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考察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动态考察

（一）计划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弊端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主要是为了完成政府计划，而不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在这种体制下，往往是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益，重投入、轻产出，要素的使用效率被极大地降低，而反过来又增加要素的投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粗放型增长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要素和产品由政府统一调配，企业完全丧失经营自主权。“一五”伊始，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率，并以较快的速度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下，“一五”基本建设总投资中，农业占7.1%，轻工业占6.4%，重工业占36.1%，重工业主要依赖资本、技术要素投入。由于轻工业发展和资金积累不足，跨阶段发展重工业必然要靠大力压低农产品价格，转移农业资本，以实现工业积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较为困难。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不良后果：其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造成伤害。政府将有限的资金优先集中投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以加速其现代化，致使制造业结构偏重，服务业发展滞后，而农业和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无法得到充裕资金，农村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机遇，因而难以拓展就业机会。重工业是国有企业，效率低，自身积累少，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尚不能满足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需求，更谈不上吸纳农民就业。其二，为了确保这个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分割及其就业制度得以强化，全社会以就业结构衡量的工业化程度低。其三，经济增长质量差。由于单纯追求总产值增长率，实施粗放型扩大再生产，放弃对经济效率和效益的追求，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以及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递减。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颇为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形资本过度深化，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的盈利程度必然下降。第二，对外国投资企业大量减免税收，以降低土地、基础设施、能源价格提供变相补贴，扭曲了有形资本的资源配置。第三，资本价格大大低于劳动价格，鼓励厂商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多投有形资本、少投人力资本。第四，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部门拥有大量的资源租金，过度开发，降低了使用资源的效率。第五，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降低了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的作用。第六，过高的治理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抵消了利用三大资本的效率和效益，不是创造新增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从而减少了经济增长。

（二）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

改革开放后，计划价格体制和资源配置体制逐步解体，生产要素随着利益导向流动机制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所导入的国际市场信息和发展空间，使要素评价纳入国际市场。面对经济增长中的高消耗，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此方针指导下，经济增长方式有所改变。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它利用农村资金与农民结合，产生了具有明显增长效果的工业增长方式。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经济体系，直接推动了工业增长方式及结构的转变。国家建立了与消费需求相适应的消费类电子产品生产体系和家用电器产品生产体系，并使传统产品技术迅速提高。

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严重，从而促使政府探究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再度成为热门课题。中央提出，关键是实行两个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和基础，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又是经济体制转变的任务和目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体制改革成果难以巩固。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增长方式转变奠定了体制条件，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所进展。在此阶段，经济快速发展，“十五”期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5%。2005年，人均GDP已达到1.4万元。同时，经济增长质量比以前有所改善。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有：一是投资增速拉动了增长；二是外贸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在投资方面，1998至2005年，国家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调动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城镇化战略，启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上万个项目，投资总规模达近五万亿元。这些投资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至2%。此外，外资约占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10%。在外贸方面，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1.69万亿元人民币。

此外，工业内部结构失调值得注意。重工业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其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60.2%提高到2004年的67.6%。但是，粗放型的重工业增长方式正日益受到资源总量的限制。同时，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都迅速增长，许多重要资源的需求和国内供给的缺口日益增大，国内工业万元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十倍。要按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投资结构，首先要建立产业、金融、土地等综合应用的调控体系，其次要引导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逐步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考察

（一）追求规模扩张

将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涵扩大再生产，因此用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指标表示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从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看，基本建设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更新改造投资比重较小。改革开放前，基本建设投资所占比重年均为81.3%，更新改造投资比重为18.7%；改革开放后至1993年，前者达60.2%，后者达29.3%。但从整体上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大部分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用于更新改造投资的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71至1978年为77%，其中，机器设备更新占81%。事实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200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而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五成，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因此，粗放型经济增长表现为外延扩大再生产。

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投资具有资本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环境破坏严重等粗放型发展特征。企业盲目追求低水平产量扩张，特别是中小钢铁企业投资与产能增长过快。据统计，2003年，地方中小钢铁企业产量增幅约为98%，远高于全国21%的平均增幅水平。一些已淘汰的小钢铁工厂又恢复投资与生产，一些不具备条件的企业、生产不合格的产品进入市场。钢铁投资及产能的过快增长，直接带动焦炭、废钢等原料大幅涨价，也造成一些地区电力紧张、资源短缺。

规模扩张的标志是开发区建设。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已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3837家，平均每个省有一百多家。而在这些开发区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仅占6%。开发区建设的突出问题在于：第一，规划面积大，点多分散，投入资金不足，招商引资困难，导致开发区建设停滞，省级以下开发区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第二，违规圈占土地，强行征用农民集体土地，农民利益受到侵害。这种开发区建设泛滥导致大量土地资源浪费，国家和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二）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

