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与生存

看是人生存的基本形态之一。

人与他的文化和世界的关联，相当程度上是通过视觉和观看来联结的。因此，眼睛是人通向世界的桥梁，视线与视像的关系就是人的生存关系。显然，视觉在主体诸多机能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视觉是人了解世界的主要通道，我们所认知的绝大多数信息是通过视觉获得的。黑格尔从哲学上指出，在人的所有感官中，唯有视觉和听觉是“认识性的感官”。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确证了这个看法，因为唯有视觉和听觉是“远距感官”，可以超越认识对象空间上的距离来加以把握。这些看法历史地形成了视觉在人类各种感官中占有优越性的看法。德国哲学家威尔什认为，视觉与听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是由于两者的一系列差异造成的。首先，视觉是持续的，所见之物是现存的；与此相反，听觉则是消失的，任何听觉符号都随着声音的消失而失去。惟其如此，视觉才与认知和科学相关，而听觉则更多地与信仰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其次，视觉是远距性的感官，可在一定距离之外把握对象；听觉并非要缩小距离，而是要适应距离。所以，视觉是间离性的感官，而听觉是融合性的感官。视觉可以反复审视和质询对象，听觉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再次，视觉是个体性的感官，而听觉则是社会性的感官；看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而听总是把闻者与言者联系在一起。视觉所以僭越听觉转而成为我们文化的“主因”，在威尔什看来，主要是和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美学转向”密切相关。

从中国古典哲学来说，视觉及其意象是一个讨论极多同时也争议颇多的问题。言、象、意的关系一直是古典哲学的经典命题。关于这一命题，我以为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言、象、意的关系通常强调以意为本，“得意而忘言”（庄子）；更进一步，三者的关系，象比言更接近意或更完满地表达意。王弼的经典论述是：“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从这段论述来看，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象显然比言更接近于意。第二，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认为，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所以中国传统绘画历来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因为道家哲学把象视为“道”的体现。“道”是无形的、无规定性的，而象则是有形的、有限的。宗炳讲“澄怀味象”、“澄怀观道”。审美观照不能被孤立的象所局限，而应该突破象，应该“取之象外”。所以唐代美学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命题。就中国传统美学而言，象也好，言也好，都不过是“道”之有限的外在形式，是意的表达，根本的乃是“道”，是内在的意。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象比言更胜一筹，但它仍是次要的、派生的。

从西方文化的发展来看，视觉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依据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从发生学上说，西方文化并不是一种视觉文化，只是到了希腊时期，视觉的重要性才被强调。赫拉克利特说过：“眼睛是比耳朵更精确的证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意味深长地说到“洞穴”的寓言，将黑暗和光明作对比，解释了西方人渴望追求光明的理性过程。所以在希腊语中，“我知道”就是“我看见”。据有些哲学家考证，英文中“理论”（theory）一词是从希腊语动词“看”（theatai）派生而来，这个动词又是名词“剧场”（theatre）的词根，戏剧本义是观看，理论也是观察。在这个意义上看，思考就是看，就是观察，这就是理性。

无疑，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视觉的丰富隐喻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光明、慧眼、见识、灵见、想见、盲视、千里眼、火眼金睛、阴影、镜子、再现……不胜枚举。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所谓真理就是“去蔽”，就是使存在自身显现出来或被开启出来，也就是被看见。可以肯定，远在发明语言文字之前，人类早就熟练地运用视觉来把握世界了。根据伯格的看法，人类所以要发明图像，一个基本的动机就在于“形象最初被制作出来是为了以魔法召唤不再场的事物的出现。形象可以使它所表现的事物长久地存在，这一点渐渐变得显而易见了；后来，形象揭示了某物或某人是如何被看到和观看的——于是，这就意味着某个主体曾经如何被其他人观看。再后来，形象制作者的特殊视觉也被认为是记录的一部分。形象成为X如何看Y的记录”。伯格这里分析了形象在人类文化中的几个发展阶段：最初是用于巫术目的，替代不在场的事物，或是使不在场的事物重现；后来人们发现形象可以使所表征的事物长久存在，从最初的巫术功能向长久呈现某个形象发展，形象的表征功能得到了确立。但值得注意的是，形象原本是从对象的朴素模仿中发展起来，也可能是对一些尚不存在的原始宗教想象物的表征（如抽象的原始图腾等）。通过形象，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以一种图像或图形的方式长存，因此，图像或图形不但表征了某个事物，而且使之呈现并长久地存在。再往后发展，形象不仅是记录了物象，而且记录了特定时期人们如何看它或如何被人们看。人类文化所创造的形象或图像的历史，也就是人类视觉及其观念发展的历史。

