变动。我国人口密度较高，但空间结构不合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口集中分布于东南地区。爱辉—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人口的空间分布。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东南部人口仍占总人口的94.2%。沿海地带人口过于稠密，经济活动人口多，是劳动力供过于求和就业矛盾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城乡人口结构不合理，城市化程度低。城市化是指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不仅如此，在此进程中，城市功能要得以全面提升，成为市场、信息、服务、文化教育中心，还要关注其经济能量的聚集度和对区域的辐射能力。1949年，全国人口5.42亿人，其中，农村人口4.84亿人，占89.39%；城市人口5800万人，占10.61%。2005年，全国人口13.08亿人，其中，农村人口7.45亿人，占57.01%；城市人口5.62亿人，占42.99%。20世纪，国民的主体仍居住在农村，原因颇为复杂，包括国家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这种状况抑制了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然而，特大城市发展快，中小城市发展慢；沿海城市发展快，内陆城市发展慢等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城市化起步晚并滞后于工业化，是导致城乡人口及劳动力结构失衡的原因之一，并使得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都要面对较为严重的就业问题。

有学者认为，我国城市化可分为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两大部分。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二元的城市化结构，即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并行。“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县域范围内的城镇的集中过程”，其“着眼点是镇人口在非都市人口中的比重”。即使存在这种现象，也是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并非城市化的规律。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劳动力、农村人口究竟是向城市转移，还是向集镇转移；究竟是向大城市转移，还是向中小城市转移；究竟是向县域城镇转移，还是向县域外城镇转移，完全是由各地各类城镇市场状况和劳动者自身状况决定的，特别是市场的就业机会、劳动报酬高低、投资环境好坏等客观因素。农村城镇化要求农村人口只向县域范围内的城镇集中或只向镇转移，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是很难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城乡人口结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工人和农民数量均减少的地区，例如北京和上海。北京和上海是我国最大的两个城市，改革开放前，城市发展不适当地强调了建设生产性城市的思路，城市第三产业滞后。改革开放后，京沪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工业企业外迁，同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下岗问题，工人数量减少。因为农村城镇化和土地征用等原因，这两个城市郊区的农民大幅度减少。另一类地区是工人数量增加，农民数量减少，如广东和浙江。这两个省份是东南沿海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增长迅速，使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工人或者从事第三产业，导致工人数量增加，农民数量减少。在这两个地区，新增加的工人主体是外来人口。

（二）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主要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即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它和就业结构关系密切。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产业结构是就业结构的决定因素，它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是指社会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数量和比例。目前，国际通行的方法是，以劳动力在三大产业间的分配比例及其变动表示就业结构的状况与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动。就业结构理论中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从上升到稳定，再趋于下降；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提高。其二，产业结构是就业容量的直接影响因素。由于各产业部门的有机构成不同，同量的资金在不同产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也不同，如轻工业、商业、服务业吸收的劳动力多于重工业。因此，产业结构状况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容量。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化较大，1991至2005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24.3%下降至12.6%，第二产业从41.8%上升至47.5%，第三产业从37.1%上升至42.0%。仅仅就此而论，我国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如果从就业结构看，1991至2005年，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59.7%下降至44.8%，第二产业从21.4%上升至23.8%，第三产业从18.9%上升至31.4%。在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和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会使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增长，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库存影响大，其比重过高会增加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不稳定性。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偏低，既影响了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又制约着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使扩大内需的目标难以实现。可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合理化以及根本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为此，一是要不断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能力，大力发展国产知名品牌，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二是积极引进外资发展服务业，逐渐改变服务业比重偏低的状况。

（三）社会阶层结构

20世纪50年代，我国通过采取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措施，形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民阶级分化了，工人阶级也变化了，并产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经理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一个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之中。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研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标准逐渐被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使得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尽管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进行，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该课题组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依据它们在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割中处于不同位置以及资源占有状况，十大社会阶层及其构成比例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0%；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占4.8%。社会阶层结构状况是与一定的经济发展及经济结构相联系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一般都会导致就业空间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社会流动的规模、速度、机会甚至路径。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相比，建立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基础上的现代经济结构复杂得多，并将遵循其规律不断演变，从而推动就业空间不断扩大，促使职业结构日益多样化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新职业不断涌现，增加各社会阶层流动与就业的空间。总之，社会阶层结构尚处于变动中，其趋势是克服先赋性的社会流动机制对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向上流动的积极性的限制。