资源禀赋结构、人均资源拥有量、人口发展态势、技术应用水平等，决定了我国难以攀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我国经济尚未摆脱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我国必须建设低投入、高产出，可持续的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才能避免失业激增、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从资本投入看，如果资本的投资增长率超过技术进步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就会下降。近几年来，投资增长率超过了技术进步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明显下降，但投资仍在高速增长。1999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9855亿元，2005年上升至88774亿元。这对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的拉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超过其他所有要素的综合，达到53.3%。投资增速过猛、规模偏大，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加剧了煤、电、油、运供求关系紧张的矛盾，影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加剧了通货膨胀，增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用大量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是增长中的突出问题。投资增长最快的是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产业，而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如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第三产业以及农业等，明显投入不足。同时，国家资源量将难以支撑这种发展。我国人均占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处于低水平；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主要金属矿产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6。2003年，我国GDP只占世界的4%，而资源消耗所占的比重却较大，其中，石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耗分别占世界的7.4%、31%、30%、21%、25%、40%。同年，我国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4至0.5，而发达国家为0.7至0.8；水重复利用率为50%，而发达国家已达85%。另外，交通和建筑部门对能源的需求已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其增长占到全部能源消费的35%，在2020年还将上升到57%至75%。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10%至20%，而我国却为40%至45%，上述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至2亿元，而我国则需要投资5亿元，可见，投资效率太低。

（三）破坏生态系统

在资源问题日益突出的同时，我国还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均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没有减缓的势头，二氧化硫、烟尘、工业粉尘排放量年增长达10%以上，工业和生活污染大，经济运行成本高。掠夺式资源开发是造成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直接原因。过去，甚至现在，在很多地方，小染料、小制革、小电镀以及土法炼焦、炼硫、小农药、选金等15类小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环境恶化还表现为：其一，森林和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其二，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其三，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不容乐观。生态环境形势如此严峻，主要是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传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转变。同时，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管护的思想仍普遍存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依然严重，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压力。因而，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的现象经常发生，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仍很突出。

（四）以经济频繁波动为特征

经济波动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交替出现的现象。一次扩张和收缩过程构成经济波动中的周期。1956至1978年，我国经济出现了六次波动，增长最高的和最低的年份，负增长的年份，都出现在这个时期。1960、1961、1962、1967、1968、1976年六年均属负增长。各个周期的波幅很大，分别达到17.5%、46.7%、30.5%、5.4%、7.2%、14.4%；各周期内平均增长率，即波位分别是13.3%、3.9%、7.2%、6.1%、4.7%、5.6%，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较大。这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波动的剧烈。可见，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短，波动幅度大，波位低。1979年后，包括1978—1984年、1984—1987年、1987—1992年三个完整的周期，都是增长周期，没有出现负增长率，波幅分别是7.6%、2.8%、10.4%，平均增长率，即波位分别是9.3%、11.3%、8.72%，各个周期的波位相差不大。可见，这一时期经济波动的状况是：波动周期长，波动幅度小，波位高。

1953至1993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开放以前为6.0%，以后达到了9.3%。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如果以此作为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是高速发展。在实物增长方面，1993年相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1980至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是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粗放型增长以高速度为特征。

粗放度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开放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开放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因素之一。

（五）居民消费低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得到快速提高。改革开放前，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2.2%，主要食品中的粮食、食用油人均消费量不仅没有上升，而且有所下降，家禽的人均消费量基本上没有变化；改革开放后的15年内，居民消费水平增长了7.0%，除了人均粮食消费量受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低的影响而增长较慢外，其他主要食品都增长得非常快，少则翻一番，多则超过了两番。这说明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越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缓慢。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而过度积累必然影响居民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近年来，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50%以上，降至2004年的41.9%，其背后存在着较大的结构性失衡。同时，这与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有关。市场不景气，以及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市场化改革政策相继出台，使人们普遍感到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储蓄，以防范未来风险。再加上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无力带动消费增长，高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客观上加剧了消费不足。

（六）经济结构不协调

经济结构不协调状态下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经济结构不协调问题突出，会制约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益。就农业而论，农业基础薄弱，“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限制农村市场的开拓，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就工业而论，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然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工业技术装备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产业的竞争力就差，增长的代价就大。就服务业而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5年只有39.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高效的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分工和技术创新，从而影响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

总之，经济粗放型增长的成因是复杂的：一是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矛盾，技术瓶颈阻塞了资金投向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二是市场需求拉动等因素，比如一些新建钢铁企业9个月就能收回投资成本；三是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中始终以产值为主要指标，而不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每届新政府上任之后，往往选择那些急功近利的建设项目，甚至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通过批租土地寻求建设资金，并以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而忽视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的政绩观导致部分行业投资的过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