眼睛作为造化的产物，天生是用来观看的。但人的视觉不仅意味着看见，而且包含了对所见之物的理解，还包含了对看的行为本身的理解。尽管看和看到乃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个中并无深奥玄理。然则，在纷繁的人类社会中，在特定情境迥异的文化中，看、想看什么和看到什么均不是一个自然行为，而是有着复杂内容的社会行为。举美学上的例子来说，画家看自然，传统的模仿论和镜子说主张，画家不过是看到什么画什么。但问题决非如此简单！王尔德（Oscar Wilde）直言：

事物存在是因为我们看见它们，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如何看见它，这是依影响我们的艺术而决定的。看一样东西和看见一样东西是非常不同的。人们在看见一事物的美以前是看不见这事物的。然后，只有在这时候，这事物方始存在。〔〕

晚近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画家的观看不是一个机械记录的被动过程。王尔德这段看似简单的表述中蕴涵了极其深刻的哲理：人的眼睛总是积极主动地寻找想要观看的对象。更进一步，我们的文化总是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看的行为和所见的事物。所以，在人类各民族的文化史上，各种描绘或凸现眼睛重要性的雕塑或绘画层出不穷。它们高度地象征了眼睛在人的生存中不可替代的功能。玛雅人的眼睛雕像作为一种图腾符号，凝视着这个世界，仿佛要把整个世界尽收眼底。三星堆的纵目面具雕像，将眼睛夸张地突显出来，真有点像是今天的望远镜，捕捉着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而马格利特的《眨眼》，则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眼睛描绘成一面镜子。我们常说心灵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可是心灵这面镜子首先要通过眼睛这面镜子加以反射，否则，心灵什么也看不见。诚然，眼睛是现实的镜子，这还只是我们从这幅奇特的超现实主义画作读出的表层意思。其实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眼睛并不只是一面被动地反射世间物象的镜子，毋宁说，它是一个神奇的官能，向探照灯一样照亮了我们面前的世界和我们所见的事物。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相传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有一次和友人游南镇，一人指着山间的花树问道：“此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是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人不去观照它时，花虽在山里，却是默默无闻而又黯然失色，花开花落，自生自灭，并不是我们欣赏的对象。反之，当人把欣赏的目光投向花朵，那花仿佛在瞬间向人敞开，变得明亮鲜艳起来。这说明，眼睛和目光在这里具有发现和创造的作用。正是通过主体的眼睛，原本在山间寂落的小花，在目光的发现中明亮夺目起来。这也许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开启”或“澄明”的过程。无独有偶，法国哲学家萨特也有过相似的描述：

人是万物借以显示自己的手段；由于我们存在于世界上，于是便产生了复杂的关系，是我们使这一棵树与这一角天空发生关联；多亏我们，这棵灭寂了几千年的星，这一弯新月和这条阴沉的河流得以在一个统一的风景中显示出来……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了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

萨特这里指出了主体视觉的“见证”作用，“失去了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所以在上引这段话后面，萨特接着指出：“大地将停留在麻痹状态中直到有另一个意识来唤醒它。”而眼睛正是唤醒那些处在“麻痹状态”或“默默无闻”状态之中的那些事物的“另一个意识”。

看来，人之观看这一视觉行为的背后，隐含着许许多多复杂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和机制。这恰恰是我们要进一步加以考量的问题。