（四）收入分配结构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有所扩大。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16，这在全世界是最低的，国民收入处于“贫均”状态。此后，我国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收入分化开始出现。由于政府长期执行城乡分割政策，造成城乡基尼系数各异。从城乡收入及工资增长看，城市具有较强的拉力。1986至1993年，城乡间的基尼系数从2.60倍扩大到3.27倍。将城市和农村共同统计，基尼系数1979年为0.31，2005年约为0.46左右。通过收入分配差距的五等分方法发现，城镇居民收入分化较严重，农村收入差距更大，农村贫富差距程度超过了城市，特别是东南部富裕地区的农民与西北、西南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城乡居民收入分化更严重。从功能分配角度看，城乡居民除了职业收入外，财产性收入明显增加，其形式主要有利息、红利、租金等。据统计，1978年，城乡个人利息收入仅有6亿元，1995年达到3000亿元，占整个个人收入的比重从0.3%上升至7.9%。特别是高收入者财产性收入更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为中等不平等的国家。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损害较大。从政治经济机制角度看，税前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导致政府对资源的再分配和政策的再调整，或者富人为阻止政府再分配而进行院外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浪费经济资源的活动，使经济信号发生扭曲，投资减少，最终损害经济增长。从社会冲突机制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将导致穷人犯罪、暴乱等破坏性活动，同时，富人需要耗费资源保护财产，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安定，影响投资和经济增长。从市场需求看，需求结构取决于收入分配并最终影响工业化。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将通过影响企业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富人对工艺品和进口奢侈品的大量需求，抑制了国内制造业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损害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国民。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具体表现为：首先，产业结构不合理，即农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从而影响城乡就业扩张。其次，工业增长方式粗放，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创新能力较差。换言之，发展的质量并不高。再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结构格局没有改变。其主要表现为：工业经济持续增长与农业生产下滑形成反差；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发展滞后极不协调；经济快速增长与农民增收困难长期并存。简言之，“三农”问题十分突出。最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前，国家执行区域发展均衡化政策，政府对内地基本建设投资明显高于沿海，从而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改革开放后，各地经济增长率均高于改革开放前，但由于政策因素，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突出。这关系到发展的质量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四、质量改善是发展的目标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考虑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能反映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平。但是，单纯使用这一指标也有局限性，它不能表示产品和劳务的构成，收入分配状况，国家的总体实力，以及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诸多问题，如消除贫苦、扫除文盲、减少疾病、延长寿命、增加社会安全感等。因此，人们更加倾向于使用多个具体指标所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如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良好、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注重效益性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旨在测量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状态的程度，以此取代单纯依靠收入指标衡量发展与福利水平的方法。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世界各国或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统一尺度。它由三组指标组成：一是平均预期寿命；二是成人识字率（后来增加了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三个指标换算成指数后，计算算术平均值，即为人类发展指数。按照上述指标计算，1991年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中，人类发展指数值在0.8—1之间者有日本、加拿大等53个国家；指标居中，在0.5—0.799之间者有44个国家；指标较低，在0.001—0.499之间者有63个国家。我国的数值是0.614，处于中等水平。这一指标正在不断完善之中。

目前，我国有的研究机构提出了衡量发展质量的新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指数、人文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从不同角度反映发展的和谐程度。经济发展指数是首要的、基础性的指数。人文发展指数既突出城市的人文素质，也重视市民公德意识、公德行为。社会进步指数要求城市和谐发展首先要保证城市公民能享受公平公正的待遇；其次要能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最后要求城市既能做好日常的社会管理，又要具有抗风险能力。生态文明指数要求城市加强环境治理，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必须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实现和谐发展。

关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即发展的质量问题，人类已有了沉痛的教训。拉美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慢，无力支撑社会发展，将精力放在加快经济增长上，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加剧，同时，经济波动还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而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较快，相应带动了社会发展，掩盖了社会问题和矛盾，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比较突出。大量研究表明，不少东亚国家的科教落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盛行等问题比较严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这些问题对东亚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于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颇多，笔者在此选择四项与就业紧密联系的指标加以论述。

（一）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

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空间，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环境中的各种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品。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环境，而环境反过来又制约着经济发展。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增加。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了环境质量先恶化，再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好转的过程，因为富裕的消费者对环境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进步使企业得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政府在公众的压力下实施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环境的改善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环境被破坏的基础之上的。例如，有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森林，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木材等。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它们未来无法将环境问题转嫁出去，而且环境破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逆转，因此不能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割裂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保护环境质量。

（二）经济增长的效益问题

我国经济规模在扩大，但增长效益并不理想。一是经济增长的高消耗，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资源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这种增长更接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边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消耗资源实现的，已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二是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递减，发展成本上升。这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矛盾。从经济发展看，低工资优势已开始转化。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在国际上仍比较低廉，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东盟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提高，劳动力成本比我国更有竞争力。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随着收入和福利的增加，在比较优势递减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成本会上升，其中占较大比重的是就业的工资水平提高。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

这是增加就业和减少结构性失业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概念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说明人口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展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要素构成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舒尔茨指出，脱贫的关键性因素不是能源和耕地，而是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知识进步。人力资本包括四个内容：人的知识、技能、经验等；就业总人数和劳动力市场总工时；人力投资包括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支出，劳动力转移支出等；人力投资是有收益的。对于就业者而言，其收益是个人收入的提高；对国家来说，人力资本投资对资本营运效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都有贡献。然而，我国人力投资不足，教育重复建设，院系叠床架屋，学术低水平重复及泡沫现象严重，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限制了就业扩张，原因在于，现行的评价机制出现了问题。这些都是低质量发展的表现。

（四）人均预期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均预期寿命已大大延长。1949年，人均预期寿命仅有40岁；到1975年，上升至65岁；2000年，人均预期寿命在71.4岁，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人均寿命延长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发展问题，即人口老龄化。为了规范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二是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前者通常用于发达国家，后者通常用于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一标准，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并且步伐将逐步加快。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发生的，而我国人口老龄化是控制人口的结果。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于经济发展，这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较大，必将在劳动力资源、劳动就业、劳动生产率、消费品构成等方面影响经济的运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社会总抚养比上升，劳动人口相对减少，社会投资量下降，限制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就业扩张。

综上所述，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大多数人物质生活质量的改善，或者是以大多数人的精神奴役导致大多数人生命质量总效用的下降为代价，那么就不能说是获得了成功的经济发展。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国家要在坚持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加大对社会发展的带动和支撑作用，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促进就业增加和分配公平，不断解决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